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也爱当赌徒

几年前我陪一位同学参观加州理工学院的校园，意外地遇到其大礼堂正在举办科普活动。两位著名天体物理学家——剑桥大学的霍金和加州理工学院的索恩先后登台演讲。他们谈到在1975年两人曾打赌天鹅座X—1是否含有黑洞，赌注是输家为赢家订阅杂志。霍金打赌它不是黑洞。在1990年有较充分证据表明它是黑洞之后，霍金认输，为索恩订阅了一年美国色情杂志《阁楼》，据说让索恩太太大怒。

这次打赌显得很低级趣味，但是打赌其实是科研传统的一部分，一直可以追溯到现代科学草创之时。1600年，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去为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工作，分派到的活儿是根据第谷的天文观察数据确定火星的运行轨道。开普勒跟第谷的弟子隆哥蒙塔努斯打赌说用8天的时间就可以完工。我们不知道赌注是多少，我们知道的是开普勒输了：他花了5年的时间才找到了答案。

在此基础上，开普勒归纳出了行星绕太阳运行的三条基本规律。但是开普勒三定律只是对行星公转现象的描述，它的背后是否隐藏着什么奥妙?1684年，英国著名建筑师雷恩获悉牛津大学的哈雷和胡克都在研究这个问题后，打赌谁能在两个月内从万有引力定律推导出开普勒三定律，谁就可获得一本价值40先令的书。为此哈雷到剑桥大学拜访牛顿，想从牛顿那里讨点儿招数，却意外地发现牛顿早已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没有公开发表。在哈雷的劝说下，牛顿将其研究成果写成专著，并由哈雷出资出版——这就是伟大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只不过该书出版时已是1687年，已过了雷恩的悬赏期限。

在18世纪和19世纪，也都能找到著名科学家相互打赌的例子。但是，这个传统在20世纪被发扬光大了。20世纪几项重大物理学发现都伴随着打赌，甚至一项研究还不止一拨儿人在赌。例如，1956年，杨振宁和李政道预言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至少有三拨儿人为此打赌，其中包括大物理学家费曼，他以50美元比1美元打赌宇称守恒。第二年费曼就认输了：吴健雄等人用实验证实了杨振宁和李政道的预言，杨、李也因此获得当年的诺贝尔奖。

有人接受打赌是为了暂时堵住别人的嘴。1974年，美国物理学家施瓦兹听说丁肇中发现了一种新的基本粒子。跑去找丁肇中求证。丁肇中矢口否认。将信将疑的施瓦兹跟他赌10美元。施瓦兹走后，丁肇中立即在实验记录本上写下“我欠了施瓦兹10美元”。丁肇中的确发现了新粒子(即J粒子)，但是他想做仔细核查后再公开这个发现。两个月后，丁肇中就给了施瓦兹10美元，因为他获悉里克特领导的另一个研究小组已独立发现了该粒子，不能不公开了。两年后丁肇中与里克特分享诺贝尔奖。1988年，施瓦兹自己也得了诺贝尔奖，不过他一直后悔当初没有把赌注增加到200美元。

生物学家的赌性丝毫也不逊于物理学家。有两个科学打赌纪录都是生物学家创下的。一个是参赌人数的纪录。2000年冷泉港“基因组测序与生物学”会议上，与会者打赌人类基因组究竟含有多少个基因。少至25947个基因，多到312000个基因，都有人猜。当时只要交1美元就可参赌，2001年赌注增加到5美元，2002年又增加到20美元，因为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接近完工，猜中的可能性增大了。2003年打赌结束时，共有400多人参赌，总赌注达1140美元。2003年人类基因组测序完毕，结果出乎意料，人类基因的数目比所有打赌者猜的都少，可能只有21000多个。猜基因数少于3万的三个人分享了总赌注。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发起人沃森(猜73210个基因)和主持人柯林斯(猜48011个基因)都参加了这次打赌，但都赌输了。

另一个是赌注金额的纪录。2001年1月，伊利诺大学芝加哥分校流行病学家奥尔散斯基和爱达荷大学动物学家奥斯塔德为人类的最长寿命打赌。奥斯塔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声称在2000年出生的人会有人活到150岁(迄今为止的长寿纪录是122岁)。奥尔散斯基见到采访后，打电话和他打赌现在活着的人不会有人能活到大于130岁。赌注是吓人的5亿美元。结果要等到2150年1月1日才能揭晓。当然，到时候赌金只能给赢家的后人。两人一时拿不出那么多钱，各拿出150美元作为种子基金，他们相信这笔钱在150年后将会涨到5亿美元。看来应该先去和他们打赌是否有一天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会和今天的津巴布韦一样(达100500％)。

打赌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本来与最讲理性的科研格格不入。没有人真的相信靠打赌能解决科学问题。那不过是为科研生活增加点儿趣味，为饭后增加点儿谈资，或者是为了吸引媒体的关注而已。那点儿赌注也无伤大雅。像国内的科学妄想家那样动辄赌上大笔钱财，甚至要和人赌命的，则闻所未闻，也让人不忍心去应战。当然，他们也早已偏执，不会认赌服输的。

(吴伟勇摘自《中国青年报》2008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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