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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诗是我一生的生活方式

作者:jnscsh   时间:2021-08-04 08:53:14   浏览次数:

工作,伐木,造林。年纪大一些后就当车站的站长。后来从事劳工运动,在林务局的工会工作,当常务监事,我是真实地当,为劳工利益去起诉,去做工作。最后我在省总工会当储运组长。退休后从事文史研究工作。你看这是我写的有关台车的历史的文章。工作给我一个很大启示,我的诗大多与大山和森林有关。

王觅:您祖籍浙江余姚,1930年10月出生于上海市。大陆的生活给您的创作带来了什么影响?

麦穗:我是在上海出生,在上海长大的,我十九岁到台湾。我跟那批老诗人稍微不一样的是,我不是当兵过来的。我没有当过兵,我来的时候,在山上工作,就是自己一个人奋斗。今天台湾的老诗人大多是跟着部队过来的,稍有点文字基础的,都有机会受到政府的一些培养,保送到军校或师范学校。大陆的生活确实给我的创作带来了影响。我在英租界和法租界住过,亲眼看到日本人进租界。日本人来了,把中国人都麻醉掉了。那时候,我在上海,看到很多这种情况,我们家附近马路上都是妓女,一到晚上,都拉客人。还有赌场,还有鸦片,抽鸦片的很多。我父亲就抽鸦片,他也好赌。生意人都要会这些。那时候我很小,父亲很喜欢我,都带着我去。所以我到了台湾以后,赌、酒、烟,我都不来,最坏的就是赌,被人家放毒一样的啊。到台湾以后,我就是自己一个人,就这样努力工作。

王觅:您曾做过公司练习生、店员、送货员等。这种经历对您的新诗写作有何影响?是否让您更重视诗的现实性,您更愿意写真情实感?

麦穗:对。我曾经在上海外滩一家公司当过一阵子练习生。它是做日本生意的,抗战胜利后就完了,我就离开了。离开后我回到家乡一段时间,再到上海。我父亲逃难到乡下,去赶集的路上碰到日本兵,看他穿着衣服不像乡下人,就把他带走了,就没有回来了。我再到上海的时候,父亲已过世了,我大舅舅在上海,在他的介绍下,我就到商店里给人家送货。这段经历在我的人生经历上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它会刺激我向上。我很早就失学了,我很羡慕人家有机会读书。我自己拼命地去用功,去看书,去写东西。我书看了很多,人家都叫我书呆子。我到哪里都带了书,在公车上都在看书。口袋里都有一本子,看到什么,就记下来,想到什么诗句,有什么灵感,就记下来。我常想,为什么人家都那么幸福,有书读?为什么我才十八九岁,就要去出卖劳力,去做工?我的写作与世事确实有关系。

王觅:请谈谈您接受的诗歌教育的经历?主要受到了哪些诗人和诗论家的影响?

麦穗:我来台湾很偶然。我有个亲戚是南京中央大学农艺系学生,跟他的老师到台湾来,我就跟他来了。当时我对台湾一点概念都没有,只是在小学的时候,念过课本里面有一句话叫:“台湾糖甜津津,吃在嘴里痛在心。”后来就回不去了,只能一代代地思念了。当初为什么写诗呢?就是因为思亲和思乡。我很早就写日记,到现在都没有断过。我的日记本有六七十本,一年一本,你可以看到的,就在我桌上。想家,想亲人的时候,就会有忧伤,就会写。有一天看到冰心的一本书,冰心的诗也很容易懂啦。觉得这种写法很好,就模仿着写。

