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物皆美，和谐共生

[摘要] 科技的发展既给人们带来繁荣和便利，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和人们精神生态的危机。现代作家沈从文在其散文中对自然之爱的张扬、真诚的救赎的生态意识和现代生态理论不谋而合。

[关键词]　沈从文 散文 生态意识

20世纪50年代，奧地利学者路德维希·冯，贝塔朗菲提出一个颇为自负的观点：“生物学的世界观正在取代物理学的世界观”。他的这一断言竟为后来的时代发展所充分验证，物理学世界观向着生物学世界观的这一转换还被不少人称作人类文明上的“第二次哥白尼革命”。

的确，以征服自然为特征的物理学的世界观是一把双刃剑，既让人们享受到科学发展所带来的繁荣和便利，也带来了足以影响整个人类生存发展的问题，诸如能源的浪费枯竭，生态的破坏以及人的精神上的危机等等。这都需要用生态学的世界观去关注和引导，生态文学批评不仅担当了文学的批评功能，更重要的是通过发掘优秀作品中的生态意识来唤起人们对自我的认识，对世界的认识对文学的重新认识。

在现代文学作品中，沈从文以他作为农民的质朴和对家乡的挚爱，以他对自然对土地对地球上所有生灵的关爱和珍视书写了人与自然和谐的乐章。散文作为一种天然倾心于个人性的自由文体，最能折射作者对于宇宙人生的理解和感悟，本文试图通过对沈从文散文的解读尽可能地发掘散落其中的生态意识。

一、自然之爱的张扬

“沈从文也走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艺术道路，他为读者构筑的那个美仑美奂的湘西，超越了平常的地域概念，代表作者心目中生活与生存的净土。他的《边城》，他的《凤凰》，他的《湘西》和《雨后》等，”对天人合一宇宙观的认可和凡生皆美的泛神艺术观”以及用湘西这样一个概念试图化解原始与现代、自然与文明的二元对立的努力，不仅与当代生态美学不谋而合，而且是生态文明的建设方向，是生态批评的宝贵资源。

作为一名从大山中走出的乡下人，沈从文在他的作品中倾注了他对自然的浓烈的感情和依赖，在他的笔下，一切自然界的生灵甚至包括山川、河流、动物植物都被赋予了生命和性灵，人在与自然的相处中，是那么平和与宁静，是那么和谐与自然。

孕育了自然万物生命的水对沈从文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和价值“水和我的生命不可分，教育不可分，作品倾向不可分。我的人格的发展，和工作的动力，依然还是和水不可分。”对于普通人熟视无睹的云也被赋予了人性的魅力和关怀。“云有云的地方性：中国北部的云厚重，人也同样那么厚重。南部的云活泼，人也同样那么活泼。海边的云幻异，渤海和南海云各不相同，正如两处海边的人性情不同。河南的云一片黄，抓一把下来似乎就可以作窝窝头，云粗中有细，人亦粗中有细，湖湘的云一片灰，长年挂在天空一片灰，无性格可言，然而桔子、辣子就在这地方大量产生，在这种天气下成熟，却给湖南人增加了生命的发展和进取精神。”作者充分调动自己的感觉听觉味觉触觉来尽情享受大自然所给予人的恩惠，即使尖锐呜咽的唢呐声也没能淹没他聆听新发醋的甜米酒开盖时泡沫泛涌的滋滋声：“新发醋的甜米酒，照规矩连缸抬到客席前，当众揭开盖覆，一阵子向上泛涌泡沫的滋滋细声，即不曾被院坪中尖锐呜咽的唢呐声所淹没。”他是用生命去聆听自然的呼吸，用心灵去感悟自然的律动，从无处不在的生命中体验到永恒的意义。“我努力想来捉捕这个绿芜照眼的光景，和在这个清洁明朗空气相衬，从平田间传来的锄地声，从村落中传来的春米声，从山坡下一角传来的连枷扑击声，以及由于这些声音共同形成的一种特殊静景，手中一支笔，竟若丝毫无可为力。”

