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之谜幕前幕后

李约瑟一九五五年到中国访学时 ，在演讲中提到他的观察 ：一七五○年之前 ，中国经济和科技等都超越西方。可是 ，从此一落千丈 ，最后是甲午战争、八国联军等等。他很困惑 ，为什么呢？他的大哉问 ，涉及好几个环节 ，但是可以归纳成一个简单明确的问题 ：十八世纪西方的工业革命 ，为什么没有发生在东方的中国？

当初看到这个问题时 ，觉得有趣 ，也粗略地看了一些文章。但是 ，觉得问题本身不好处理 —对于任何可能的答案 ，有谁可以自信十足地回答答案对 ，或是不对？当有人提出解释时 ，最多可以增加大家对历史的认识，答案和其他的史实兼容 ，并不冲突 ，如此而已 ！对我而言 ，智识上比较有挑战性的 ，是如何 “拿证据来 ”！在试着响应 “李约瑟之谜 ”时 ，哪些数据能够拿得上台面？除了揣测性的假说之外 ，有没有信而有征的证据 ，能直接或间接地呼应谜题和假说？

这几年来 ，这个问题偶尔会在脑海里浮现 ，琢磨一阵 ，又悄然遁去。不过 ，慢慢地 ，当我把它和其他问题一起联想时 ，至少在理论上 ，我认为可以编织出一套说得过去的说辞。所欠缺的 ，还是信而可征的证据。

一九九五年 ，北大教授林毅夫发表宏文 ，提出有趣的解读。他认为 ，传统的科举制度 ，培养出一批长于经史子集而短于机械器物的官僚。一方面 ，他们的知识条件 ，不足以发展出蒸汽机和铁路火车等 ;另一方面 ，官僚体系里 ，站在捍卫本身利益的立场 ，他们也不会鼓励，甚至会排斥和 “圣人之学 ”相左的知识。

直觉上 ，这种解释脉络清晰 ，有一定的解释力。然而 ，至少有两个疑点值得进一步探索 ：首先 ，除了官僚体系 （士 ）之外 ，社会上还有农工商等其他部门 ;官僚体系生产句读之学 ，其他部门难道不能有各自的趋舍好尚吗？其次 ，令人好奇而且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 ：为什么华人历史上的官僚 ，会变成经史子集的书虫？如果是因为科举取士、独尊儒术 ，也可以进一步追问 ：为什么会走上独尊儒术的道路？

二○○三年 ，另一位北大教授姚洋 ，也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揣测。他用数学模型展示 ：如果农业部门能维持高的生产力 ，就不需要向工业部门求援 ，不需要用科技器具来提升效率。他认为 ，华人历史上 ，良田千里和土壤肥沃所在多有 ，对工业部门并没有潜在的需求。在观念上 ，这是一个有趣而且有说服力的解释。然而 ，至少有两个疑点 ，有待进一步澄清 ：第一 ，对工业部门知识技术的需求 ，未必来自农业部门。如果商业和贸易部门发达 ，也可能衍生出类似的需求。第二 ，对于知识的探索 ，除了基于实用而诱发推动之外 ，也可能来自纯粹的好奇和益智。在华人文化里 ，有没有鼓励探索新知、尝试冒险的传统？

判断理论的好坏 ，有很多不同的指标，其中有两种指标 ，簡单明了 ：一方面 ，这个理论的各个环节 ，是否能彼此呼应 ，自圆其说？另一方面 ，这个理论能涵盖的范围 ，宽窄如何？

对于李约瑟之谜 ，根据我过去的研究 ，可以讲述一个大体完整的故事。具体而言 ，在地理结构上 ，中华大地是一个完整而相对平坦的区块 ，南有峻岭，东有大海，西有沙漠 ，只要北方的长城能挡住敌人 ，基本上无忧。当舟车器具进步到某一个程度 ，很容易就形成 “单一权威 ”（single authority）的局面。自居为中土 （The Central Empire），视周围规模不大的国家为藩属 —这种主客观条件下形成的大一统 ，似乎比魏特夫的 “洪水治理说 ”更有说服力。

历史上秦汉隋唐宋元明清的更迭起伏 ，就是华人文化单一权威的主旋律。为了巩固皇权 ，统治面积辽阔而人口众多的帝国 ，慢慢走上了独尊儒术的道路。儒家仁义礼智信的思想 ，原则简单 ，弹性大而可以因地制宜。而且 ，科举取士形成的官僚体制 ，和皇权逐渐结合为利害与共的生命共同体。