后来遇到夏青,他是蓝星诗社的创办人,比我早一年到台湾。他是浙江大学农学院的,常常到我们茶场来出差,住在我们的招待所里。他发现我对诗有兴趣,就有意识地引导我。1954年,纪弦、钟鼎文和葛贤宁三个人,在《自立晚报》开辟了一个副刊,叫《新诗周刊》,每周一版。夏青每个礼拜都会买来看,看完以后就把它寄到山上来给我。还写几句评论,说这首诗好,那首诗怎么样,我看了有什么心得,也要回他,逼着我学习写诗。夏青应该是我的启蒙老师,当初就是他把我带进诗的领域。我才对诗有认识,我写,他给我修改、批复。后来台北市内有一个中华文艺函授学校,里面分着什么公文班、诗歌班、小说班……我就去报名参加函授班,函授班的老师是覃子豪。我是第一期的学员,向明和痖弦也是第一期的学员。我在覃子豪老师的指导下,写诗更有进步了。他每个礼拜寄一大堆讲义来,让我们自己看,看好了以后,要求你要写几首诗。在函授学校毕业了,跟覃子豪老师也认识了,经常有聊。我跟纪弦先生,因为《新诗周刊》的关系,我投稿了,《新诗周刊》里经常有我的诗发表出来,我跟纪弦老师也比较熟了。纪弦的活动能力很强,台北有什么诗的活动,他都会用明信片通知我参加。有一次在诗人节上,我认识了秦松。他是师范学校美术系的,搞木刻,但是喜欢写诗,他也不是当兵来的,是跟他爸爸来的,他爸爸是政文农校的老师。那天诗人节,秦松和我先到,年龄差不多,两个人就聊起来,回去后经常联系。我是搞森林,砍木材的,我每次去看他,都去选一些边皮板子,带去给他。他把它刨平了,就在上面刻木刻。那时候,台湾没有现在这样多的诗刊,只有《新诗周刊》,还是在晚报上面的,其他的都是些文艺刊物,用诗来补白的。比如说,有一篇文章后面有个空白,一首诗,把它补进去,叫补白的。所以说诗是最可怜的,叫补白的。一次,我们几个诗友在一起聊天,聊着聊着,就说干脆我们自己搞诗刊好了。那时候,物资很缺乏,我们财力也不够,不可能叫印刷厂铅印。秦松教美术的学校和我工作的公司都有钢板,那时候是钢板油印,大家轮流。我们大概有八九个人吧,主要有秦松和吴望尧,一起轮流,一个人编一期,编的时候要刻钢板,要油印出来。所以很好玩呢。大家搞好了以后,就在台北市中山堂旁边的咖啡馆聚会。明天诗社和《明天诗讯》诗月刊就是这样产生的。

我有一段时间没有写诗,大概有七八年吧。结婚了,有孩子,生活压力大,诗没有什么稿费,我就写散文,写些掌故,因为大陆来的人里面,写这种东西的人不多。台湾人很喜欢看,因为他不懂。我每日在《中央日报》写一篇短文,如绅士为什么叫绅士,露马脚为什么叫露马脚。孩子大了以后,我又开始写诗,在《秋水诗刊》发表了很多诗。我喜欢写森林,出版过一本诗集叫《山歌》。里面都是关于山、林、树的诗。我还写了一本有关少数民族的诗集,叫《太阳之歌》。最近我在写有关时间的诗。

王觅:您曾加盟纪弦创办的“现代派”。请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对您的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麦穗:他成立的时候,我也去参加了。但是,其实讲起“现代派”,像我们这批人就是捧他的场而已。“现代派”真正的成员是纪弦、夏宇。他确实有一群人,像郑愁予。我们这些人等于是外围的,不是正式的。共一百多个人参加,核心人士只有几个。其实,到后来看一看,“现代派”也没有搞出什么名堂来。《现代诗》就是因为纪弦在大陆出过现代诗的诗刊,到台湾以后,《新诗周刊》停了,他自己就搞了《现代诗》。出《现代诗》前,他出了一本《诗志》,只出了一期,就没有了。《现代诗》在那很吃香。因为台湾没有诗刊,就它一个。后来才有《创世纪》,才有《笠》诗刊,是几年以后的事。他的《现代诗》确实搞得轰轰烈烈的。

王觅:请您谈谈纪弦给您留下的印象。

麦穗: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纪弦很名士派,抽烟斗。我们见面时,喜欢跑到路边摊去喝酒。他很随和,个子高高的,他自己讲我是槟榔树。他真像台湾的槟榔树,高高的。他对我们都很关照。我们建议他把秦松的画发表在《现代诗》上,他马上就在封底、封面用秦松的木刻。在他手上提拔起来的诗人真不少,像罗门、蓉子,都是从《现代诗》里走出来的。我开始写诗的时候,没到函校认识覃子豪前,我都是跟随他,从《新诗周刊》,一直到《现代诗》,我都在上面发表诗,也经常跟他一起参加活动。我参加什么新诗学会,参加什么文艺学会,都是他介绍的。他对诗很投入,而且甘愿牺牲自己。他到台湾来的时候,带了妻子、孩子和母亲。刚开始没有工作,后来到成功中学,有一个他的老友介绍他进去,是代课老师,不是正式的,后来才成正式的。他本来是学美术的,但是教的是古文。学校在济南路配给他一个宿舍,小小的,七八个人挤在一起。他诗很好,人也很好。

