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伯纳戏剧

作者：jnscsh 时间：2020-08-26 10:51:40 浏览次数：次

　戏剧论文：萧伯纳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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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前后,为配合反帝、反封建斗争,我国文学界掀起了翻译外国文学经典的高潮,作品的选择大多是从服务政治革命和文化启蒙的角度考虑。易卜生的戏剧由于对资本主义大胆的揭露而受到胡适、茅盾等人的高度称颂。1918年第6期《新青年》刊发了“易卜生专号”,胡适发表了《易卜生主义》。作为易卜生在英国的忠实追随者,萧伯纳同样满怀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和现实关怀,因此也深受茅盾、鲁迅等中国学者的青睐。陈独秀于1915年11月在《青年杂志》(次年改为《新青年》)第1卷第3号上发表了《近代欧洲文艺史谭》一文,提到了“白纳少”,即萧伯纳。茅盾是最早的萧伯纳作品的翻译者和介绍者之一。1919年2月,他在商务印书馆主办的《学生杂志》上刊登了《人与超人》中《地狱中之对谭》部分的翻译,并发表了《萧伯纳》一文,介绍萧伯纳的生平及作品。此后他又多次撰文,大力推荐、及时介绍萧伯纳及其作品。潘家洵、林语堂、张梦麟、黄嘉德、陈瘦竹、钱歌川等也积极译介萧伯纳的作品。虽然专门的研究文章少,但有些译本的译者序或者前言往往就是一篇比较好的论文。1920年10月,在汪仲贤主持下,上海新舞台剧场上演了《华伦夫人之职业》。这次经过精心准备、改编后的演出虽然惨遭失败,却加快了话剧本土化的进程。我国萧伯纳研究的第一次高潮发生于1933年。作为他“世界之旅”的一部分,萧伯纳对中国进行了为期7天的短暂访问。由于宋庆龄与他同为世界反帝大同盟名誉主席,因此宋庆龄在上海率领文艺界对他表示了热烈欢迎,并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当时各大报刊杂志均发表了一些介绍和评论文章,详细情况收录于乐雯(瞿秋白)剪贴翻译并编校、鲁迅作序的《萧伯纳在上海》(上海野草书屋,1933年)。这本小书具有非常高的历史价值。在文学价值方面,除了鲁迅、茅盾、邹韬奋、郁达夫、张梦麟、林语堂等人的文章外,第5部分“萧伯纳及其批评”所收黄河清的《萧伯纳》以及刘大杰翻译的德国学者尉特甫格的文章“萧伯勒是丑角”也比较重要。后者较明显地体现了西方的一些学术特点:严谨、注重文本分析。此外还有张梦麟撰写的《萧伯纳的研究》(1933),须白石、徐懋庸各出版了一本《萧伯纳》(1935)。1946-1948年每年至少有七八篇文章,如陈瘦竹的《萧伯纳及其“康蒂妲”》(1943)等。1949年之前,对萧伯纳戏剧的翻译、编译居多,研究较少。当时总体来说属于意识形态多元化时期。陆耀东认为,我国的现代文学界大致可归纳为两大流派,一大流派是以鲁迅、瞿秋白、冯雪峰、茅盾等为代表的主流意识,主张文学是革命的工具,另一大流派以梁实秋、朱光潜、李健吾、钱钟书等为代表,姑且称之为“自由主义文学论”。[3]对萧伯纳戏剧的评论也充分体现了这种多元化。如林语堂经常谈的话题是萧伯纳的幽默,翻译的作品是喜剧和幽默色彩较浓的《卖花女》(1931),而茅盾推崇的则是《华伦夫人的职业》等具有强烈社会批判倾向的戏剧。在潘家洵所译《华伦夫人之职业》(1923)一书的前言中,茅盾发表了《戏剧家的萧伯纳》一文,比较了易卜生和萧伯纳的社会思想,认为后者比易卜生前进了一步,因为易卜生只诊断出社会的病症但没有开药方,可是萧伯纳却给出了药方。

