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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式生产方式的起源及其在日本的普及条件

作者:jnscsh   时间:2022-04-08 08:42:30   浏览次数:

[摘要]细胞式生产方式起源于瑞典、美国和日本相关企业的创造性活动。市场条件的变化,经济的全球化,以及企业作为一个开放系统在输入和输出两个方面不确定性因素的增加等,使得日本企业外部环境条件发生了较大变化。在一定的市场和社会条件下,细胞式生产方式必然取代流水线生产方式。

[关键词]细胞式生产方式;流水线生产方式;工业经济时代;信息经济时代;市场条件;不确定性因素

[中图分类号]F27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0)07-0023-05

在20世纪最后的10年里,日本的众多企业开始淘汰象征着现代化大工业的“传送带式流水线生产方式”(以下简称流水线生产方式),应用和推广“细胞式生产方式”。在短短的十几年中,这种新型的生产方式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在日本全国得到迅速普及,在手机、电脑、复印机、印刷机、录像机、显微镜、医疗机械、汽车零部件、机械零部件、机车、木工、缝纫等行业中得到广泛应用。就企业来看,索尼、佳能、NEC、卡西欧、三洋、松下、日立、三菱、东芝、富士等日本著名大公司均名列其中。这种新型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在企业界的迅速普及,引起了日本学界和媒体的广泛重视,一大批学术刊物纷纷发表论文,从不同的专业角度对细胞式生产方式进行了理论性探讨。在中国加入WTO前后,甚至还有一些日本学者发表文章,将发展细胞式生产方式作为增强日本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以对抗中国这个正在崛起的世界工厂的对策加以积极推举。

细胞式生产方式与需要机械化和自动化设备的传统的流水线生产方式不同,它以手工作业为主,分工不细,机械化和自动化水平不高(虽然根据需要也使用少量简单的机械和自动化工具),也不需要与传送带配套的大规模的厂房和专用设备,因此可以说有些复古的味道。但是,同时它又的的确确产生于步入“信息经济时代”的发达国家,是新时代的产物。这种既复古又新颖的生产方式能够短期内在日本迅速普及,并且得到了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并非偶然。那么它的源头究竟在哪里?它产生和迅速普及的市场和社会条件又是什么呢?本文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着重针对这两个问题进行理论性考察。

一、关于细胞式生产方式的起源

细胞式生产方式究竟始于何时何地?是由哪个国家的哪家公司创造的?想要回答这些问题并不容易。根据日本学者的研究,至少有3个国家的企业与细胞式生产方式的起源有关。

1、瑞典和美国企业的创新活动

20世纪70年代,瑞典在劳动力不足和强有力的工会组织的社会背景下,数以千计的职场开展了改善劳动条件、增进自主性、提高工作效率的活动,其中以沃尔沃公司的卡尔玛工厂最为著名。瑞典经营者联盟(SAF)技术部担任了大部分职场的指导工作。该技术部在1980年的报告中,除了批判流水生产线作业单调、排斥人性的弊端以外,同时还指出其为了平衡节拍、迎合低能员工的操作速度等在效率方面造成的损失,以及缺乏柔性等问题。沃尔沃公司的卡尔玛工厂在这项活动中,将流水生产线改造成短小平行的数条生产线,后来这种生产方式被称之为“沃尔沃生产方式”。“沃尔沃生产方式”经过逐步发展,与细胞式生产方式有许多共同之处,但由于它以追求劳动的人性化为主要目的,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与细胞式生产方式相比稍逊一筹,沃尔沃公司也曾为此付出了代价。

创建于1982年的美国康柏公司(COMPAQ),在创业后开始的lO年中获得迅速发展。但由于计算机市场的日益成熟,以及生产低价格机种的新企业进入市场,1991年康柏公司的销售额大幅度下滑,企业经营发生严重危机,裁员1700人,原CEO也被迫下台。新上任的CEO推行BPR(Business Process Reengi-neering),积极学习和吸取各国先进企业的经验,对从设计、制造到销售的整个业务流程进行全面再构筑。作为整个BPR的一部分,该企业在制造部门采用细胞式生产方式(Cellular Manufacturing)。以该公司的休斯敦工厂为例,1994年采用细胞式生产方式生产的产品仅占全部产品的18%,由于效率高、品质好,1995年以细胞式生产方式取代了所有的流水生产线,彻底实现了生产方式的转型。BPR使公司实现了低成本、高质量,使康柏个人电脑的产量达到世界第一,创造了“康柏奇迹”。