王觅:请谈谈您的新诗创作经历,尤其是代表作的情况。

麦穗:从1952年2月发表第一首诗到现在,我写诗六十多年了。严格讲起来,我没有什么代表作,也没有自己特别喜欢的\特别写得好的东西。当然也有一两首诗自己满意。我写过一首,叫《琵琶独奏》,我比较满意。

王觅:我也喜欢您的这首《琵琶独奏》:“闭目/趺坐于历千载古律之巅//抱一怀旧山河/水滴自岩页间渗落/泊泊如蓓蕾爆裂//弦/垂成一匹悬瀑/激溅成奔雨驰骋//双臂抱成一条蛟龙/随激流翻腾出峡谷/落叶披身鳞光闪闪//潈成淼淼大汉/缓缓地淌向浩瀚平阳/飘雪羽羽,溶冰索索//凝坐成一尊佛/十指搯出天韵/弹指间/无以数计的时序更替//锵然一声/睁眼/此音险成绝响。”您能谈谈创作经过吗?

麦穗:这首诗写得太久了,我都记不得了。我喜欢写山林,写溪流,写木瓜,写山,写野兽,如石虎、云豹等。这些东西,人家都可能不了解,比如说山猪。我还喜欢写原著民的,少数民族的东西。这些都是比较特殊的,是其他诗人写不了的。

王觅:您曾主编《劳工世界》月刊,担任《现代文艺》编委、《诗歌艺术》半年刊主编、《秋水诗刊》编委、《林友月刊》主编。任过新诗学会常务理事长、诗歌艺术学会创会副理事长等。这些诗歌活动对您的创作有何影响?

麦穗:我是诗歌艺术学会常务副理事长,新诗学会常务理事长,现在是常务理事,是文艺协会的副秘长。《林友月刊》是我们林务局里面的员工刊物,是专门报道我们员工活动,以及一般的知识,尤其是有关林业的知识的内部刊物。《劳工世界》是一个立法委员,劳工立法委员创办的,他是我的好朋友,他也爱写诗,他叫我主编。我在里面写个专栏叫“黑手手记”,它是个月刊,每个月初印出,是个大型的刊物。《林业月刊》是小型刊物。我只是《现代文艺》的编委而已,那是很早的事,是1957年。主要是主编负责,编委有的时候是给他帮忙,看看稿,有时候开个会。《诗歌艺术》是诗歌艺术学会的会刊,现在没有了,现在换了几个理事长,就不见了,主要是报道学会里面的情况,以及会员的动态。我帮助《秋水》的时间比较久,我给它看稿。大陆刚开放的时候,大陆的稿子,哗地涌来,不得了,每天都有好多,一个人,一投稿就是一大堆,一个题目下面有好多首,称为“组诗”。台湾没有组诗,刊物都不大喜欢登组诗。所以《秋水》跟大陆的关系特别好,《秋水》在大陆名声很响亮。当时大陆跟台湾的诗坛情况不一样。大陆的诗刊与现在不一样,那时民办的很少,几乎都是公办的,由什么文联办的。主编组稿子,主编拿薪水的,一般的没有名气的刚出道的毛孩子投稿去,往往石沉大海。但是《秋水》主编涂静怡她是这样的:你只要有诗来,我不管登不登、用不用,我都会给你一个回信。在大陆人心目中,主编给我来信了,不得了,大陆的主编哪有那么简单给你去信啊!所以大陆发表不出来的诗,在《秋水》里面可以发表。所以涂静怡到大陆很受欢迎。我在帮忙看大陆的诗,但是没有人知道,诗在我这里有取舍,有的诗还给他修改一下。

王觅:台湾诗社众多,您如何评价台湾诗社对台湾新诗的发展,尤其是对年轻诗人产生的正面和负面的影响?