　 1949年至“文革”前

　我国萧伯纳研究的第二次高潮是在1956年。1950年萧伯纳逝世之后,1951年的《翻译》月刊推出了“萧伯纳特辑”,登载了英国左派人士撰写的《伟大的社会主义者萧伯纳》等6篇文章。1956年,萧伯纳诞辰100周年之际,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堪称经典的三卷本《萧伯纳戏剧集》(共11个剧本),发表在各类报刊杂志上的论文有二十余篇,包括曹未风的《萧伯纳的创作道路》、杨宪益的《萧伯纳---资产阶级社会的解剖家》、田汉的《向现实主义戏剧大师们再学习(纪念萧伯纳和易卜生)》、黄嘉德的《伟大的英国戏剧家萧伯纳》、王佐良的《萧伯纳和他的戏剧:萧伯纳诞生一百周年纪念》、蔡文显的《萧伯纳的戏剧创作的思想性和艺术特点》等,出版的译着有巴拉萧夫的《萧伯纳评传》等。1956年后,我国的萧伯纳研究高潮退去,只有一些翻译剧本的重印和对个别剧本的注释。“文革”期间至1978年,萧伯纳研究处于停滞状态。这一阶段分量较重的是王佐良的研究。在《萧伯纳戏剧三种》(1963)的“译本序”中,王佐良不仅详尽分析了其戏剧的优点,如深刻的现实主义手法、崭新的题材、高超的喜剧艺术和语言能力等,而且以他一贯的犀利眼光和实事求是、敢于直言的勇气,对其缺点分析得也非常透彻:“然而萧又是一个有着严重缺点的作家。他的剧本提出了一些社会问题,但是没有打中要害;他所揭示的矛盾、冲突经常是前紧后松,他的答案往往是妥协的……萧永远寄希望于聪明盖世的个人,他们的长处只是雄辩滔滔,有时即使谈到‘革命’,眼中并无革命的群众……在萧所写的五十一个剧本当中,整个儿都叫人满意的的确为数不多。”王佐良中肯地分析了萧伯纳的中产阶级情结,以及他骨子里的势利,看不起、害怕、不了解真正的下层人或者劳动人民。尽管措辞上难免有那个时代的烙印,阶级分析的痕迹比较明显,但即使按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也是一篇价值很高、很深刻、很全面的论文。1949年至“文革”前这一时期的萧伯纳研究总体上学术性不够强,纵然是像王佐良和黄嘉德这样非常优秀的学者也不能完全摆脱极“左”思想和阶级分析论的影响。对比一下王佐良上述这篇“译本序”和他20世纪末为《英国20世纪文学史》(2006)所撰写的《萧伯纳与新戏剧》,就不难发现两篇文章既有内容上的共同之处,又体现了作者不同时期在研究方法和语言风格上的变化。其他研究者的文章则更为明显,在此仅举一例比较典型的评论:钟日新在1964年第4期的《中山大学学报》(文科版)上发表了《试论萧伯纳的〈不愉快的戏剧〉》一文,认为“三个剧本的主题都暴露了当时英国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阴暗面,直接向观众开火,因为当时的观众都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分子。他们看了或读了这些戏剧,心里必会觉得不愉快”。这种分析是情绪化的、笼统的、主观的,而不是科学的、严谨的、客观的。然而,这并不是某个评论家的水平问题,而是时代使然。在这一阶段的研究中,黄嘉德和王佐良两位前辈的成果对新时期萧伯纳研究的影响较大。

　 1978年至今

　 1978年开始,随着政治、社会、文学各领域思想解放的推进,理性、客观、科学的治学态度逐步占据主导地位,我国的萧伯纳戏剧研究从停滞状态缓慢恢复,能查到的最早的文章是张华1978年发表的《鲁迅与萧伯纳》。应该说,新时期的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是非常活跃的,是“五四”以来的又一次高潮。据统计,新时期英国和美国文学译着的书目种类分别达到了4500种和5800种。[4](P.2)不过,对萧伯纳的译介和研究并不算太热,近30年新译的剧本非常少,中后期作品的翻译尤其少。1981年后共出版杨宪益、刘炳善、英若诚、向洪全等翻译或重译的10本译着,加上以前的译本重印也就是15本左右。编着有倪平的《萧伯纳与中国》(2001)和沈益洪的《萧伯纳谈中国》(2001)。这两本书内容上有一定重复。与瞿秋白和鲁迅编撰的文集相仿,这些文集主要是围绕萧伯纳访华以及萧伯纳关于中国的一些言谈,富有一定的历史价值,文章绝大部分为随笔。1978年我国恢复了研究生教育,科研实力较强的一些高等院校随即开始招收研究生。90年代中后期博士研究生招生规模也逐步扩大,学术研究开始制度化、体系化。研究生教育的体系性和高校的科研要求客观上导致了学术界对国外经典作家的深入研究。萧伯纳研究也不例外。有关萧伯纳的硕士论文自1999年以来明显呈增长趋势,仅中国期刊网上能查到的优秀硕士论文就有26篇,2003年之前,基本一年一篇,2005年之后一般每年都在3篇以上,2009和2010各有5篇。这些论文中,研究戏剧翻译的有7篇,研究女性问题和单个作品的各有5篇,综述类的3篇,有关“创造进化论”的2篇,从宗教、讽刺与幽默和观念剧角度切入的各1篇。宗教主题的论文主要集中于河南大学的硕士论文及毕业生所发表的论文中,其他学校的偶尔也有论及的。选题比较好的有王莹的《萧伯纳戏剧中的圣经典故》(2009)、王文静的《宗教对萧伯纳的戏剧创作思想的影响》(2009)等。不过,西方人的宗教观是个很复杂的问题,需要研究者有较深的积淀。秦文的《创造进化论---萧伯纳戏剧创作的普遍主题》(1999)是一篇较早的论述创造进化论的硕士论文。综述类较好的有刘涛的《对20世纪中国萧伯纳研究的反思与批判》(2005)和翁君怡的《擦肩而过---萧伯纳与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2007)。刘涛从女权主义、比较文学、创造进化论和综合研究等几个角度梳理了我国萧伯纳研究的几个主要方面,并指出了目前存在的问题。谭雪凌的硕士论文《萧伯纳戏剧在中国》(2008年)也是综述性的,不过该作者将20世纪50至80年代视为我国萧伯纳研究的繁荣期,而将90年代至今视为停滞期,似乎有违事实。张彬彬的硕士论文《戏剧文本中戏剧性的迻译---萧伯纳〈卖花女〉的个案研究》(2008年)比较了林语堂和杨宪益两人的翻译,有一些亮点。

