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时期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方向的转变

摘要：危机后世界经济的恢复性增长时期恰逢我国“十二五”规划实施期，我国对外贸易面临着国内外的新形势，国际上既有贸易保护主义的阻碍，又有新一轮承接产业转移的机遇，国内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也对外贸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实现对外贸易的协调和持续发展，必须实现一系列的转变：由注重出口规模增长转向进出口并重；由以发达国家为主要贸易对象转向贸易对象的多元化；由以加工贸易为主转向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和服务贸易并重；由单一地打破贸易保护转变为通过多种方式减少贸易摩擦。

关键词：后危机；对外贸易；方向转变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1)02－0053－07

我国进入以加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的“十二五”时期，这一时期恰逢后危机时期经济缓慢增长阶段。当前，世界经济的增长率已经从2009年的－1，3％恢复到2010年的正增长，表明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触底后开始进入缓慢的恢复阶段，这一阶段可能持续数年乃至十数年，期间难免出现波折和反复。各国经济增长的总体趋势为：发达国家缓慢增长，发展中国家增速稍高；发达国家的优势地位不会改变，但发展中大国经济实力快速提高，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减小。“‘十二五’期间，预计全球经济增长速度为3％左右，低于危机爆发前2003-2007年的水平，其中发达经济体为2％左右，发展中经济体为5％左右”。面对国际国内的新形势，我国的对外贸易应当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目标和当前的经济实力以及国际地位，转变发展方向，以摆脱危机制约，并抓住机遇，实现“结构优化、整体平衡、质量提高”，使中国经济更加稳健地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中。

一、后危机时期我国对外贸易面临的国际国内新形势

后危机时期，我国对外贸易面临着国内外新形势。危机后，各国纷纷采取多种挽救措施，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此外，大力进行科技创新，力图在新一轮的竞争中抢占制高点，继续垄断国际贸易中的高利润环节，也成为各国摆脱危机的主要手段。从国内经济形势来看，我国经过三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后，也进人了增长趋缓、矛盾凸显的转折阶段。

(一)各国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但全球化趋势不会逆转

本次危机使全球贸易陷入近八十年以来的谷底，据世界贸易组织发布的公告称，2009年全球贸易量下降12.2％，为70年来的最大降幅。美国、欧盟和日本的商品出口分别下降13.9％、14.8％和24.9％。与每次危机如影随形的是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1930年，华尔街股市崩盘，美国政府紧急颁布了《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大幅提高两万多种外国商品的进口关税，由此引发各国纷纷宣布提高关税，形成了竞相报复的关税混战。本次危机后，各国政府毫无例外地再次祭起贸易保护的大旗，中国作为第一出口大国更是成为众矢之的。2009年中国产品在全球共遭到116起贸易调查，涉案总额超过127亿美元。其中，美国总统首次批准对中国轮胎采取特保措施，涉案产品贸易额达到史无前例的18.5亿美元。2010年9月29日，美国众议院通过《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目的在于逼迫人民币升值，以削弱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若不升值，则对我国产品征收特别关税。欧盟以存在损害威胁为由，对我国输欧无缝钢管采取反倾销措施。这些措施都使本次危机后的贸易保护呈现升级态势。我国产品不仅在发达国家遭到严格限制，在印度、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也遇到了频繁的贸易保护主义阻碍。

尽管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但全球化仍是大势所趋，全球化进程非但不会因此停滞，反而会更加深入地推进。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贸易从产业间贸易向产业内贸易的推进，使得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大型经济组织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寻找有利的资源配置方式，从而形成了世界范围内的生产链条，链条上细密的分工使各国间的经济依存度不断提升。在后危机时期，企业竞争更加激烈，跨国公司必将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更加有利的资源配置方式。各种贸易保护措施在短期内阻止了外国产品进入本土市场，但是从长期来看，此举损害了企业的效率和效益，损害了企业竞争力，损害了消费者利益。历史上1933年大危机引发的贸易保护主义恶战导致资本主义世界的对外贸易总额下降了66％，倒退到1913年的水平以下，一些国家的失业率竟高达30％-50％。因此，短期内看似有利的贸易保护并不能支持任何国家的经济复苏，反而会恶化经济形势。随着经济的逐步恢复，贸易保护将不得不削减。

其次，为了更快地走出危机，各国均希望引入更多跨国投资以加速经济增长，因此，后危机时期的跨国投资非但不会停止，反而将日趋活跃。这有利于打破贸易保护的壁垒，促进全球化深入发展。

