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士德：集体信仰时代的终结者

摘要：西方在十八世纪工业革命获得巨大生产力之前，其落后的生产方式，规定了人要获得存在的生存权，必须以整个“类”的力量去跟自然抗争，在这个抗争过程里，自然而然就产生了“类”的崇拜，这种“类”的崇拜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浮士德是其中的一个主要代表，这种崇拜随浮士德之死而终结。

关键词：浮士德集体信仰 类的精神 类的崇拜

浮士德是歌德的代表作《浮士德》中的主人公。他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永不满足的追求精神。浮士德经过漫长的探求之后，发现人生的目的就在于行动。在于作出有益于社会的实践，通过实践不断追求真理，最后领悟到人生的真谛：“人要每天每日去争取生活与自由，才配有自由与生活的享受。”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序言中说：“人是应当被超越的，……一个单独的人。在某种情况下可以弘扬整整一千年的人类生存——这就是一位在不完全、支离破碎的芸芸众生面前充实、丰富、伟大而完全的人。”在歌德心目中，浮士德就是这样的人，他的形象是全人类的代表。施彭格乐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称浮士德是德意志整个文化时期的象征，他一生不断追求，积极的、奋斗的、克服的生存，在他看来，西方这段历史和文化都来源于这种“浮士德精神”。

那么，究竟什么是“浮士德精神”呢？我认为，所谓“浮士德精神”，就是一种“类的精神”或日“集体主义精神”。这种“类的精神”在重群体。轻个人的时代，在人与自然抗争的时代，它被当做一种“信仰”。这种信仰在古希腊时期就被发现并形成一种传统，但这种传统发展到浮士德身上时，随着他的死也归于终结。

整个外国文学史，贯穿于其中的一个重要线索，就是有关“人”的观念的发展与演变。在这个演变过程中。主要历经三个阶段。在十八世纪之前，其冲突主要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冲突；在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现当代文学出现之前，其冲突主要表现为人与物质的冲突；在二十世纪的现当代文学中。这种冲突表现为人与自我的冲突。在这里，我把它概括为“肉与灵”的冲突。

在十八世纪之前，人与自然的冲突中，有一种精神贯穿于其中，那就是所谓的“浮士德精神”，或称之为“类的精神”。

瓦特发明蒸汽机之前。整个生产所需动力主要依靠人力和畜力。伴随蒸汽机的发明和改进，工厂不再依河或溪流而建，很多以前依赖人力与手工完成的工作自蒸汽机发明后被机械化生产取代。西方开始进入一个工业革命的时代。工业革命使工业生产完成了从手工生产方式到机器生产方式，从手工工场制到工厂制的过渡，使经济基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各主要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成几倍、十倍地增长。工业革命在一个世纪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所有年代创造的生产力还要大。工业革命所造成的生产力巨大飞跃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的一系列重大变化，标志着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最终确立，封建生产方式走向消亡，社会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工业革命在发展生产力、在人同自然作斗争方面具有划时代的巨大历史意义。同时，工业革命后，社会日益分裂和混乱，物欲横流，金钱第一，物质享受至上成为许多人的生活目标，人刚刚有可能摆脱大自然的桎梏，但又陷入了社会本身缠结的罗网。由此我们得知，人类在十八世纪工业革命获得巨大生产力之前，其生产方式是原始的，其生产力是落后的。人类在漫长的进化、发展进程中，同自然竞争、改造和征服自然，目的是为了整个“人类”的生存。整个人类的生存乃是最基本的、最了然、最明确的目的，也是最深的价值本源和最高的“善”。这种“类”的生活方式对每个人都“是绝对的命令”，个体生存的真实由于绝对“服从”类的生存方式而被遮蔽起来，个体对群体的绝对依赖慢慢演变成一种集体无意识——“类的崇拜”。

