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国家形态与全球化问题

2.“全球化”的基础及其作用

“信息革命”是经济和社会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信息和通讯技术手段是全球化的物质技术基础。飞机、电话、互联网等信息通讯技术加剧了时间和空间的压缩，促使跨国业务组织、市场扩展以及新的国际分工得以实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有效、合理的配置，资本流动等金融交易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瞬间完成，进而加强了各国间经济协调和合作，深化了各国经济互相依存度和渗透性，以国际化为基础的世界经济活动在全球范围内逐渐消除国别障碍走向一体化。

在经济全球化的基础上，世界范围内产生一种内在的、不可分离的和日益加强的相互联系，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交换方式，也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所以说，全球化又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也是一种政治和文化现象，它既不是“欧洲化”，更不是“美国化”和“资本主义化”，它是一种客观的世界历史进程。

欧洲国家形态再观察

《宣言》产生于19世纪中期的欧洲，同任何理论的产生一样，离不开特定的经济、社会历史条件。所以，在探讨《宣言》的“全球化”预言前，首先要对欧洲的国家形态进行研究。

视欧洲为一整体，最重要的原因是欧洲国家共享着大量的民族、宗教、文化、政治、经济和思想，欧洲文化的同源性主要体现在希腊罗马的脉络和基督教的一脉相承上。希腊是欧洲文化的发源地，一提到希腊，欧洲人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之感（黑格尔）。希腊文化蕴含有科学与民主的种子，吸收了诸多古代文明的精华：埃及的宗教、波斯的哲学、腓尼基的文字、巴比伦的天文和“野蛮民族”的艺术，展示了一种“智慧、真理和性灵修养”的希腊精神，至今欧洲人接触到希腊文化时都有归属感和认同感。

公元前1世纪左右罗马征服了希腊，把希腊精神转换为罗马的政治统治形式传遍大半个欧洲，“以地中海为中心，扩展到离海岸很远的地方，尤其是在欧洲，并在那里传播希腊、罗马文明，也给那里带来相对的然而是真正的统一”。罗马帝国统治时期，最能说明罗马文化对欧洲文化影响的就是语言的统一，拉丁语覆盖地中海、亚平宁半岛、伊比利亚半岛、高卢以及日耳曼等地区。至中世纪，拉丁语已成为欧洲交流的媒介语，也是欧洲科学、哲学和神学的语言。之后拉丁语进一步分化成现代罗曼语诸语言：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罗马尼亚语等，可以说罗马时期的拉丁语是现代罗曼语的祖先。

5世纪北欧日耳曼民族占领了罗马帝国，同时吸纳和消化了罗马文化以及希腊哲学和艺术，接受了罗马的宗教：基督教。尽管中世纪（5世纪罗马衰亡至15世纪人文主义兴起之间）的欧洲长期陷于战乱与分裂，但基督教和教会却作为一条牢固的精神和组织纽带在精神上把欧洲“统一”起来，“他们都有着同一种信仰、同一本圣经、同一类宗教艺术、同一种文化心理、同一种社会风尚，一个将欧洲的各国、各民族都联系起来的‘精神统一体’形成了”。可以说之后“欧洲观念”的形成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有赖于基督教的“欧洲化”。

中世纪的欧洲不是一个政治的整体，而是一片割裂和封闭的土地，但在融合了罗马文化和日耳曼传统的基础上形成了对于欧洲文明至关重要的制度：欧洲封建制。

欧洲封建制度因等级分封而造成间接统治和重叠权力，通常只是因血统和占有最大领地的缘故而成为领主，世袭领地跟随领主而变动，可以通过王室间联姻与跨国领地继承而转手，有时一个家族统治着两个甚至多个国家，使得当时欧洲国家间的界限比较模糊。如历史上著名的英国皇帝亨利八世的头衔就是“蒙上帝恩典，英格兰、法国和爱尔兰国王，信仰的守护者，英格兰和爱尔兰教会之首亨利八世”。