此外，区域内贸易扩张局部上削弱了贸易保护。多哈谈判历时已久但并无结果，在多边贸易谈判难以达成协议的前提下，越来越多的国家认为双边和区域内的自由贸易协定更为切实可行。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向该组织通报生效的区域贸易协定数量从1995年的不到100个上升到2009年的超过225个。其结果是全球超过一半的商品贸易，以及相当比重的服务贸易都是区域内贸易。危机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另一方面是将促进区域内贸易的繁荣，这将削弱贸易保护的强度，在区域范围内深化经济全球化。

(二)发达国家创新加速，力图继续垄断国际贸易中的高利润环节

考察历史我们会发现，自进入大工业时代后，每一次危机都意味着产业结构的大调整，1929-1933年的大危机宣告了钢铁、电力和重化工业成为夕阳产业；1970年代的滞涨标志着石油和汽车工业成为夕阳产业，同时，危机孕育着计算机和信息等新兴产业；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必将催生新的朝阳产业。夕阳产业由于利润趋薄不断被挤出发达国家，而创新产生的超额垄断利润使朝阳产业成为资本新一轮竞争的角逐场。为了尽快走出危机，发达国家不断在技术创新领域增加投入，寻找新的突破点，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随着贸易全球化的推进，谁掌握了技术制高点，谁就在国际贸易中垄断了高利润环节。美国奥巴马政府希望以新能源革命作为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强调新能源、干细胞、航天航空技术的开发和产业化。日本把重点放在商业航天市场、信息技术应用、新型汽车、低碳产业、医疗与护理、新能源(太阳能)等新兴产业。欧盟决定在2013年之前投资1050亿欧元用于“绿色经济”的发展。

(三)“巨国效应”导致我加工贸易利润日渐趋薄

按照新贸易理论的观点，由于存在规模经济，随着经济规模的增大，平均成本会下降。假定两个国家的资源相同，国家规模一大一小，在自由贸易条件下，规模较大的国家将处于优势地位。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显然存在着上述“巨国效应”。多年来，在出口导向型战略指导下，我们将扩大出口作为拉动

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是，在我国享受“巨国效应”之利时，也受到“巨国效应”的负面影响——对外贸易的利润日渐趋薄。由于我国出口量占世界贸易的比重较大，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对该类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产生了较大影响，同时，由于产品技术含量低且同质化严重，我国企业常常竞相压价争单，其结果是出口的产品越多，这种产品就越贬值。但是，在原材料市场上，情况则恰恰相反，我国进口的产品越多，这种产品就越涨价，尤其在能源产品和矿产资源方面。1998-2003年间，我国出口与进口商品的相对价格比下降了14.2％。因此，我国巨量出口之下掩盖的是出口企业极低的利润率和风险承受能力，国际市场稍有变化就会造成这些企业破产倒闭，不仅使我国政府为鼓励出口而给予企业的种种优惠转手成了国外企业和消费者的补贴，而且导致我国贸易环境不断恶化，摩擦不断升级。

(四)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成为后危机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突出任务

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面临不同的核心任务，也会对外贸提出不同的要求。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开展对外贸易的任务是“互通有无，调剂余缺”，在国内产品供不应求的情况下，通过国家计划“挤”出一些农副产品、资源产品换取外汇，用以进口急需的国外设备、技术和原材料。在20世纪80年代，由于外汇拮据，我国奉行“进口替代”策略，即以自力更生为根本目标，出口是为了进口，进口是为了最终实现本国自产。党的十四大召开后，“进口替代”被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开放经济战略所取代，明确了对外贸易的目标是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发展开放型经济。20世纪90年代，我国抓住了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以“大进大出”为特征的加工贸易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十年间，成千上万的国内企业被带入国际市场，融入全球供应链，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吸收了几千万的农村剩余劳动力。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外商在华投资迅速增加，大量外资企业的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由于对外贸易的迅猛发展，出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

当前，我国进入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阶段，不再以数量增长为目标，而是以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结构、整体协调、可持续发展为目标。2010年10月18日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指出，“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要“大力推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主要依赖物质资源投入驱动的粗放发展方式，转变为以技术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为主要推动力的集约发展新模式，以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了适应新时期经济发展的需要，对外贸易也必须改变出口产品数量大价值低、国际分工地位低下、结构不合理、贸易环境恶化的局面，稳步提高对外贸易的质量和水平。