有几点特质 ，是显而易见的。首先 ，以读书人来运作庞大的官僚体制 ，比倚靠武将或商贾 ，明显要安全可靠得多。其次 ，和社会其他部门相比 ，行政体系是资源最多和力量最集中的利益集团。对皇权和官僚体系而言 ，“士农工商 ”的排序 ，最符合政权和读书人的利益。再次 ，维持皇权 /官僚体系的地位 ，除了贬抑商业活动之外 ，最好避免各式各样的风险。尝试探险、发明创新、科学实验等等 ，除了可能累积人力物力的资源之外 ，也隐含浓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而且 ，熟读经史子集的知识 ，并不足以了解机械器具。这些 “奇技淫巧之末 ”所意味的未知和风险 ，当然愈少愈好。最后 ，农业 ，基本上是静态的 ;工商活动 ，基本上是动态的。无论是境内的商业活动 ，或对外的贸易 ，人员物资的流动性大，对行政体系而言 ，掌握不易 ，而且有潜在的风险。对帝国 （皇权 ）和政权 （行政官僚 ）而言 ，以农立国大概是最稳妥的发展轨迹。

由单一权威所推演出的一些观察 ，可以和李约瑟之谜做一联结。一言以蔽之 ，官僚体制所擅长的经史子集 ，不会产生工业革命所需的相关知识。而且 ，基于本身的利益 ，也会贬抑工商等其他部门的活动以及由此所生产的知识 —这一点 ，是对林毅夫和姚洋两人论点的补充。换一种描述的方式 ，就是 ：适合生长橘子 （经史子集的知识 ）的土壤 ，不会培养出苹果树 （自然科学的知识 ）。

无论是林毅夫和姚洋的两家之言 ，或我所揣测的另起炉灶 ，虽然宽窄范围或不同 ，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 ：社会发展的轨迹 ，具有路径相依 （path dependent）的特质。诺贝尔奖得主诺斯 （Douglass C. North）的集大成之作 —《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成就》—有非常简洁明确的理论脉络。一个社会发展的轨迹 （群体或家庭个人 ，也是一样 ），会受到起始条件 （initial conditions）的影响。一旦步入特定的轨道 ，就会因循延伸。而且 ，所作所为 ，包括所生产出来的知识 ，都是环环相扣 ，前后呼应。他所举的例子 ，就是以劫掠为生的海盗 ，自然而然会发展出海上作战、欺敌攻守的知识和伎俩。

就李约瑟猜想而论 ，传统华人社会的经典画面 —饱读诗书的士大夫和日出而作的农民 —与隆隆作响的蒸汽机火车 ，显然有点牛头不对马嘴、张飞碰不上岳飞的味道。然而 ，就事论事 ，除了在观念上想来合于情理之外 ，最好还是拿证据来 ，因为多言无益。可是 ，华人历史上下几千年 ，哪里去找令人信服的数据呢？

前不久和博士生谈话 ，又讨论到 “证据 ”的问题。突然 ，我回想二十多年前 ，常常翻阅英美各个大学出版社的图书目录。看多了 ，也有一点点小小的发现 ：在社会科学里 ，经济学和其他政治、社会和法学的目录有明显的差别。经济学的目录 ，先是 “理论 ”的著作 ，包括宏观和微观理论。而后 ，是各个更细领域的专著 ，如公共经济学、货币理论、国际贸易等等。关于个别经济学者 （如亚当 ·斯密、凯恩斯、李嘉图等 ），是一个小小的领域 —经济思想。而且 ，关于理论的书很多 ，关于个别经济学者的书并不多。

相形之下 ，无论是社会、政治或法律等学科的目录 ，几乎没有 “一般理论 ”（general theory），而有很多以个人为代表的相关著作。譬如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马克斯 ·韦伯、孔德 ……两相对照 ，经济学者之间 ，显然已经发展出一些非个人的 “共同理论 ”;而其他社会科学 ，并没有类似的、非个人的 “共同理论 ”。以小见大 ，经济学号称是“社会科学之后 ”，或许有以致之。

当我回想起多年前的这个小发现 ，我问眼前的研究生 ：历史上曾经做过的 “图书集成 ”“四库全书 ”之类 ，可不可以看到各种图书的分类 ，如经史子集、农林渔牧、“可以 ！”—

器物工具等？他明快回应 ：在本科和硕士生阶段 ，他曾参与一些研究计划 ，都和图书数据有关。我心里暗叫了一声 “好”，曙光乍现 ，脑海里的灯泡突然闪了一下 ，李约瑟之谜或许终有 “让证据说话 ”的时刻 ！