2、日本企业的创新活动

一般认为,细胞式生产方式是丰田汽车公司的生产方式JIT(Just In Time)引入其他行业组装工序的产物。最直接的契机是,自1985年广场协议以后,伴随着日元大幅度升值日本国内生产成本大幅度提高,迫使日本制造业将国内工厂大举向土地和劳动力成本较低的东南亚国家转移,致使国内的制造工厂面临着存亡的危机。为了克服危机,彻底排除各个环节的浪费,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电子和机械行业率先探索如何将成功的丰田生产方式应用到自己的工厂中。早在20世纪80年代,索尼、东方马达、欧姆龙、三国、武生松下等公司就开始探索用新的生产方式取代流水生产线。由于当时媒体没有进行报导,因此这些企业的创新活动鲜为人知。到了90年代中期,在《日本经济新闻》等著名媒体和《日本机械》、《工厂管理》等专业学术杂志的报导下,一批著名企业毅然用细胞式生产方式取代流水生产线,实施生产方式转型的举措才广为人知。索尼公司的美浓加茂工厂,80年代末开始探索改造流水生产线,1991年正式在咨询公司的专家指导下试行丰田生产方式,可谓这一活动的先驱。同年,索尼公司通过对其他公司的调查,发现有一家不使用流水生产线的零部件工厂,不仅劳动生产率比索尼高,而且库存为零。1992年在美浓加茂工厂对摄像机组装工序开展了上述两种生产方式的对比实验,结果表明:在由5人共同承担全部工序的流水生产线上,人均一天组装150台;而由一人承担全工序的所谓“1人生产方式”,人均一天组装243台,最快的一人甚至达到了300台。由此,流水生产线效率高的“传统观念”被彻底打破了。此后,这种新的生产方式在日本的其他公司迅速推广,其名称也从“1人生产方式”、“U字型生产方式”、“货摊儿生产方式”等,最终统一为“细胞式生产方式”(Cell Manufacturing)。

由上可见,从起步的时间来看,虽然瑞典的沃尔沃公司最早,但是初始阶段的做法与现在称其为“细胞式生产方式”的内涵有一定距离;日本的企业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探索阶段后,90年代初基本成型,略早于美国的康柏公司,但是最终统一到“细胞式生产方式”名称的时间则比一开始就使用“细胞式生产方式”名称的康柏公司稍晚一些。从实施的效果来看,与传统的流水线生产方式相比较,虽然三国企业均在提高生产效率和劳动的人性化两个方面有所前进,但是瑞典的沃尔沃以劳动的人性化和劳动条件的改善为主要目的,生产效率的提高是副产品;而美国的康柏和日本的企业均以提高生产效率为出发点,劳动的人性化和劳动条件的改善属于附带性结果。

在上述的3个发达国家中,企业不约而同地淘汰流水生产线,采用细胞式生产方式的历史事实令人深

思。其实,为了适应市场对多品种小批量生产和柔性制造的要求,企业不仅对流水生产线进行过若干改造,如福特公司开发了“多对象流水线”,丰田公司开发了“混流生产线”,而且还陆续开发出了柔性制造系统(Flexible Manufacturing System,FMS)、精良生产(Lean Production,LP)和敏捷制造(Agile Manufactur-ing,AM)等新的生产方式。但是,上述的这些生产方式并不否定流水生产线本身,而细胞式生产方式则是作为流水生产线的替代物出现的,它从根本上否定了流水生产线的存在。为什么企业的上述改造和创新活动最终未能挽救流水生产线被淘汰的命运呢?