麦穗:诗社跟诗刊要分开,诗刊是诗刊,诗社是诗社。在台湾诗社不要登记,像我们三月诗会,是个诗社,大家聚在一起,谈诗说艺,互相交换意见。诗刊不一样,需要在政府登记。比如说,纪弦搞《现代诗》,他只一个人,是诗社吗?诗刊是生意上的,要向政府登记,登记以后才能发行,有发行人,有社长。现在诗社、诗刊都混淆不清了。有的诗社先成立,才有诗刊,像蓝星,先成立诗社,后来才有《蓝星》诗刊。《笠》诗刊,也是先成立诗社,后才有诗刊。有的是发行诗刊以后,才成立诗社,才招兵买马。

王觅:您如何评价台湾的“台语诗”?

麦穗:台语诗,我一直都不以为然。因为要刻意地去强调台语诗,你用台语去念就可以了。台湾以前念旧诗的时候,他们都是吟唱,用台语吟唱,很好,每个字都可以念,你也可以去写。但用台语写,没人看得懂,用汉语写了用台语念,不是一样的吗?所以我一直不以为然,不把台语诗放在眼里。台语诗也没办法推广,只有几个小圈子,一小撮人自己在看而已。台语诗是不会普及的,也没有办法普及。

王觅:您如何评价台湾的图像诗?

麦穗:图像诗也是一样的。我说他们是搞怪。有一段时间很多诗人写,但是接受的人少,图像诗也没有持续多久。台语诗能持续是因为地方性,有一些人专门在搞这东西。图像诗就没有固定作者,常常是你写一首,他模仿你写一首,越写越糟糕。甚至夏宇把汉字都拆开了,把一个字拆成五六个字。我评论过,认为这不算诗。

王觅:您如何评价台湾的散文诗?

麦穗:散文诗,我也不太以为然。散文诗到底是什么?是诗?是散文诗?是散文?让人搞不懂。我写的短小的散文,被说成是我写的散文诗,收到散文诗专集里。我自己写这些散文时,完全没有写诗的念头。很多所谓的散文诗,我都认为只是小品文,是散文。大陆流行散文诗,湖南有个《散文诗》刊物,我去参加过他们开的散文诗研讨会。但是一直到现在,我都没有办法明确地把它作一个文体界定,把它分开,是散文诗还是散文?不管旧诗也好,新诗也好,反正形式一出来,人家一看,就知道是诗。散文诗到现在还有努力的空间,到底怎么样来把它区分?让人一眼看下去,就可以判断出它就是散文诗。现在只有一个模糊的界限。

王觅:你长期研究了这么多的诗刊,请您谈谈台湾不同时代的诗刊?来采访您前,白灵先生特别告诉我您是台湾研究诗刊的权威诗人,是很多诗刊的历史见证者。

麦穗:台湾诗刊各有特色。以我们面前的几本诗刊为例。这本是《乾坤》诗刊,它发行的时候,我也是三月诗会的创始人,蓝云也是创始人。这本诗刊是他创办的。他原是一个军人,保送到师范学校,后来在学校教书,退休后,因为他的太太的弟弟开印刷厂,对他说:“您退休了没事做,编个诗刊,到我这里来印好了,我反正不赚你钱。”他就创刊了《乾坤》诗刊。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说想把诗刊办得有特色,我建议新诗旧诗都刊发,他后来真的这样做了。新旧诗包容,是这个诗刊的特色。这本《大海洋》在高雄印发的,是以海洋诗为主题的,是朱学恕创办的。他是海军军人。这本《笠》诗刊是比较乡土的,里面都是写本土的诗。《创世纪》是老诗刊了,比较保守。以前是张默主编的,现在交给辛牧主编了。它是台湾现代诗刊的大佬,诗能够在这上面登出来,诗人会很骄傲的。

王觅:现代人都渴望“诗意地栖居”,您认为诗意的生活是否就是闲适的、优雅的生活?可不可以说“闲适出诗人”呢?

麦穗:怎么说呢?闲了,就不会写诗了。但是写诗也需要时间,也要生活比较清闲,一般生活苦的时候,写不出诗来,他要去为生活奔波,当然就不容易写诗。现在台湾有一大堆退休的老诗人,都在写诗,如张默、向明等,因为他们从军队退休后,有补偿金可以领。

王觅:您如何理解新诗的文体及诗体建设,目前主要有三种观点:新诗应该是格律诗,新诗应该是自由诗,新诗应该建立相对定型的诗体。您赞成哪种观点?