收集和呈现证据的方式 ，一经点明 ，其实非常简单。历史上 ，各个朝代曾经多次编修全书 ，图书目录中就可以看出 ，“经史子集 ”著作 （非科技类）和“其他类别 ”著作的比例。每次编修 ，等于是对知识存量 （stock of knowledge）的盘点 —在那个时点上 ，社会上存在哪些知识 ，数量类别各有多少。前后两次盘点之间 ，可能隔上好几百年。但是 ，从最早的《汉书 ·艺文志》开始 ，到清朝的《四库全书总目》（一七八一年 ），有资料可循的 ，前后共有八次。每次盘点 ，是横断面 （cross-sectional）的画面 ;前后几次穿成一串 ，就是纵贯面 （longitudal）的景象。两者放在一起 ，就可以萃取出很多有趣的讯息。对于李约瑟之谜 ，至少可超越猜想揣测性的 “故事 ”，直接联结到具体的 “物证 ”上。

经过一两个月的摸索 ，花了不少的心血 ，包括写信往返 ，向英国的大英图书馆和美国的国会图书馆咨询求援。皇天不负用心用力的人 ，博士生整理出一些很有趣的数据图表，可以简单地描述如下：

第一 ，在历次的图书盘点中 ，都呈现出前后一致 ，毫无疑义的景象 ：经史子集书籍的数量 ，远远超过其他类别的书籍。在民国之前的历次盘点中 ，经史子集书籍所占的比例都超过 70%;最高的时候 ，是一三六八至一六四四年的《明史 ·艺文志》，达到 95%以上。这意味着 ，除了经史子集之外 ，（见诸文字图书的 ）其他的知识 ，只占了很小的比例。

第二 ，一般文史学者都认为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是由西汉（公元前一三四年）开始 ，儒家随后成为社会的主流。然而 ，由知识结构来看 ，并不是如此。一直到唐朝末年（九○七年）为止 ，儒家和道家的著作 ，至少在数量上还并驾齐驱。在西汉（公元前一三四年）和北宋（一一二七年）之间 ，儒家和道家的学说 ，还是处于彼此竞争、各擅胜场的状态。或者 ，即使官方 “独尊儒术 ”，但是在具体做法上并没有 “罢黜百家 ”。

第三 ，就长期的趋势而言 ，经史子集所占的比例逐渐上升。当西方发生文艺复兴前夕 （十四世纪前 ），这个比例是 90%左右。而在明清两代 ，西方发生工业革命时 （一七七六年 ），这个比例已经上升到 95%以上。合理的解释有两点 ：一方面 ，这意味着经过千百年的发展累积 ，科举取士所衍生的官僚体制 ，不但在知识生產上居于主导 ，而且垄断的程度愈来愈高;另一方面 ，经过几千年的传承 ，明清两代政权的不安全感越发浓厚。明代反映在东厂西厂、海禁 （对外贸易中止 ）和郑和下西洋 （查访前朝残余势力 ）等现象上。清代 ，以人数极少的外族入主中原 ，不安全感自然浓厚。借文字狱清除异己、杀鸡儆猴的频率和范围 ，都是历朝之最。西方工业革命之后 ，掀起了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各方面的巨变 ，社会愈来愈开放 ;相对地 ，东方的巨龙却愈来愈内缩封闭。清朝后期 ，面对英法联军、鸦片战争带来的屈辱 ，知识分子 “师夷长技以制夷 ”的思维 ，反映的不只是对西方社会缺乏具体的了解 ，更反映了本身知识结构的狭隘和浅薄。

第四 ，辛亥革命之后 ，华人社会经历快速的巨变 ，海峡两岸的图书目录 ，都反映了迥异于过去的知识结构。根据台北 “中央图书馆 ”的目录 ，经史子集（非科技类）所占的比例 ，在一九一一至一九四九年是 89%;根据中国国家图书馆的目录 ，经史子集（非科技类）著作的比例在二○一五年为 70%。而且 ，就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两大类别来看 ，两岸图书的结构 ，已经和西方主要图书馆相去不远。

就李约瑟之谜而言 ，历代图书结构的这些 “证据 ”，呼应了前面论述的主轴 ：华人社会的发展轨迹使然 ，在生产知识的土壤 （大概不是沃土 ）里 ，不容易培养出工业革命所需的种子。即使萌芽 ，也不容易成长茁壮、开花结果。

“全书 /书目 ”是对一个社会知识存量的盘点 ，以这个信息为起

点 ，可以 “逆推 ”回去 ，设法捕捉当时社会真实的情境。把不同时点上的知识存量串在一起 ，显然也可以描绘出一个演变的过程。这种方式所呈现出的过程 ，和史书及文字所记载的过程 ，当然未必一致，但对过去的了解 ，无疑是增添了一个额外的视角。曾任台湾东海大学校长、知名的材料科学家程海东教授 ，多年前在香港聊天时提到 ：希望写一本书 ，由人类所使用的材料 （筑屋架桥铺路、器皿机具等等 ），来解读人类的历史。抽象来看 ，这和由 “知识存量 ”来解读历史 ，有异曲同工之妙。不同学科所探索和运用的数据不同 ，但是知识上的好奇和兴味 ，却无分轩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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