二、后危机时期我国对外贸易面临的机遇

经济危机在对我国外贸施加压力的同时，也为我国改善出口产品结构、提升对外贸易的质量、转变增长方式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对于有实力的发展中大国来说，本次危机后各国经济实力的相对消长、产业演进的提速、国际经济秩序的重构等都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运作平台。

(一)危机为我国承接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改善对外贸易结构提供了契机

我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20世纪90年代抓住了承接国际上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历史机遇，成为继英、美、日后的第四个“世界工厂”。2009年，中国已有二百多种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位，全球70％的DVD和玩具、50％的电话和鞋、超过1/3的彩电和箱包均产自中国。但是，与昔日的“世界工厂”相比，中国只能算是“世界车间”。19世纪，英国开创了蒸汽动力时代并创造了分工合作与规模生产的近代工厂，成为全球制造中心和对外输出产品的超级大国。继英国之后，美国通过泰罗的科学管理和福特的流水线生产开创了标准化管理和大规模生产，拥有举世无双的生产能力并通过一系列名牌巩固了自己对全球市场的支配权。二战后不久，日本政府即提出“贸易立国”的口号，将扩大出口作为国策，尤其重视对美国出口，但是，1975年爆发的石油危机促使日本转变发展战略，从“贸易立国”转为“技术立国”，通过不断引进消化改良技术，向世界提供大量质优价廉的精细型产品，迅速在国际上确立了竞争优势，其以精益生产为特征的丰田生产管理系统也成为世界生产制造业学习的典范。历史上的这些“世界工厂”作为全球经济和贸易的核心国，支撑其强盛外贸的不仅是巨大的生产规模，更有世界领先的技术和管理水平。他们不仅出口量大，而且对世界市场的供求关系、价格走向影响显著，享有一定程度的垄断。但我国的对外贸易却呈现“大”而“虚”的状况，巨额的数量规模缺乏内在实力的支撑，在世界市场上，中国缺少话语权，成为各国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的首取目标；由于没有先进的技术，我们只能承接低附加值的加工环节；由于没有先进的管理，我们靠的是大量廉价劳动力加班加点工作才能有微薄的利润空间；由于绝大多数企业缺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99％的企业没有申请专利，60％的企业没有自己的商标。我们只能依靠量的增长，靠多销才能获得薄利。

改善出口产品结构，提升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这是保证我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本次危机为我国提供了新一轮的承接产业转移，改善外贸产品结构的契机。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危机中遭受重创，迫于成本、融资、市场等的压力，发达国家会将一些资金相对密集、技术含量较高的制造业以及一些原来不可能转移的服务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我国由于拥有巨大的市场规模、完备的产业体系、充足的劳动力供应以及相当数量的高素质技术人才储备，在承接产业转移方面具有一定优势，尤其是对全球高端生产要素与产业活动的吸引力大幅上升。

(二)危机为我国企业实施跨国购并、提升技术创新能力、提高外贸产品的附加值和竞争力创造了契机

在积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意识到，要成为真正的“世界工厂”，仅仅依靠承接产业转移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些产业采用的技术基本属于发达国家淘汰或成熟后期的技术，虽然在我国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属于适用技术，但不具有世界领先水平。如果我们始终秉持“造船不如买船”的信条，把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作为外贸发展的主要方式，将始终不能占据技术制高点，始终不能拥有领先技术创造的超额利润，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非但不会缩小，反而会越拉越大。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在承接中吸收和改良技术，另一方面要增强自身的创新能力。增强自身创新能力的一条捷径便是实施跨国并购，通过并购直接获得新技术以及创新型人力资源。

本次危机后，大部分发达国家企业的市场价值大

幅缩水，一些企业为了维持运转不得不将一些优质的资产，包括技术、品牌、渠道等低价出售，这使得中国对外投资的资金门槛大大降低，而中国外汇储备充裕，国民储蓄率高，企业资金筹资较易，国内外条件均为我国企业实施低成本的跨国并购提供了历史机遇。中国企业主动实施跨国并购，可以突破国内市场和资源的限制，低成本获取海外的资源、技术、研发能力、国际品牌与国际市场渠道，大大提升我国企业的创新能力与国际竞争力，增强对外贸易的内在实力。

(三)危机为我国参与制定国际经济秩序新规则、营造更好的对外贸易环境创造了契机

长期以来，国际经济秩序新规则的制定权被以G7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把持，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缺少发言权，只能作为既有规则的接受者和执行者，在发生国际贸易争端时，只得接受不公正的结果。当前，我国已经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和强大国力，在国际贸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本次危机为我国参与制定国际经济秩序新规则，创造更好的国际环境提供了契机。

