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中国企业家之魂

毛泽东在回顾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时，曾说过我国实业界有四个人是不能忘记的，他们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和搞纺织工业的张謇”。

卢作孚（1893—1952），原名卢魁先，重庆市合川人，近代著名爱国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民生公司创始人、中国航运业先驱，被誉为“中国船王”“北碚之父”——这两个称谓恰好构成一个完整的卢作孚，一面是实业救国，一面是教育救国，追逐利润，改良社会，始终胸怀家国，他是“黄金时代”的灵魂人物。毛泽东评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万万不可忘记的人”；蒋介石称他“作孚兄”“民族英雄”；冯玉祥夸他是“最爱国的，也是最有作为的人”。在1944年一期《亚洲与美国》的美国杂志上，发表过一篇《卢作孚和他的长江船队》的文章，文中列举了组成他一生的“一大堆不协调”：一个没有受过学校教育的学者，一个没有现代个人享受要求的现代企业家，一个没有钱的大亨。张瑞敏说：“卢作孚先生在我心目中可谓是高山仰止。”

领导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卢作孚幼年家境贫寒，辍学后自学成材，自己编著多本教材。1910年，加入同盟会，从事反清保路运动，投身辛亥革命。1914年，担任合川中学教师，之后先后任报纸编辑、主编、记者。1922年，时任永宁道尹公署教育科科长的卢作孚，请他的好友恽代英到泸州川南师范任教，出任教务主任。

恽代英素来擅长以其雄辩的才能、生动的文章、热忱的激情教育，鼓舞广大倾向进步的青年。他到泸州通俗教育馆讲演，一上来就开门见山地给了大家一个形象的自我介绍：“请大家认识我，我是一颗炸弹。”按照他的说法，就是主张以武装斗争的方式来救国救亡。但是，对于恽代英在讲演中谈及用武装斗争的革命形式来拯救中国时，卢作孚当场提出异议，他说：“炸弹力量小，不足以完全毁灭对方；你应当是微生物，微生物的力量特别大，才使人无法抵抗。”他还补充道：“看得见的不是力量，看不见的才是力量。”恽代英主张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卢作孚认为不宜单一地革命，还要用实业造福人民，启蒙心智。他们约定：卢作孚搞建设，恽代英搞革命，双方将来要“殊途同归”。之后，卢作孚订造了第一条浅水小客轮，起名叫民生号。1925年，创办民生公司，陆续统一川江航运，迫使外国航运势力退出了长江上游。“崛起于长江，争雄于列强”，这在当时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但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就是做到了。十年后，相继在上海、南京、武汉、宜昌等地设立分公司。从一条七十余吨的客船发展到一百三十多条的三万六千余吨的船队，职工七千余人，他成了名副其实的“船王”。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当时卢作孚立即向全公司发出号召，“民生公司应当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而后平津陷落、淞沪败退。上海、南京、武汉纷纷沦陷，自古被誉为“川鄂咽喉”的宜昌，当时俨然已经成为了全中国命运的“咽喉”。1938年10月，在武汉会战即将结束、国民政府即将放弃武汉的时候，拥往宜昌的难民潮达到了高峰。根据1938年武汉失守后的一次统计，在宜昌候渡的各类人员，最多时达到了3万多人。当时能够入川的公路不多，铁路更是没有。沿着长江向大后方而去的难民、80多家工厂设备、军队物资、武器弹药想要入川只能选择水路，但水路运输力量有限，因此大批物资源源不断地堆积堵塞在宜昌长江三峡的门口。这其中，有十三万吨战略器材是整个中华民族工业的精华，如果不能及时入川，不仅会影响大后方军事工业重建，而且如果被日本人掠走，那么后果不堪设想。

当时的宜昌，可供运输的船只，只有民生公司的20多条轮船和几艘其他公司的轮船，按照正常运力，想要全部运走这些人流和物资，差不多需要是一年的时间。最关键的是，还有40天长江枯水期就要来了。也就是说，这些人员和物资必须要在40天之内完成运输，这几乎是不可完成的任务。危急存亡之时，卢作孚亲抵宜昌，马上召集公司高层商量，然后决定亲自指挥，重新抢运物资入川。并一反之前一向不肯做官的态度，临危受命，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军事委员会第二部副部长兼农产、工矿、贸易调整委员会运输联合办事处主任，并承诺，40天完成转运，运价只收平时的十分之一。“增加码头设备、增加港口木驳数量、增加装卸工人、增加工人工资标准”，卢作孚几乎是立刻就做出了决定。