除了王位以外，封建领地也可以跨越语言和地区，一个贵族的封地可能有一块在法兰克，另一块在德意志。可以说中世纪欧洲基本上只有领地的概念，没有民族国家的概念，正如叶尔孜·鲁卡兹夫斯克所说：“在这里，欧洲不被看作是一个地理的整体，它是一个精神的整体，一种人类的成就。”

在中世纪所谓的“黑暗时代”，罗马的精神遗产和文明成果并没有被彻底抛弃，而是以不同形式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继承，欧洲封建时期也孕育了民主和自治的精神，为近代欧洲文化的认同作出一定的贡献。恩格斯说：“近代欧洲民族国家是脱胎于中世纪的”，即欧洲近代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都在欧洲封建制时期开始萌芽。

15世纪至18世纪，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实证科学使欧洲基本上完成了近代社会的进程，奠定了欧洲文化的基础，也造就了欧洲共同的价值观念。

19世纪起欧洲文化主要体现在近代国家形态即“民族国家”的出现和欧洲人相互的认同感即“欧洲观念”的形成。“欧洲观念”的源头一是希腊罗马文化和覆盖欧洲的基督教文明，二是战争仍旧频繁，因渴望和平而寻求的联合之道。19世纪工业革命完成后，欧洲各国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资本主义制度逐渐替代封建制，各国在经济和科技领域里的相互往来和相互依赖越来越超越和冲破民族界限，逐渐建立联盟型组织以及形成多民族的“联邦制国家”。

20世纪下半叶，根据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六国政府签订的“罗马条约”（1958年）成立了煤钢、原子能和经济三个共同体，时称“小欧洲”，最终演变并发展为今天的“欧洲联盟”。

正是这种文化起源与传承的统一性以及宗教带来的聚合性，使得现代欧洲国家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方面趋于同一，文化差异较小，教育制度、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也较为相似，欧洲国际社会和各国实践部分归因于这种多样性当中的统一性。所以，欧洲是开放的欧洲，是整体的欧洲，一定意义上讲，没有绝对的英国问题、法国问题或德国问题，大多数是欧洲问题。

《宣言》的“全球化”预言

1.《宣言》的时代背景

19世纪30年代-40年代，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完成了工业革命，即以机器大工业代替工场手工业。此次工业革命把技术改革（如蒸汽机、纺织机等）直接应用到生产过程，欧洲社会生产力得到前所未有的进步。封建社会的所有制关系不再适应快速发展的生产力，“取而代之的是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生产力的发展客观上要求以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伴随着经济力量的快速增长，资产阶级逐渐在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把资产阶级国家转换成资产阶级所掌握并为其服务的工具。

在资产阶级产生和发展的同时，无产阶级即现代工人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但由于机器的推广和分工，无产者的劳动失去了任何独立性，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附属品，劳动的差别越来越小，工资几乎到处都降到同样低的水平，生活地位越来越没有保障。由于无产阶级内部的利益和生活状况越来越趋于一致，工人开始成立反对资产者的同盟，他们不仅仅攻击生产工具本身，而且攻击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逐渐充分暴露。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欧洲各国工人都受到资本的剥削和压迫，他们的处境是一样的，没有任何民族的差别。1845年3月，马克思在《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文中提到：“工人的民族性不是法国的、不是英国的、不是德国的民族性，而是劳动、自由的奴隶制、自我售卖。他的政府不是法国的、不是英国的、不是德国的政府，而是资本。在国内，货币是工业家的祖国。”

也就是说，在欧洲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一无所有，他们没有祖国，他们的经济社会状况不是单一国家的现状，而是欧洲的共性。

《宣言》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提出了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方法，为无产阶级革命指明了方向。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深深扎根于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土壤中，出发点是对欧洲社会的整体观察；由于欧洲各国在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的趋同性，使得马克思关于“世界市场”问题的阐述实质是欧洲问题在经济、社会和地理方面的扩大和延伸。

2.《宣言》“全球化”的表述

《宣言》中并未出现“全球化”这一术语或概念，而是在第一章中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向全球扩张时使用了“全球各地”、“世界市场”等概念，如：