20世纪70年代开始，发展中国家逐渐崛起，尤其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得到了快速发展，90年代后，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人口大国的发展步伐也越来越快。各国经济实力的消长导致世界经济版图的重绘，1990-2008年，发展中国家占世界GDP的比重从15.9％提高到28.7％，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0％以上。2008年，中国工业总产值第一次超过美国，工业增加值超过美国也指日可待，仅就经济规模而论，中国业已成为世界工业的“老大”。在未来几年中，中国还将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美国经济总量的差距也将进一步缩小。物质生产规模居于全球第一，标志着中国的经济主权将在世界上进一步伸张和巩固。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对外贸易实现了由小到大的跨越式发展。1978年，我国对外贸易只有206亿美元，至2009年达到2.2万亿美元，占全球国际贸易的份额达到了9.6％，2010年出口将达2.8万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并将成为世界第一大进口国。

展望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源与市场将越加显示出世界性，中国已经到了必须积极主动争取对外经济利益的时代。2008年11月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发表的《2015年全球趋势：一个改变了的世界》中描述道：“‘新秩序’最显著的特点将是从美国主宰的单极世界转变为由旧的大国和崛起中的国家组成的一个相对无等级的结构”。在危机提供的调整、转变以及秩序重建中，中国应该通过广泛的外交、法律、协商、经济等手段，积极投入到这一进程中，为我国对外贸易以及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三、后危机时期我国对外贸易应实现的转变

我国贸易部副部长钟山在2010年11月7日举行的“中国与世界——变革世界的中国策”峰会上指出，“粗放经营、以量取胜、对外贸易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是我国对外贸易存在的主要问题，面对后危机时期国内外的新形势和新任务，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实现以下转变，使对外贸易协调和持续发展。

(一)由注重出口规模增长转向进出口并重，充分发挥进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长期以来我国对出口规模过分偏重，究其原因在于两方面：其一，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严重缺乏外汇，因而千方百计地扩大出口规模以创汇；其二，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我国深受西方经济学家D·H·罗伯特逊和巴拉萨等提出的“出口导致经济增长”学说的影响，信奉“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在“亚洲四小龙”的示范作用下，我国重视出口规模的指导思想进一步加强，在经济实践中表现为对出口的各种优惠和鼓励，在结果上表现为出口规模的扩大和巨额的贸易顺差。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入和统计计量方法的改进，理论界不断对出口对一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提出质疑。我国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多项实证研究也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有些研究支持ELG假说，认为出口扩张促进了经济增长，有些研究则支持GLE假说，认为一国的经济增长促进了出口的增加，还有一些研究认为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目前，更普遍的观点认为“经济增长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动态过程，是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对于我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和经济大国而言，过分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增长是不能持久的，必须在消费、投资、出口三者之间实现一种平衡；在对外贸易中，我国也不能偏重于出口规模的扩大，而应进出口并重。

多位学者的实证研究成果表明，进口对我国的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拉动作用，由于我国进口商品主要为原材料、能源产品以及中间产品，消费品的进口比重很低，因此，进口主要是为解决我国制造业庞大而资源和技术力量不足的问题，大量的进口商品经过加工后转化为出口，对国内同类产品的挤出效应小，对经济增长具有可持续的拉动作用。因此，实现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必须转变只重视出口的指导思想，树立“进出口并重”的观念，合理利用我国出口赚取的外汇，发挥进口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进口既为出口服务，更要为扩大内需服务。

(二)由以发达国家为主要贸易对象转变为贸易对象的多元化

目前我国对外贸易中，欧美日市场所占比重约为46％，市场的集中一方面导致了我国对发达国家市场的过度依赖，容易受这些国家的政策、市场结构等方面的影响，商品竞争力不高，另一方面加剧了与这些国家的贸易摩擦。

从世界经济的发展来看，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不断提高，地位持续攀升。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08年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货物贸易出口中所占比重达38％。近年来我国出口商品市场的多元化趋势一直在加强，集中度有所递减，但2008年出口市场中，亚、欧、北美洲市场与非洲、大洋洲和拉丁美洲市场份额的比例仍为9：1。从当前我国对外贸易的情况来看，我国的贸易顺差主要存在于中美、中欧之间，而与多个发展中国家存在着贸易逆差，这是因为中国从发展中国家大量进口原材料和能源类产品，向这些国家出口消费品，由于原材料和能源产品的价格不断攀升，导致我国与这些国家贸易逆差不断扩大。我国应充分认识发展中国家在未来国际市场上的地位，及早开拓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不仅出口价格低廉的消费品，还应扩大机电产品、自有品牌的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建立销售渠道，掌握一定的销售终端。此外，还应通过直接投资、外包加工等形式加强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联系，实现出口商品市场的多元化。