　与学位论文的数量相比,有关萧伯纳的期刊论文偏少,1978至1996年共有18种,1997-2005年30余篇,2006年-2010年期间,期刊网上可查到的相关文章有50篇,其中比较专业的有35篇,核心期刊上的有10篇。20世纪90年代末有关萧伯纳的论文主要是关注其“社会问题剧”,如易晓明的《从社会问题剧看萧伯纳的思想倾向》(1999)、何其莘的《萧伯纳和他的社会问题剧》(2000)等,写得都比较全面。2006年以来,社会问题继续有人关注,如陈燕红、李兵的论文《萧伯纳剧作中的易卜生主义》(2006)、高音的《社会问题应该在戏剧中自由讨论吗?-----谈谈萧伯纳和他的舞台现实主义》(2009)等。此外还有研究翻译、女性主义、创造进化论、比较文学、宗教等主题的。对语言、文体等艺术特色以及萧伯纳的戏剧理论的研究数量上相对较少。数量最多的是对单个剧本的研究,仅关于《皮格马利翁》(或译为《匹克梅梁》《卖花女》)的就有9篇,关于《巴巴拉少校》的6篇。在宏观的综合类研究中,鲁效阳的《杰出的英国戏剧家萧伯纳》(1986)虽然篇幅不足70页,但语言流畅,文字清新,从剧作家的爱尔兰家庭背景及其对他思想的影响入手,指出萧伯纳一家即使在穷得一文不名的时候,也属于信奉新教、较体面的上流社会的一员,并指出:“中等阶级的本能,体面的上流社会的习俗,使萧伯纳不能最终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作者对其重要作品如《康蒂妲》《巴巴拉少校》等的分析虽然简短,但也多有亮点。黄嘉德称得上是我国萧伯纳研究第一人。他30年代即开始翻译萧伯纳的作品,80年代在《文史哲》等杂志发表了多篇文章。1989年出版的专着《萧伯纳研究》是作者50多年的研究积累和总结,对萧伯纳的创作哲学、戏剧理论进行了系统梳理,对一些重要戏剧的解读很深刻。比如,分析《人与超人》的第三幕时,作者援引剧中台词,指出现代人类所创造的文明不是生之力,而是死之力;对《圣女贞德》中的宗教矛盾和民族国家崛起进行了分析,认为贞德既是基督新教殉道者,也是民族主义兴起的代表。此外,该书对萧伯纳的悲喜剧理论以及现代悲喜剧做了非常透彻的阐释。作者认为,萧伯纳戏剧的真正主人公是民族、国家或者人类社会。这些论点都很有深度,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对于萧伯纳与莎士比亚的对比,该书也写得很透彻,指出萧伯纳之所以高度推崇易卜生、高调贬低莎翁,是因为他反对戏剧创作中凌空蹈虚的倾向,认为莎士比亚设计的很多场景远离生活现实,如女巫、一磅肉的契约等。可以说当今萧伯纳研究的绝大部分文章或专着都达不到这本书的水平。王佐良在《英国20世纪文学史》中,对萧伯纳的评价较以前更为客观、更加深入:“向旧世界挑战,嘲笑它,讥讽它,鄙视它,但是又始终站立在那个世界的边缘,没能跨进新的世界:这便是英国现实主义戏剧家萧伯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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