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翱翔吧“海鸥”

作者:jnscsh   时间:2022-04-18 08:48:09   浏览次数: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国际化的进程为“海鸥”的创业发展提供了非常广阔的空间和契机。这是一个需要“海鸥”的时代,也是一个成就“海鸥”的时代

在不经意间,人们发现海外留学人员中出现了这样一群人,他们在不知不觉中被冠以“海鸥”的称号。

21世纪“海归”新模式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信任的时代,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我们前途无量……”用狄更斯《双城记》篇首语来形容“海鸥”们恰如其分。“海鸥”是指目前频繁往来于国内和海外,从事商务贸易及各种不同项目的留学归国人员,他们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在其经营的业务上跨越东西方,或是一两个国家,他们不一定身在国内,但却成为中国国际化的先头部队,成为中国国际化背景下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风头人物或是各种富豪榜上的青年才俊典型。

仔细研究“海鸥”们的背景与经历,他们多具有以下的特点:第一,在国内一流大学毕业,本身基础很好;第二,在国外继续深造的院校也是世界享有声誉的学府,获得了硕士以上的学位,这种教育背景即使在欧美发达国家也是相当令人瞩目的;第三,他们的研究领域多属于新经济、高科技和第三产业领域,并且都有海外跨国公司和三资企业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经历。

据此优势,加上中国改革以来的经济发展迫切需要一批受过国外专业训练的高级人才和世界接轨,“海鸥”们回国后根据自身特点,找到了很好的切入口。而海外大型跨国公司在进入中国市场时,也要求找到这样一群具有中西方教育背景的专业人才来开拓中国市场。在很多大型的国际企业里,都会有中华区的CEO,目前他们中的多数是接受过海外高等教育的中国人。

由于国内国外环境不同,家庭状况有别,工作、事业发展情况因人而异等诸多复杂因素,使得很多留学人员不能或暂时不能长期回国工作。于是,哑铃式、候鸟式等为国服务的方式应运而生,“海鸥”群体也由此诞生。

从国家政策的层面看,只要能够充分利用海外人才的智慧和力量,有一部分人才留在国外,对国家的发展是有利无害的。这些政策对于进一步充分发挥“海归”未归的力量、促进“海鸥”群体的形成和壮大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事实上,很多没有回国的人也对中国的经济和技术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选择回国经商、教学、办讲座、向国内转移技术、培养留学生或进行投资等各种形式,发展自己的事业,促进祖国的复兴,使得“海鸥”这一特殊群体成为中国崛起大格局中潜在力量。可以这么说,众多海外人才选择了适合自己的方式来为国服务。

为三千孤儿寻找到温馨的异国家园

张雯,美国“国际儿童希望”组织的创始人之一,现为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儿童社会救助工作委员会的负责人。张雯说,她所从事的工作就是“给孩子家、健康和希望”。

1989年毕业于人大新闻系的张雯,曾在国内一家杂志当记者,后来到美国华盛顿大学社工学院留学,取得社会工作硕士学位。张雯的丈夫是美国人,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有他们温馨的家。

1992年6月,一次对福利院的采访,改变了张雯的职业生涯。福利院孤儿们一双双渴望关爱的眼神打动了她,使她从此走上了为孤儿寻找国外领养家庭的漫漫之路。

当时,中国收养法才颁布两个多月,真正了解的人并不多,执行起来也很困难。由于不确定孩子被外国人收养之后,是否会得到安全妥善的安置,很多福利机构对国际领养持怀疑和观望态度。另一方面,在美国,很多家庭非常希望领养中国的孩子,给他们一个家,但因为对中国的政策不了解,再加上手续复杂,让他们只能“望儿兴叹”。

应当说,“国际儿童希望”组织为这两方面搭建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这件事情当然不容易,但我们做到了,”张雯说。“国际儿童希望”建立至今,帮助中国3500多名孤儿安置了领养家庭,3000多名残障孤儿和困境儿童得到了手术治疗,8000多名脑瘫儿童接受了康复训练……

国际领养不仅有捐款,还有理念,国际领养对中国的孤儿救助、对中国的儿童福利事业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世人有目共睹。2001到2002年,几乎所有的救助费用都来自于美国总部;到2004年,国内捐赠比例开始上升;2006年国内外的捐款比例基本持平;2008年,95%以上的捐款都来自于国内。张雯的努力再次见证了国内儿童救助事业的发展,并且带领着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一行动当中。

为了这份宝贵的慈善事业,张雯现在依旧飞翔于中美两国之间,她们全家在北京的住所是租用的“鸟巢”。虽然张雯所从事的事业并不是多么尖端的科学领域,也不会带来庞大的经济效益,但是为了孩子幸福的童年,美好的一生,这样的“海鸥”是令人敬佩的。

充分发挥“两栖人”优势

James,北京一家高科技公司的创始人,1994年获得北京大学硕士学位,1996年获美国常青藤盟校达特茅斯学院工程硕士学位,拥有在美国国际知名软件公司十余年的工作经历,是前瞻性技术研究与设计组核心成员。