(三)由以加工贸易为主转向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和服务贸易并重

自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加工贸易以年均增长20％的速度迅速增加，2001年加工贸易曾占我国出口总量的55.4％，“2007年以来，我国着力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加工贸易在出口中的比重在2008年首次

降至50％以下，为47.5％，但仍高于同期一般贸易在出口中所占比重(46.4％)。2009年，加工贸易在出口中所占比重升至48.8％，而一般贸易所占比重降至44.1％，两者间的差距有所扩大”。

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主要来自加工贸易，尤其是其中的进料加工，这一方面表明我国加工贸易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有所增强，另一方面，加工贸易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密切联系也表明我国出口行业对国外技术、装备以及研发能力的依赖。虽然我们出口的最终产品属于高新技术产品，但是产品中的核心部件均来自国外厂商，我国企业参与的仅仅是其中劳动密集环节的组装和生产，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都有待提高，这表现在我国60％的出口产品为外资企业生产，在中国实现的增值仅有20％。

当前，国际服务贸易已经成为推动世界经济贸易发展的重要力量，1980-2009年世界服务贸易出口增长率为年均7.9％，超过同期世界货物贸易出口增长率。2008年金融危机后，服务贸易仍保持了较好的发展势头，发展服务贸易已经成为应对金融危机的有效手段和促进经济复苏的重要动力。2009年，中国服务贸易出口1286亿美元，同比下降12.2％，进口1582亿美元，同比增长0.1％，出口和进口分别位居世界第五位和第四位，已经成为全球服务贸易的重要国家。但是，中国服务业总体上供给不足、服务水平低、国际竞争力不强，服务贸易占对外贸易比重偏低，长期以来不足一成，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与发达国家相比更是差距显著。

为了进一步促进服务贸易的发展，我国将继续利用政府磋商与协调渠道展开与各国政府间关于重大贸易问题的谈判和磋商，为服务贸易企业开展海外投资和服务出口创造良好的环境。中国将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提升服务业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为广大外商投资企业营造更加优化的投资环境，特别是要在符合世贸规则的条件下，营造更加开放透明的法律环境、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稳定有序的经营环境。

(四)由单一地打破贸易保护转变为通过多种方式减少贸易摩擦

在后危机时期，我国遭遇了更加严重的贸易保护措施，这是新崛起的国际贸易大国都曾遭遇过的问题，我们必须积极应对。一方面应采取政府、行业协会、企业联动的模式，深入了解各种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保护措施，掌握各种国际公约和主要贸易国的相关法律，学会应对贸易制裁的正确方法，有针对性地设计打破贸易壁垒的措施；另一方面，要采取多种渠道、多种方式减少贸易摩擦。

其一，通过成立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联盟等多种形式，通过双边或多变协商谈判，实现不同程度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互惠互利，消除贸易壁垒。

其二，合理减少贸易顺差。当前我国巨额的贸易顺差成为发达国家对我国频繁采取贸易保护措施的借口，贸易顺差是我国融入全球生产链条、发挥劳动力资源优势的必然结果，在短期内不可能大幅减少。但是，巨额贸易顺差不仅容易带来贸易摩擦、恶化贸易环境，同时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也产生了多种不利影响。尤其是大量贸易顺差带来的人民币发行量增加，不利于当前对通货膨胀的控制。因此，我们应采取多种措施抑制贸易顺差的不断加大，合理减少贸易顺差。一方面，我国应调整产业政策，加强对中间投入品进口的引导，提高进口中间投入品的质量和技术含量，避免大量重复投资带来的产出扩张。另一方面，要鼓励企业“走出去”。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我国企业不可能停留在低技术含量的加工环节，而应该主动提升我国生产加工环节的科技含量，将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和工序采取外包、“三来一补”等形式转移到其他更具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地区，这样既可以实现产业升级，还可以缓解中国贸易顺差。此外，还应鼓励有条件的中国企业利用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参与产品内分工和贸易，用这种形式将“贸易顺差”转移到其他国家，而将利益留在本国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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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萧雅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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