麦穗:新诗应该是自由诗比较好,不要去限制它。既然是自由诗,就让它自由,句子该长就长,该短就短,让它自己去发挥。我写诗,有的时候刻意把句子打乱,也是写诗的一种技巧。把它限制住了,譬如说像豆腐干诗,每一句都是一样的字,就缺少了生气。当然那种诗也可以写,但是如果刻意去打造,就是削足适履,鞋子太小了,我把脚给削掉一点,就不太像现代诗了。

王觅:新格律诗堪称新诗建立起来的唯一的定型诗体。闻一多曾说:“诗的实力不独包括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并且有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何其芳给现代格律诗下的定义是:“按照现代的口语写得每行的顿数有规律,每顿所占的时间大致相等,而且有规律地押韵。”您如何评价现代格律诗?

麦穗:现代格律诗当然是诗了。有韵律的时候也是比较好的。因为念起来很顺口。诗跟歌本来就不能分的。旧诗可以唱,新诗也可以唱,新诗也可以朗诵,如果朗诵的时候,它有一定的韵,朗诵起来就比较美。诗歌一定要有真善美,三个度都要包含在里面,诗不美就不成诗。你刚才讲的建筑美,也可以是诗的价值。有的时候,一首诗写出来,行数排出来,很有规律地排出来,也是很好的。但是不要刻意地做,应该顺其自然。我写诗,很自然地就会押韵,不需要去找韵,写着写着,韵律自然就会跑出来。

王觅:小诗是新诗史上重要的诗体,近年又在东南亚和台湾流行,大陆也有很多人写小诗。您如何评价小诗及近年的小诗创作热?

麦穗:小诗我也很喜欢。但是小诗不容易写。我一直讲,小诗写作如同工匠处理一块宝石,琢磨琢磨,把旁边的浮的都去掉,剩中间一块,如钻石、宝石,是非常精致的东西。我喜欢两首小诗,一首是夏宇写的《甜蜜的复仇》:“把你的影子,/加一点盐,/腌起来,/风干,/老的时候下酒。”还有一首是非马的《鸟笼》:“打开/鸟笼/的/门/让鸟飞//走//把自由/给/鸟/笼”。不是把自由给鸟儿,而是给鸟笼,像这种诗很精致,但是写得真正的好,也是不容易的。两种诗不容易写,长诗和小诗。长诗,你要写得好,也是很不容易。小诗,也不容易写。我倒是很喜欢小诗,我送你的这本诗集里面,都是四行的小诗。

王觅:您认为写诗有“治疗心理精神疾病”的作用吗?您写诗是在难受的时候是高兴的时候?如何理解诗的情感宣泄功能?

麦穗:我写诗的时候,都是在高兴的时候,因为痛苦的时候写不出诗。心情好,才能写诗。痛苦的时候写一首诗来发泄一下,也有人这样。但是我痛苦的时候写不出诗来,要痛苦过了以后才能写。

王觅:您如何理解意象在新诗中的作用?

麦穗:诗本来就有意象的,用口语写诗,太直白了,就不成诗了,成口号了。口语诗台湾也有,以前台湾搞的“战斗诗”,就是口语诗。跟口号没有什么不一样。现在好像台湾没有多少口语诗。

王觅:您写过么多的诗,您认为一首好诗的标准是什么?

麦穗:一首好诗没有真正的标准。但是大家应该有一个能接受这首诗的基本标准。它读起来有一种同感,就是好诗。像郑愁予的那首“达达的马蹄”,题目是《错误》,它就两句是好诗,流传下来了。两句诗是:“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没有几个人能把《错误》整首诗背下来。郑愁予这首诗真是好诗,流传这么久了。有的人写了一辈子诗,一句诗都留不下来。

王觅:很多诗人都有从繁复到简单的风格转变过程,尤其是年老后,更追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琢”的自由简单境界。您有变化吗?您如何看待转变?是进步了是退步了?这种转变是否是因为随着年纪的增大,激情减少了,想象力退化了,即对情感的敏感力与对语言的感受力减少了的结果?