由于建设流水生产线,需要有相当规模的厂房、专用设备和工艺装备,因此具有初期投资规模大的特点。毫无疑问,企业进行大规模投资建设流水生产线,无非是追求规模经济效益的结果。企业大规模投资购置专用设备,扩大生产规模,追求规模经济效益的决策,是建立在下述3个连续性假设基础之上的。

假设一:大批量生产的结果是,产品的成本和价格下降;

假设二:产品价格下降的结果是,市场的扩大和销售额的增加;

假设三:市场扩大和销售额增加的结果是,虽然企业降低产品价格导致单位产品的利润减少,但是企业的利润总额将会增加。

显然,只有在上述3个连续性假设全部成立的情况下,企业才能顺利收回大规模专用设备投资,完成资本的循环,实现资本的增值。换言之,上述的3个连续性假设全部成立,是企业投资建设流水生产线的必要条件。从流水生产线的问世到它在世界各国广泛普及和发展的历史来看,应该说在工业化以来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作为企业投资建设流水生产线必要条件的上述3个连续性的假设是基本成立的。而且,尽管人们早已认识到流水线生产方式存在着不少固有的、内在的缺陷,诸如因节拍之间不平衡造成等待时间的浪费,变换品种规格时调整费工费时,操作单调乏味,多数人在一起共同劳动致使责任不清、好坏不分等。但事实证明,在整个工业经济时代,尤其是在生产力低下、商品匮乏的工业化初期阶段,流水生产线在追求规模经济效益方面往往是非常有效的。问题是当工业发达国家开始迈进信息经济时代后,这3个假设是否依然成立呢?下面通过对细胞式生产方式在日本普及条件的考察,来探讨这个问题。

二、关于细胞式生产方式在日本的普及条件

要想回答细胞式生产方式取代流水生产线,并且迅速在日本普及的原因,除了流水线生产方式本身固有的内在缺陷之外,有必要将视野扩展至企业的外部,即从企业的外部环境条件的变化中去寻找答案。

1、市场条件的变化

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可以分为2个大的阶段,一是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二战结束到80年代末泡沫经济破灭为止的第一阶段,大致相当于“工业经济时代”;二是从80年代末到现在的第二阶段,大致相当于“信息经济时代”。在社会发展新的历史阶段中,市场竞争的重点和规则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1)市场竞争的重点由“价格竞争”转向“差异化竞争”。在工业经济时代,由于生产力低下,商品供给不足,尚未开发的潜在市场规模巨大,消费模式单一,企业通过不断扩大生产规模,降低产品的成本和价格,在市场上获取竞争优势,追求规模经济效益。而到了信息经济时代,由于市场饱和或趋于饱和,消费呈多元化,市场竞争从主要依靠商品的价格竞争转向商品的差异化竞争。为了满足不同消费者细微的需求差别,必须根据具体顾客对象,切实在商品的性能、规格、外形设计、包装等方面下工夫,突出不类同于其他企业的商品个性,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和强化企业的竞争优势。

(2)市场竞争的规则由“大吃小”转向“快吃慢”。在现代社会中不是看谁的规模大,谁的资本雄厚,而是看谁能首先发现顾客的需求,并且在短期内迅速满足这种需求,占有满足这种需求的排他性。这就是所谓的“速度经济原理”。

市场竞争的重点和规则发生的上述变化,对企业生产的影响表现为:商品的品种规格多样化,商品的生命周期缩短,商品的需求瞬息多变。商品的品种规格多样化,要求企业设置多个不同的生产线来应对;商品的生命周期缩短,要求企业在短期内形成生产能力并且缩短生产周期,迅速满足市场对生产新产品的需要;商品的需求瞬息多变,要求企业的生产过程具有充分的柔性。企业为了避免在转换产品方向时造成的浪费,一方面要尽可能地减少在制品和库存,另一方面还必须防止因大规模专用设备投资而造成的所谓“沉淀费用”的发生。