这种“类的崇拜”产生了一种独立于人类之外的“神圣”。它同时使人类产生了一种理念：匍匐于“神圣”之下的人类整体的平等。这种平等的理念使个体无法凌驾于他人之上。

这种“类的崇拜”滋生出一个个“类的神话”。

图腾崇拜就是其中的一种。图腾崇拜是人类原始社会最早的一种宗教信仰现象。人类先民相信每个民族都与某些动物、植物或无生物有着亲属或其他特殊关系，此物即为该民族的图腾、崇拜物、标记。“图腾”（Totem）一词始见于1791年在伦敦出版的龙格著《一个印第安译员的航海探险》一书，它源于北美印第安部落的一个方言词，意为“亲族”，因为那里的人们把自己的氏族看做是源于某种动物或植物。便使用它们的名字作为氏族的徽号，把它们当做氏族神加以崇拜。在希腊神话中，我们可以看到，被崇拜的有雷电、大海、太阳、月亮等这些自然对象。另外，鹰被看做宙斯的圣鸟，天后被称做“牛眼的赫拉”，阿波罗的修饰语往往是“月桂树”的派生词或包含它的复合词，可见这些神都曾与图腾有关。早期人类之所以将日月星辰、山川树木、鸟兽鱼虫视为自己的祖先来加以崇拜，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对生育繁殖现象的无知。另一方面表露出了其对刚刚脱离开来的自然界的眷恋。

图腾崇拜是一种原始宗教，在远古时代。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地。每个部落、每个氏族都有属于自己的崇拜对象——图腾。而每个成员都得承认自己和图腾有特殊的血缘关系，并对之顶礼膜拜。谁有漠视或是玷污了自己的图腾，就会被乱石活活砸死，甚至还有其他更残忍的处死方法。

在神的故事中，普罗米修斯不仅造了人，还教会了人很多技艺，但因此激怒了天神宙斯。“为了惩罚普罗米修斯，宙斯拒绝给人类为了完成他们的文明所需的最后一物：‘火’。”普罗米修斯冒着抗命受罚的危险，把火种从天庭上偷了出来，使人类从此有了用之不竭的神圣之火。震怒之下的宙斯就把普罗米修斯钉在高加索山上，每天遭受兀鹰啄食肝脏的巨大痛苦。普罗米修斯因此被马克思称为“哲学日历中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在普罗米修斯身上，因此孕育出一个震撼人心的文化内涵——类的精神。“类的精神”就成了人与自然抗争过程中最高的一种诗意范畴，“类的精神”也成了这个时期文学描写一个最有活力的主题。

神话中还有一个重要内容，那就是英雄传说，在这些英雄传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个被当做崇拜对象的部族英雄形象。在原始社会中，在对自然进行斗争时，个人是无力的，必须依靠集体的力量。共同获取生活资料或者“防御四脚和两脚的敌人”。这时，集体中的英雄特别受到人们的崇敬，在这些英雄中，有赫拉克勒斯建立12件大功的故事，伊阿宋取金羊毛的故事，俄狄浦斯的故事，特洛亚战争的故事等。像“赫拉克勒斯、‘劳动英雄’、‘万能家’等，最终被擢升到俄林波斯山上，归入诸神之列”。随着社会的发展，“类”的崇拜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由部族宗教中民族神灵崇拜到世界性宗教中作为人类之化身的上帝崇拜，由血缘宗教崇拜到国家民族崇拜。

在《神曲》中，我们可了解到但丁让贝阿特丽齐带领下游历天堂，表明了作者对基督教信仰的崇尚，也说明了人要达到完善必须有爱。贝阿特丽齐作为但丁初恋的对象，表明的是世俗之爱。但是，出现在但丁由炼狱通往净界，最后见到至上无形的上帝过程中的贝阿特丽齐，是圣母玛丽亚式的圣女，是至爱的象征。但丁写于1309年的《帝制论》第三卷最后一章也提到人生有两种幸福：“今生的幸福在于个人行善：永生的幸福在于蒙受神恩。”“此生的幸福以人间天国为象征，永生的幸福以天上王国为象征。此生幸福须在哲学（包括一切人类知识）的指导下，通过道德与知识的实践而达到。永生的幸福则须在启示的指导下，通过神学之德（信德、望德、爱德）的实践而达到。”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对作者所蕴含的观点还是十分清楚的：人依靠自己不能追求并达到善，人必须依靠神的恩典（启示）来带领走向真理和善；唯有这样，人才能有自由。在些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类的崇拜”的倾向还是十分明显的。