麦穗:应该是会有的。写文章也是跟着年龄在走。年轻的时候,写得比较绚丽,比较华丽,年纪大了,当然就清淡了。这跟生活有关,因为你所接触的,在生活上所接触的,都是些平淡的、平实的事情,当然你的创作也是这样的。现在像我这种年龄,我不会接受华丽的生活。

王觅:您几乎一生写诗,诗给您带来了什么?

麦穗:到现在为止,我都感觉到诗歌给我带来了很好的一个安慰,一种生活方式。像我现在退休了,如果没有诗歌相伴,我不知道现在要干什么,它给我生活造成一种寄托,我可以用来消耗,消磨我的时间。像我这种年龄,可以毫无顾忌地写,可以尽量发挥我所想的,把我所要写的都写出来。如果没有诗,心里面想发挥,想一些什么,没有地方去诉说。我可以把我的内心意愿,用诗歌表现出来。我可以送到诗刊发表,给大家看,这是对我很好的。我也可以把我所要想的写成诗,都关在电脑里面去。诗给我带来了写作的自由和想象的自由,也带来了思想的自由和做人的自由。

王觅:您的散文也写得很好,您生活中有很多感触,您什么时候用诗来表达?什么时候用散文来表达?

麦穗:在这样一个时代,散文是比较容易被接受的,被文学刊物和报纸副刊接受。写诗通常是没有稿费的。我家庭生活压力很大的时候,就是想写散文来换取一些生活的必需品。散文还可以比较深入地表达内心的种种感受。诗是更浓缩的,把你想的都浓缩到一起,但是散文是可以尽量发挥的。比如写下雨,诗只能写几行,如何细写下雨的情景呢?用散文写,就可以尽情写出你心里想的东西,把下雨的情形及所有看到的雨景,写得淋漓尽致。

王觅:近年您与大陆诗人交往较多,请您谈谈您对大陆新诗创作的总体印象。您认为大陆诗人和台湾诗人有何差异?

麦穗:最近我去了大陆,是以诗人的身份去的,但是跟大陆诗人没有太多交流,以前我们经常交流。大陆的诗人,大陆的诗,早一些时候,它跟台湾是不一样的。因为大陆的诗比较口语化,就是跟你讲的叫白话诗或口语诗,后来呢,就有什么朦胧诗。其实朦胧诗也不一定是好诗,但是就比较有诗的味道。过去大陆诗人写诗跟台湾诗人写诗确实有些差异,我写过一篇文章谈论这个话题。大概是十几年前吧,台湾有一个刊物做了一个北京大学的学生写的诗的专辑,叫我写一篇评论。我说他们的诗风比较雄壮,因为大陆有大山大水,所以大陆诗人的视野比较开阔。我们台湾诗,有一段时间,几乎都是写咖啡馆的。诗人坐在咖啡馆里面写,写出来的诗,比较狭窄。大陆诗人看台湾诗人写的诗,会感觉比他们写得更美,但是比较空虚,没有大陆诗歌那种气派。整体而言,大陆诗人写诗要比台湾诗人大气。他的接触面广,看的比较广阔。台湾到底是一个小岛,除非你到国外去走。像我到国外去走,就可以写很多外国的东西,我写的很多外国的诗就比较大气。我最近到尼泊尔,就看尼泊尔怎么样,看喜马拉雅山。大陆的名山大川太多了!大陆诗人早年写的诗,跟台湾的诗比较,可以结论说:台湾的诗是诗人坐在咖啡馆里写的诗,大陆人写诗是站着的,是站在天地山水间的。现在慢慢地融合起来了,大家交流多了,台湾的诗过去了,大陆的诗过来了,现在很多大陆的诗跟台湾的诗差不多,没有什么分别了。

王觅:谢谢您回答了我以上的提问,关于您的创作和研究,您觉得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麦穗:没有什么好补充,写了一辈子的诗,没什么研究。

王觅:但是您对台湾诗歌的历史及发展脉络很清楚,您是当事人和见证人。

麦穗:对。我很喜欢收集东西,比如说,看到一个东西就把它记下来,到时候就把它集中。人家会很惊讶地问:“哎,他怎么来的?”我以前写过一本《失控的油烟》,就是把我以前所接触到的,人家不知道的,人家忽略掉的,把它集中起来。诗坛发生的那些事情,别人不太注意的那种,我却感兴趣,就把它集中起来。这不叫研究,叫收集。

(作者单位:中国台湾新诗学会;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

责任编辑 张韵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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