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磊：野史里的京城烟雨

总结。

如周作人的十八项杂学，如张岱“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古典作家的渊博令人惊叹，而侯磊对北京文化中各项“绝活”的熟稔，亦为诸多同龄人所不及。

比如戏曲和评书。他拿起关汉卿800年前的剧本《单刀会》，几乎不用改，张嘴就能唱：

“这不是水，这是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

“戏曲、评书等通俗文化，在过去是北京文化的主流，就是过去的电视剧和流行歌曲。而现在只是一个特色，供爱好者迷恋了。戏曲评书的爱好者有自己的圈子，大家整天一起就聊这些，非常单纯，也非常开心。”侯磊说，“这是传统文化的活态承传。”

如果工作不忙，他几乎每天都去听书看戏唱曲。他为一些戏曲老艺术家做过口述史，也结识了很多年轻的戏曲工作者。“没想到的是，我初中一位补习班时认识的朋友辛明璋，还有大学同学代华旭，都拜了师，说评书或相声。”

于是，个人经验和文化史结合，一部《声色野记》，作者用考据的手段、随笔的方法，重新解读市井文化，于掌故、八卦、谣俗中呈现出旧京风采。虽是一部掌故书，用侯磊的话说是“从掌故和八卦里长出的诗意”。

他写到了“旧京的慈与善”，老字号的“北京梦华录”，当年叱咤江湖的老炮儿，武林落幕时的武术世界，梅郎已去，世上再无柳敬亭，名妓缥缈，春宫图里落满灰尘。一本书就是一幅《清明上河图》，各色人等走马灯，不尽哀愁不尽风声。

我想起另一位居于京郊延庆的80后作家林遥，同样好评书，喜武侠，热爱北京文化，与侯磊可称“京城双侠”。

侯磊是一位勤奋的作家，在鲁院读书时，为免受打扰，每每在房间写作至深夜，之后出门回家。他说：“写作是我的生活方式，我期待不用上班专职从事写作，因为想写的故事和想说的话太多了。”这些故事，有一些是以前有意无意遇到的，若不写出来太可惜。“再就是我的家族故事，写给我的家庭和故乡北京。”

他把北京当成一个人来写，写它的生老病死，苦乐悲欢。北京，不是一座冷冰冰的城市，而是一个活着的人，而且还很年轻。

“开句玩笑话，”侯磊说，“我的写作计划都已经安排到120岁了。”

守旧与先锋的复合体

《齐鲁周刊》：“野史”的味道渗透在《声色野记》中，底层经验构成了一幅丰富的市井地图。作为平民史的个人史如何被大历史影响？

侯磊：北京人生在胡同里是平民，但其文化与中国古代的皇权文化有关。因为从小是在历史发生地长大的——身边到处都是古代建筑，发生了各种古代的故事。比如每天早锻炼、上学、上班、游玩的故宫、北海、颐和园、景山等，就是过去皇帝祭祀或举行典礼的地方。甚至部分皇家建筑被各种单位占用，很多人都有在大殿里上班的经历。比如去景山玩，永远离不开崇祯皇帝在此上吊这一话题。因此在北京逛公园、爬山都不是纯玩，而是逛古建筑和皇家园林，是穿行于历史之中，与古人隔空对话。

同样，百年以来，北京经历了各方势力走马灯一样的轮转，总是脱不开历史。搞得街头巷尾，人人都是历史学家。

《齐鲁周刊》：旧时北京和当下北京有很大不同，在文化形态和文化心理上，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侯磊：旧京有自己的三观，过自己的生活，甚至说有着自己的文化自信。而现在，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发现了以往文化的不足之处，但又要死守这种文化。很多老观念已经不好使了，但人们还舍不得抛弃它。所以北京文化现在是多元文化，先锋的、守旧的、革命的都有，五方杂陈，给人以活水般流动的灵感。

《齐鲁周刊》：如何理解传统与先锋的关系？

侯磊：大凡极为守旧复古的人，多是极为先锋的。可以理解为传统和先锋是一个人多面性的分裂吧，但这种分裂，有人处理得好，有人处理得不好，老舍先生的不少作品，就反应了民国北京人面对传统与先锋的分裂。现在也有研究旧学的学者喜欢吃西餐，甚至不想养孩子，追赶流行的电子产品等，都不新鲜。

《齐鲁周刊》：北京的地域特点和特殊地位，使其文化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在你看来，北京文化在整个中国文化中有何特色？

侯磊：北京文化是古城文明，号称3000年建城历史，800年建都历史，是和苏州、杭州、扬州、洛阳、开封一样的古城。古城人已经在城里有了固定产业，必然是优哉游哉，以享受生活为主。

但北京不一样的，是它的皇都文化。它从辽金以来一直做首都，因此当地人对皇权文化有骨子里的浸润。就像清末民国，北京旧式的人家一般不反清，也不革命。同样，北京人当兵的也不多，没有少小离家，外出谋生的风俗。这种文化在革命时期饱受冲击不被提倡。同样在现代人的思想方面，北京文化仍然呈現出保守、求稳妥、求安逸和缺少魄力的一面。我希望北京文化也有自身的改进和升级，以适应当下这个后工业化的时代，也希望通过创作，为北京文化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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