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中的堂吉诃德，从他战魔鬼、救妇女、抓凶手、放囚犯当中，可看出他的正直善良；从他无视客观条件、无视自己力量单薄的蛮干当中，可看出他的无私无畏：从他拔刀相救一个被绑着挨打的十五岁牧童中，可看出他同情弱者的仁慈心怀；从他把酒店盛酒的皮袋当作恶棍的脑袋胡乱砍杀，可看出他的嫉恶如仇、仗义勇为；从他临危不惧、疯狂冲杀中，可看出他的献身精神。这是一种希伯莱式充满忧患意识、满怀基督之爱的救世者。另外，堂吉诃德的心目中，骑士道盛世是一种理想社会，那里没有邪恶，没有恃强凌弱，有的只是公道、正义和自由，所以，他要为之赴汤蹈火而在所不辞。堂吉诃德曾多次感叹：“世道人心一年不如一年。建立骑士道是为了扶助寡妇。救济孤儿和穷人。”“老天爷特意叫我到这个世界上来施行我信奉的骑士道，履行我扶弱锄强的誓愿。”这里，堂吉诃德想建立的与其是“骑士道”，不如说是《圣经》中耶稣描绘的末日审判后人人平等、自由幸福的彼岸天国。屠格涅夫说：“堂吉诃德的性格中有着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的因素，堂吉诃德的性格本质表现为对某种永恒的不可动摇的事物的信仰。”堂吉诃德身上的这种信仰实际上也就是一种“类的信仰”。

莎士比亚在所创作的作品中不仅表现出同样的思想，还通过笔下的悲剧人物形象告诉人们：人的自由是有限的。仅有人欲的解放和满足，并不能把人引向自由、平等的理想世界，人性不仅体现在原欲上，而且体现在其理性力量上，人必须在自然欲求与社会道德律令、原欲与理性、出世与人世，个体与群体、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方面做出准确的把握。在莎士比亚的代表作《哈姆莱特》中，哈姆莱特性格上的犹豫、延宕、忧郁，很大程度上是因他身上担负的不仅仅是个人的复仇任务，还更因他有“重震乾坤”的“类的精神”。

古典主义时期像高乃依的代表作《熙德》中的罗狄克、施曼娜，他们为了家族的利益，可以放弃个人的利益，为了家国的利益。可以放弃家族的利益，这正是在“类的崇拜”思想影响之下，个人被“类”的利益所覆盖的具体体现。

在歌德的《浮士德》中，浮士德一生的五个追求中，最后得到海边一块封地，他发动人民填海，企图创造一个新的乐土，为人类造福。我们可以看出来，浮士德一生为之奋斗不息的并不是为自己个人创造业绩，而是企图为整个人类寻找到一个理想的去处。这种“类的精神”在浮士德身上体现得十分明显。但这种精神，随着浮士德的倒地而死而终结。此后，西方文明已经由“群体文明”向“个体文明”转移。取而代之的是这样的声音：“该隐的子孙升到天上肥上帝扔到地下。”（波德莱尔）“上帝死了！”（尼采）

生存于这样一个“类的崇拜”中的人们。自然而然就被培养出一种“类的情感”。并以此形成了一种深层的道德原则。确立支配“群体文明”的真、善、美观念，由此构成了这一时期人类生存的诗意内涵：一切为人类而存在。于是，献身、牺牲、无我、同情、博爱、为他人、为民族……成为一种时代赋予的历史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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