不论白天黑夜，宜昌江边声响震天，2000多名装卸工不停工作，拼命把尽可能多的物资运送到大后方。为对付日机轰炸，在晚上日机飞来时，整个码头作业区骤然灭灯，一片黑暗，工人们放下工作，就地防空。敌机一过，则灯光齐明，热火朝天。民生公司的指挥中心内，电报机24小时不停工作，所有电文卢作孚亲自处理，庞杂的运送过程中每一个细节，他都能了然于胸。在这场惊心动魄的大撤退运输中，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向四川运送了150万人，100万吨货物，仅抢运的军工设备就有兵工署的22厂、23厂、24厂、25厂、巩县分厂、汴厂和金陵兵工厂、南昌飞机厂等14个，还有大量的其他工业设备和党政机关、学校、科研机构、国家文物的物资。卢作孚公司抢运的这些器材物资，很快组织起钢铁厂、兵工厂、纺织厂，每月生产手榴弹30万颗，迫击炮弹7万发，炸弹6000颗，子弹几百万发，军用十字镐20万把。从而保存了中国工业的命脉，为抗战胜利和大后方建设奠定了基础，也为国民政府发动反攻发挥了重要作用。除了物资，卢作孚也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其中光是抢运入川的学校就有复旦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航空机械学校、中央陆军学校、国立戏剧学校等数十所。为了运输尽可能多的难民，他同时下令将二等以上舱铺全改为坐票，让达官贵人与平民同舱，这样增加一倍以上的载客量；票价降低：公教人员半费、难童免费。当满载着几百名战争孤儿、难童的船只离开宜昌港时，卢作孚亲自到码头送别，孩子们扒在栏杆上放声高歌。此情此景，船上岸边观者无不为之动容。最终，12月初，江水低落之前，宜昌堆積如山的货物终于全部运走，这场中国版《敦刻尔克》在40天之内顺利结束。在这个过程中，民生公司被炸沉船舶16艘，牺牲员工百余人。

宜昌撤退，被称为“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这次撤退完成后，卢作孚在回答关于民生公司经营状况的问题时说：“这一年我们没有做生意，我们上前线去了！我们在前线冲锋，我们在同敌人拼命！”

民生公司的民生精神体现于公司每个人身上。1949年9月初，重庆大火，37条大街小巷化成焦土。民生公司的损失首当其冲。公司襄理用拖轮把两个装炸弹的船拖开，否则炸弹爆炸，那里的几万市民都会被炸死的。拖轮第三次回到码头时起火，襄理以身殉职。公司45名正在上班的员工，奋力转移被大火围住的2000多名百姓，员工自己无一人出逃。45名员工从容赴死。烧焦的仓库警卫，双手还死死抱住一支同样烧焦的枪。

北碚之父

卢作孚不止一次说，他“真正的兴趣不在民生公司，而在北碚”。“我之喜欢北碚，胜于自己所主办的事业”。

抗日救亡在当时是时代的主题，对于如何救亡，卢作孚认为根本办法是“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而国家现代化的基础在农村，他设想通过农村的现代化建设为国家的现代化提供经验和参考：

“做一种乡村运动。目的不只是乡村教育方面，如何去改善或推进这乡村里的教育事业；也不只是在救济一方面，如何去救济这乡村里的穷困或灾变。中华民国根本的要求是要赶快将这一个国家现代化起来。所以我们的要求是要赶快将这一个乡村现代化起来。……而这一种创造的工作，是要在安定的秩序下面才能前进起来；所以首先要创造的尤其是安定的秩序。我们依着这样的程序在这一乡村里为中华民国做小小的试验，供中华民国里小至乡村大至国家的经营的参考，其经营止于一点，其帮助则愿意到各方面。”（《四川嘉陵江三峡的乡村运动》，《卢作孚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卢作孚一生投入大量精力在北碚进行他的城市建设和社会改造试验。卢作孚于1929年担任峡防局局长后开始建设北碚，持续了五六年，此后，由其弟卢子英继续主持。内战结束后，北碚的建设基本上实现了卢作孚原本的设想。经济方面，有四川第一条铁路——北川铁路；组建了当时四川最大的煤矿——天府煤矿，创建了西南最大的纺织染厂——三峡织布厂，文教事业方面有中国唯一一家民办科研机构中国西部科学院、中国西部博物馆、北碚图书馆、以及各类中小学及文化补习夜校、报馆，社会公共事业有北碚公园、民生医院，通电通水通道路。北碚的大变化在当时的《嘉陵江报》有生动的记载：该报1931年3月20日以《半年的北碚》为题描述了北碚的变化：“半年来北碚事业积极振饬，把民众俱乐部扩充大了，街上的电灯照得明亮了，三峡工厂日夜机声轧轧，远远可闻；火焰山成立博物馆、兼善校，并改建了公园，实用校也成立了分校，马鞍石也开辟来种了树，原只有一个邮务代办所，现也改设了三等邮局，河边又设立了囤船，远近各界人士来参观的特别多”。北碚的变化使人们发出了“北碚不是场，简直似城”的感叹。