他虽然长期在美国知名企业做研发人员,但从2006年他就开始为自己在国内的发展铺路了:先是研究了一套国内领先的技术平台,用自己的美国团队不断完善。新技术研发完成后,又继续在国内找到一家公司试用,在试用中不断修正。两年后,技术不断成熟之时,又遇到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周边的人刹那间没了生存的来源,虽然自己没受影响,但是James看在眼里,又加快了他创业的步伐。

2008年,新技术已经试用得比较成熟,而此时,国内的企业也开始关注网上调查,这让他的新技术得到了充分发挥,于是,他向美国公司请了一段长假,趁春节时间回到了国内自己已经注册的公司,带领自己的员工们一起为开拓新的市场而努力。半年后,公司的技术和业务均有起色,年假也已经休完,不得已回到了美国工作的公司。

在继续工作期间,James又利用自己的工作关系在美国本地推广自己的企业,于是,他成了“两栖人”:一年中一半时间在国内,一半时间在国外,国内的公司正常运转并日渐盈利,国外的公司延伸也加快了脚步。“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既能发展,又不会面对目前很多海归面临的就业问题”,谈到自己目前的状态,James很欣慰。当然为了事业,家庭就要做出一定的牺牲。James的妻子一直在美国一所大学做教授,和丈夫聚少离多,这也是James奔波于两地的原因之一。

James认为自己“两头跑”的作用更大:“IT业是一个飞速发展的产业,在这一行中,一个星期知识就会更新。如果我放弃了在硅谷的工作回国来,就等于放弃了信息源。可是没有更新的知识,很快就会落后、死亡,所以我不能放弃硅谷。但是这也并不等于就不回来创业了,政府现在对高科技产业的支持和重视我们都能感受到,北京的环境也很成熟,现在不少学子都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经常地往返,把先进的知识技术带回来,让国内和国际之间密切沟通。这不仅能让我国仍不先进的技术有较快的提高,又能保留自己现有的研究条件不至于落伍。同时生活、子女、家庭等一系列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类似James的这种发展状态,确实能在很大程度上维护海归的自身利益,但也不失为一种巧妙解决自己出路的好方法。他们运用自身在国外的资源、信息和技术,拿回国内培养自己的事业迅速成长,进而成为能促进自身在国内发展的一条捷径。虽然自己因此变成了“海鸥”,飞来飞去,与家人不能常在一起,但得大于失。如今James所在的两家公司正如日中天,这只“海鸥”在蔚蓝的天空飞翔得越来越自如惬意!

传统文化让我知道我是谁

上海有一家著名IT企业,这家公司相当一部分业务是接受来自日本的外包。在追求“自主创新”的今天,国内一些IT企业开始把眼光转向欧美市场,因此对来自日本的“外包”也就颇有微词了。

公司的掌门人王先生是一位日本“海归”,公司成功运营到今天,与他稳坐“外包”船的策略不无关系。据说,他平时不太注重项目的谈判,特别是在开始洽谈项目的时候,他一般都不出面,而是让副手去谈。但是,一旦项目确定下来,运行过程中出了什么问题,他总是第一个赶到现场临阵指挥,要不惜一切解决问题,让客户满意。

有这样一件事,日方突然对外包的设计内容提出了疑问,要求这家企业把所有存储在计算机的计算数据都打印出来。对于这样合同上没有的“额外要求”,干还是不干,企业内部是有不同意见的。王先生下令:不但要干,而且还要干好!于是,为了打印庞大的数据,他把企业内部所有激光的、喷墨的打印机都调集到一个房间内开始打印,用高额佣金把打印机修理店的维修人员请到企业里来值班,哪台打印机坏了就及时去修理,同时还租借了十几台打印机备用。

就这样,干了几天几夜,打印、装箱、发送。最后,日方企业感动于中方企业的这种敬业精神和诚信态度,他们不仅在经济上作了补偿,还在项目成功以后赶来举办表彰会,给员工们发“红包”,给中方企业颁发奖状,并且签订一个又一个新的项目合同。

如今,这家IT企业的规模已经从当初的20人发展到600人,企业还在国家软件出口基地内购置厂房,成为当地高新技术企业的一面旗帜。而它的“掌门人”王先生每年因贸易往来在中日两国穿梭不下几十次。之所以选择在中日两国间奔波而不干脆把公司开到日本去,原因其实很简单:他是一个地道的中国京剧迷。在国内的日子里,他的业余生活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看京剧表演、收集京剧CD、学京剧唱段上了。可想而知,离开中国,听不到京剧会使他的生活失去多少乐趣。

由他对中国传统文化这份执着的喜爱,可以对“海鸥”回国的创业多一番精神上的慰藉。

“海鸥”群体:积蓄利息的“智慧银行”

北京昌平远郊,空旷宁静的中关村生命科学园,一栋砖红色楼宇位于其中。

这里是生命科学领域优秀海归科学家的聚集地——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在,2005年年底由国家批准正式挂牌。