从与人类生存生生不息的水、天、云到作者所看到听到和感受到的大自然的静中亦动，动中有静的和谐乐章，带给我们的是对自然的热爱和万物的感动。作者不仅关注自然以自然界中的万事万物，他更关注和谐自然中的人，“弄船人除少数铜仁船水手，此外全是麻阳人，在二百五十里内，这一条河中有多少滩，多少潭，有多少碾房，有多少出名石头，无不清清楚楚。水手们互相谈论争吵的事也常不离这条河流所有的故事。”与物质化欲望化的大都市文化相比，湘西朴实的民风和世世代代形成的与世无争的处世方法在现代社会中显得弥足珍贵，但这种朴实无华中却蕴涵深厚的哲学意蕴。“平常日子特别是隆冬严寒天气，却在这个地方，按照一种分定，很简单的把日子过下去。每日看过往船只摇橹扬帆来去，看落日同水鸟。虽然也同样有人事上的得失，到恩怨纠纷成一团时，就陆续发生庆贺或仇杀。然而从整个说来，这些人生活却仿佛同‘自然’已相融合，很从容的各在那里尽其性命之理，与其他无生命物质一样，惟在日月升降寒暑交替中放射，分解。而且在这种过程中，人是如何渺小的东西，这些人比起世界上任何哲人。也似乎还更知道的多一些。”

讲究“天人合一”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强调“人与自然是在同一个浑然和谐的整体系统之中的，自然不在人之外，人也不是自然的主宰，真正的美就存在于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最大的美就是人与天地、万物之间的那种化出化入、生生不息、浑然不觉、圆通如一的和谐。”

至于作者笔下的无处不神，无物不怪，人神和乐，人神相恋则充满了边区苗乡的异域风情和人民的宗教情绪及浪漫情怀，对于这种现代人看来野蛮迷信的行为作者却保持了原始的崇拜和敬畏。“行巫的本地人称为‘仙娘’。她的职务是‘人鬼之间的媒介’，她的群众是妇人和孩子，她的工作真正意义是她得到社会承认，是神的代理人后，狂病即不再发。用通常眼光看来，殊不可解，用现代心理学来分析，它的产生同它在社会上的意义，都有它必然的原因。一知半解的读书人，想破除迷信，要打倒它，否认这种‘先知’，正说明另一种人的‘无知’。”

这种回归自然，融入自然感悟自然的心境又和生态批评的核心不谋而和。生态批评的核心就是生态整体观：它强调“自然是个整体，整体内的所有物种休戚相关”“自然万物之间存在着普遍的联系，大自然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有着它自己运动演替的方向。从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山川、河流、森林、土地，到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有生之物，都拥有自己的价值和意义，都拥有自身存在的权利。”

沈从文自觉地实践着这种对自然的热爱，执拗地守护着自然中的生灵，和他们一同呼吸，一同心跳，一同感受这世界的万物的美丽和葱茏的诗意。

二、真诚温良的救赎

“在所有现代作家中，始终保持着乡下人的意识，拒绝被都市同化，并且有意识地在作品里构筑两个互相参照、互相发现的乡村世界与都市世界，有意识地将乡村文明与都市文明对比，将乡村淳朴、粗狂的人性同扭曲异化了的人性对比，只有沈从文一人。”沈从文醉心于对湘西故乡的回忆和描摹，有很大原因来自于对都市生活的厌倦和现代生活重压之下

人性的委琐，虽然在他生活的年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对物质欲望的追求还远没有达到让人触目惊心的程度，但骨子里对自然造成的生态环境的恶化和在所谓现代文明侵淫下人心之不古他是颇有微词的。