1944年美国一家杂志称赞“北碚是迄今为止中国城市规划最杰出的例子”。1948年，北碚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基本教育实验区”。著名的华西大学创办者约瑟夫·毕启博士在参观了这个“平地涌现出来的现代化市镇”之后，“夸赞地责备”他的朋友卢作孚：“哎呀！你总是以一种可怕的步伐在前进，不是吗？！”

为商不有，庶几可比于古之贤哲

站在1949年的转折点上，当时身在香港的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的人生本有多种选择，但他却义无反顾地选择返回家乡，因为他的内心对这片热土和他所关注的事业情有难舍。1950年6月10日，他踏上北上之路。返回内地后，他即安排和指挥民生公司滞留香港和海外船舶驶返内地的行动，在民生公司各分支机构和船员的同心协力之下，18艘滞留香港的主力船舶突破封锁，陆续驶返内地。

正当他满怀壮志，準备为国家的交通航运事业作出更大贡献时，形势却突然发生了变化。先是公司高层受到冲击与批判，接着他本人又遭受许多不公。他本就是个高傲的人，有些羞辱是难以承受的。所以，1952年2月8日白天在接受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斗后，他选择了悄悄地离开——当晚，在给家人写下一封简短的遗书后，服下了大量的安眠药，自杀身亡。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累了，我要休息。”卢作孚自杀前，留下一纸遗书，上面只有两行字：“把家具还给民生公司，好好跟孩子们过。”在他身后，卢作孚创办的民生公司光是在海外就为新中国保存了两千余万美元的资产。当然还有在大陆的资产。后来的船王包玉刚说过：如果卢作孚健在，就不会有我今天的包玉刚。

卢作孚虽身为民生公司总经理，其夫人子女乘坐民生公司轮船一律按规定买票。他担任民生公司的总经理，但多年来只靠一份工资维持家庭生活，在他担任交通部次长时，在交通部领工资，就停民生公司的工资；兼任全国粮食局局长时，也不领全国粮食局局长的工资。任何时候，都只领一份工资，绝不多领。其他兼职收入都捐给了北碚的公益事业，家中的经济状况一直是相当紧张的。

1944年美国《亚洲和美国》杂志曾经谈到了卢作孚的家居环境：“在他的新船的头等舱里，他不惜从获菲尔德进口刀叉餐具，从柏林进口陶瓷，从布拉格进口玻璃器皿，但是在他自己的餐桌上却只放着几只普通的碗和竹筷子。甚至这些船上的三等舱中也有瓷浴盆、电器设备和带垫子的沙发椅，但成为强烈对照的是，他那被称为‘家’的六间改修过的农民小屋中，围着破旧桌子的却是一些跛脚的旧式木椅。”家里的设施近乎贫寒——“家里唯一一件‘高级’用具，是一把三十年代初期买的小电扇，漆都褪尽了，破旧不堪，毛病不少。”

在《工作的报酬》一文中，卢作孚写道：“最好的报酬是求仁得仁——建筑一个美好的公园，便报酬你一个美好的公园；建设一个完整的国家，便报酬你一个完整的国家。这是何等伟大而且可靠的报酬！它可以安慰你的灵魂，它可以沉溺你的终身，它可以感动无数人心，它可以变更一个社会，乃至于社会的风气……”

被西方人称为“伟人”的晏阳初先生则称赞卢作孚先生是一位完人：“我一生奔走东西，相交者可谓不少，但唯有作孚兄是我最敬佩的至友。他是位完人，长处太多了。”与卢作孚同岁的梁潄溟则评价他：“作孚先生胸怀高旷，公而忘私，为商不有，庶几可比于古之贤哲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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