“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

“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

“它（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

马克思认为“世界市场”产生的内因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和发展，即资产阶级通过资本积累、竞争和利润最大化把资本主义制度推行到世界各地，创造出一种世界性的生产方式。这种“世界性”可以说是在欧洲各国经济、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趋同的条件下，对“欧洲”制度所做的逻辑推演和地理延伸，与其说是“全球化”，毋宁说是“欧洲化”，不具备现代意义的市场经济世界化、全球化所需的客观物质条件——信息和通讯技术以及在此作用下世界本身的结构变化。

《宣言》中“世界市场”的外因是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以及国际贸易技术条件的具备，“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这里的“世界市场”也仅是从欧洲延伸至原料、市场和劳动力的新来源，美洲、非洲和亚洲。世界体系理论的代表人物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曾把这种“欧洲世界经济”定义为：“它是一个经济的而非政治的实体，不同于帝国、城市国家以及民族国家，……它是一个‘世界’体系，并不是因为它包括整个世界，而是因为它比任何法律形式界定的政治单位都大。它是一种‘世界经济’，是因为体系各个部分间的联系是经济的，尽管这种联系在某种程度上是被文化联系并最终被政治安排和联盟结构所加强。”可见，《宣言》中提及的“世界市场”是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点与点、线与线的连接，不是现代全球化的网络的、立体的连接，而网状结构下的资源全球整合、资源全球配置、科技全球共享等在当时的条件下均没有实现的基础。《宣言》中的“世界”是欧洲的普遍化和简单化的扩大，政治内涵远大于其他。

结论

1.《宣言》所预见的是趋势，而不是严格定义的“全球化”，也不可能预见到这种结构化的世界格局。

自18世纪末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经历了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的“工业革命”、以电气化为主要标志的“电气革命”和以计算机互联网技术为核心的“信息革命”，每次革命都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生产关系相应调整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人类社会发生根本性变革。《宣言》的问世正处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马克思根据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情况阐明的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和状况、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两条基本原理是最为科学严谨的。人类社会的变革都是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生产力性质和状况的结果，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由于《宣言》发表时所处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前后并没有与真正“全球化”相符合的生产力基础，所以说，《宣言》所提及的“世界市场”也并不是真正的世界或全球，只是欧洲国家形态在政治学说上的映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即便是，也仅是全球化概念的萌芽状态，即资产阶级的世界扩张。真正的“全球化”是在发达的信息和通讯技术推动作用下，全球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发生了深度的结构化进展，最终达到全球国家的相互依赖、经济的共享、利益的互相依存以及交流的共享利益。《宣言》并未涉及全球化在科技的助力下世界格局的结构性变化，简言之，就是“地球村”。

2.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穷尽真理，也没有结束真理的探求，对经典理论的科学态度是发展真理。

《宣言》的伟大之处在于其科学实质，在于对解决当时的问题（基本是欧洲问题，意识形态的统一、理论的武装等）给予了正确的指导，而非独立的某个结论或每一段文字，预见性的根本不在预测事件，而在趋势。即使《宣言》对资产阶级必将灭亡和无产阶级终将胜利作出了科学严谨的预言，也是一种周期性趋势的预测，不是结构性特点的预言，而“全球化”是偏结构、偏格局的概念。

所以我们要学会尊重经典，避免误读，经典常读常新，不是理论本身发生了变化，而是实践在变，结合实践对理论的认识在变，这也是唯物史观在读经典方面的具体体现。

2009年1月，两位金融工程师模仿160多年前的《宣言》以博客的形式发表了《金融模型师宣言》，以“一个幽灵，流动性困境的幽灵，贷款冻结的幽灵，失败的金融模型的幽灵在市场游荡”开头，并在最后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中庄重宣布：“我应该牢记，我没有创造世界，它不满足我的方程。”金融业是虚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工程又是其中虚拟程度最高的。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以往被奉若神明的金融模型师走下了神坛，发出了宣言般的回归本真的声音，这无疑是全球化浪潮中的一种自省和反思，也是认识任何理论真理性的不可或缺的态度。

作者为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执行董事、副总经理，光大永明人寿保险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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