“有一回，一个女孩赞美白鹭，本意以为这些俊美生物与田野景致相映成趣。一个习社会学的大学教授，却充满男性的勇敢，向女孩子表示，若有支猎枪，就可把松树顶上这些白鹭一只一只打下来。这一来，白鹭并未打下，倒把结婚打落，于是留下个笑话，仿佛失恋似的走了。”一向温和的沈从文在对物质化欲望化的社会投去了讪笑的嘲讽，对逐渐被腐蚀的人的道德和良心又流露出几分无奈和愤慨。“这是一个古怪的地方，天时地利人和条件具备，然而乡村本来的素朴单纯，与城市习气作成的贪污复杂，却产生一个强烈鲜明对照，使人痛苦。湖山如此美丽，人事上却常常贫富悬殊到不可想象程度。小小山城中，到处是钞票在膨胀，在活动，大多数人的做人兴趣，即维持在这个钞票数量争夺过程中。钞票来的越多，因之一切责任上的尊严，与做人良心的标尺，都若被压扁扭曲，慢慢失去应有的完整。”与西方某些哲学家甚至文学家所认同的文明的堕落首先是从都市的崛起而开始的观点不谋而合：“本雅明提到大仲马《巴黎的莫希干人》一书，书中的主人翁决定跟随他拋在空中的纸片去寻求冒险，但在城市之中，无论游手好闲者循何路而行，结果总是被引导着走向犯罪。”“像昆德拉说的一样，土地开始长出了人工建筑，长出了栉比鳞次的大楼，遮住了人远望的目光，拦住了去路，并总把人引导向犯罪。”

作家特有的对社会的责任和救赎的意识使沈从文本能地试图找到一条回归之路，除了上述的对于自然的回归外，他希望借助传统的文化为现代文明开一剂良方，他津津乐道于老绅士的悠然自乐和知足常乐：“至于住城中的几个年高有德的老绅士，那倒正像湘西许多县城里的正经绅士一样，在当地是很有名的，庙宇里照例有这种名人写的屏条，名胜地方照例有他们题的诗词。儿女多受过良好教育，在外做事。家中种植花木，蓄养金鱼和雀鸟，门庭规矩也很好。因为名气大，许多不相干的捐税，不相干的公事，不相干的麻烦，不会上门，乐得在家纳福，不求闻达，所以也不用有什么表现。对于生活劳苦认真，既不如车站边负重妇女，生命活跃，也不如卖菜的周家夭妹，然而日子还是过得很好，这就够了。”他还希望通过唤起原始的野性的为日益衰落的现代文明注入起死回生的血液，因此他不厌其烦地讲述着游侠们的故事，“游侠者行经在当地也另成一种风格，与国内近代化的青红帮稍稍不同。重在为友报仇，扶弱锄强，挥金如土，有诺必践。赌博时用小铜钱三枚跌第，名为‘板三’，看反覆、数目，决定胜负，一反手间即输黄牛一头，银元一百两百，输后不以为意，扬长而去，从无翻悔放赖情事。决斗时两人用分量相等武器，一人对付一个，虽亲兄弟只能袖手旁观，不许帮忙。仇敌受伤倒下后，即不继续填刀，否则就被人笑话，失去英雄本色，虽胜不武。犯条款时自己处罚自己，割手截脚，脸不变色，口不出声。”

他在无声地履行着“李奥波——柯倍德”式的土地美学，他“不只欣赏壮丽、著名的风景，也在毫无人烟的沼泽，沙丘与沙漠中找到荒芜之美；在渺小、细微的景致里发现微物主美。”当梭罗说“野性里蕴含着这个世界的救赎”时，或许他正暗示着这一点。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是美丽的但同时也是蛮荒的，是诗意的但同时也是愚昧的，但我们仍能从他的作品中读到希望和诗意，感受到生命的律动和张扬。

重新审视和解读沈从文的作品，我们既不必将其生态意识神圣化，认为他的文章中蕴涵了多么深刻先进的环境伦理意识，事实上，沈从文笔下的生态观念较类似与我们今天称颂的原住民与自然相处的模式——一种素朴的环境伦理观。它并非建立于自然科学研究之上的发现，或文明开发之后的觉醒，更多时候是与切身生存一致运作时，所必须遵循的自然与人之间的“非强制性道德规范契约”。同时，我们也不应将这些素朴的环境思想污名化，认为其不具有现代自然科学意识，或者其不符合严格意义上的生态观念而过分强求，它确实能提供我们在思索环境、生态、土地伦理的一个面向，那即是生命的“精神层面”不依恃“物质层面”的满足而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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