所长王晓东,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的生物化学和细胞生物学家,是中国留美学生中唯一一位在美国本土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的人,也是目前为止该科学院最年轻的院士之一,在国际著名的《细胞》杂志上共发表过十多篇论文。他与耶鲁大学植物分子生物学家邓兴旺博士同被选为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他们致力于探索与国际接轨而又符合中国发展的科研运作机制,帮助研究所在北美广泛宣传,招聘人才,同时每年去全国知名高校作宣传、讲学,为国家招揽更多海外人才,但他们并不是真正意义上彻底归国的海归。

王晓东说:“我在所里主管科研,所里的100多个科研项目都由我管理,这是一个群体优势。我所在的这个位置比我单枪匹马回国来,再去与国外交流要容易得多,也比我一个人回国做出的贡献大。国外先进的不只是技术,管理更为突出。我在美国可以为中国引入先进的技术,帮助联系交流合作,起到一个窗口和桥梁的作用,比我回国成为一个单方面的技术人才对中国的作用其实更大。”

中国海鸥群体将会扩大,而且在今后会越来越成为一种新的回归方式,这也符合国际上的最新研究——全球人才流动趋势正在从人才外流到人才回归到人才环流。正因如此,“海鸥”这一特殊群体才成为中国崛起大格局中的隐形生力军。

“微软”中国的几个不同时期的领头人都是“海鸥”式人物。如高群耀、李开复和张亚勤等。李开复回国主持并创建了微软中国研究院(后成为微软亚洲研究院),后任Google中国区总裁,与大学和研究机构进行合作,将国外的先进技术带回中国,推动了中国技术创新,并为国家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

张亚勤作为微软中国研发集团的领军人物,是数字影像和视频技术、多媒体通讯及网络领域的世界级专家,他指出,其梦想是“让中国‘智’造慧及全球”,其责任是“带动国内的产业,扶持国内的公司,和中国的信息产业一起发展”,为中国信息产业与微软的共赢贡献力量。

正如印度前总理拉·甘地所说:“即使一个印度科学家、工程师或者医生在50岁或60岁回国,我们也并没有失去他们。我们把这种人才外流看成正在积攒利息、等待印度提取的‘智慧银行’。”

“海鸥”对中国的意义

中国的和平发展,祖国经济的持续腾飞,为广大海外留学人员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许多海外留学人员徘徊于“归”与“不归”之间,主要是出于对自身事业再发展的空间、子女教育、回国后生活等实际问题的考虑。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归国将是一个汇滴成流、汇流成河的自然趋势。如果一个留学人员在美国领导着一个财富500强的企业,其能力远远跨越了时区和空间,何必一定要强调要他“人归”呢?

“海鸥”在推动中国改革开放和民主建设步伐方面是天然的催化剂。由于他们接受的教育和海外背景,过硬的法律知识,使他们对开放和民主有着更进一步的追求。同时,中国几百万家企业要进一步地国际化,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要继续过去每年的增长率,中国企业和产品要更多地走出去,中国要避免更多的非关税壁垒和增强反倾销的能力,就一定需要使用大量国际化的人才。同时,中国要改变巨大出口额中占据中低价值链端的不利状况,一条捷径就是大量使用和重视具有国际化商务经验的国际人才。

大型国企要想发展就必须海外上市,海外并购,海外设立生产基地,而这一切,正是“海鸥”们最擅长的领域。2003年,中国人寿遭到美国证监会处罚,据悉仅仅因为有关人员在准备上市说明书时,不懂美国惯例,遗漏了一个国内看来无关紧要的信息披露,结果惹来轩然大波。因此,“海鸥”精英在引领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征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有关专家预计,随着信息技术、基因技术、生物工程、航空航天技术等领域的发展和产业升级,高新技术专业人才的缺口会越来越大。知识经济时代的竞争关键是人才。面对全球日益严重的人才危机,许多国家采取了中长期人才培养和短期人才争夺两种齐头并进的措施。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除了大力培养人才、采取措施留住人才外,更加重视从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抢人才、挖人才,形成了一场波及全球的人才争夺战。近年来,中国许多领先世界的高新技术均由有海外留学经历人员发明。目前,中国在学术研究,特别是在科技、教育、卫生及管理等许多领域,距国际前沿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在如何赶超这个问题上,应充分利用他们的巨大优势。不少“海鸥”是学术上的精英,充分利用他们的优势,提升国内学术研究水平,尽快与国际接轨是终南捷径。

中国与世界接轨是一个全方位的系统工程,需要各类各样的人才,而最关键的是需要具有现代意识,国际化理念和掌握先进文化和先进生产力的人。中国在与国际全方位接轨的进程中,需要学习和引用发达国家很多健全和先进的体系,比如科技教育、管理、医疗、环保等。巨变中的中国需要系统地引进这些成熟的模式,结合本国国情更好地利用。“海鸥”们正起到连接中国和世界的桥梁作用,这支队伍日益强大将引导中国更快、更好地与国际接轨。

正所谓“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中国国际化的进程为“海鸥”精英创业发展提供了非常广阔的空间。这是一个需要“海鸥”的时代,也是一个成就“海鸥”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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