2、经济的全球化

20世纪最后的20年,现代通信技术和运输手段迅猛发展,加之冷战的结束,市场经济的范围扩大到整个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经济的全球化必然给各个国家带来不可避免的影响,但就一个具体国家的某个时期而言,它的表现形式又是有所不同的。对于日本这样一个发达国家来讲,全球化为日本利用发展中国家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和广阔的市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面临着来自发展中国家竞争的严峻考验。如前所述,1985年广场协议以后,由于日元大幅度升值,迫使日本企业将国内工厂大举向土地和劳动力成本较低的东南亚国家转移。这种“大举转移”对日本经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就制造业来说,企业往往将相对成熟的、易于大批量生产的产品转移到海外,而把那些多品种小批量生产的产品以及新产品的生产留在国内,这种分工加速了国内生产类型从“大批量生产”向“多品种小批量生产”的转变。“大举转移”导致东南亚国家产业结构与日本趋同,数年后海外子公司的廉价产品“大举返销”日本国内,并且返销日本国内的时间也越来越短,使“日本国内产品寿命”急剧缩短。以家电产品为例,日本国内产品的寿命在20世纪60年代为三十年,70年代为十几年,80年代为十年,90年代初期为三至五年,90年代中期为不满一年。到了21世纪,在日本诸如个人电脑、手机之类的电子信息产品的生命周期甚至已经缩短到了以季度来计算了。日本国内生产类型加速从“大批量生产”向“多品种小批量生产”转变,以及产品生命周期的急剧缩短,成为日本企业探索新的生产方式的直接契机。

3、不断增加的企业的不确定性因素

随着日本社会从工业经济时代逐步迈入信息经济时代,经济也从高速增长时期转向相对稳定的成熟期。在上述国内外大环境变化的作用下,企业作为一个开放系统,在系统的输入和输出两个方面的不确定性因素都大大增加。

(1)企业系统输入方面增加的不确定性因素

第一,雇员方面的变化。在工业经济时代,经济持续增长,随着企业产量的不断增加,企业规模不断扩大,为了确保高素质的劳动力,企业以雇用正式员工为主,并且实行终身雇用和年功制,员工在企业中的地位和待遇也随着企业的发展不断提高。这一时期,员工的个人目标与企业目标相对一致,企业比较容易使员工对企业产生较强的归属感和忠诚心。企业内雇用的稳定,有利于开展在职教育和培训,提高员工的技术水平;有利于形成团队精神,为开展TQC(Total Quality Contr01)和TPM(Total Productive Management)准

备了基础。到了信息经济时代,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结束,企业为了避免背上固定费用的包袱,减少雇用正式员工,合同工、小时工、外聘工等非正规员工的比例不断上升,员工的价值观念多元化。而且,员工受教育的水准高,自我实现意识强,要使员工的个人目标与企业目标一致相对困难。近年来日本的大学毕业生进公司后,在3年内辞职的高达三分之一。员工对公司的归属感和忠诚心降低,连续工龄缩短,致使一些企业不仅员工的技术水平难以提高,甚至就连现有技术的保持和传承都成了问题。

第二,技术方面的变化。在工业经济时代,日本一直以“赶超”发达国家为自己的战略目标,企业技术工作的重点是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加以消化、吸收和改良,并以应用型R&D为主。到了信息经济时代,“赶超”的目标已经基本实现,仅仅依靠引进已经不能满足技术发展的需要。企业必须在独立的基础研究之上开展技术革新,必要时还要通过同其他企业的合作,开展共同研究和开发。在新的时代里,技术革新加速,技术信息的公开化和网络化,知识产权问题,经营模式专利问题等崭新的课题,使现代企业技术工作面临的问题日益复杂。

第三,资金方面的变化。在工业经济时代,虽然企业从银行融资的利率较高,但是由于长期通货膨胀,先借钱后还帐是多数企业明智的选择。到了信息经济时代,虽然融资的利率降低,但是由于长期景气低迷,通货紧缩,使企业借钱还帐的负担加重。此外,由于不动产的贬值,导致企业用不动产作担保进行融资相对困难。

第四,资源方面的变化。在全球化以前,企业需要的能源、原材料和零部件的供给基本上是在诸如“企业系列”等小范围内相对封闭的环境下进行的。这一时期资源供给的特点是,长期交易,价格、品质和数量相对稳定,企业易于预测和控制。到了全球化时代,各种能源、原材料和零部件的交易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交易形式多样化,价格、品质和数量波动大,企业难以预测和控制。

(2)企业系统输出方面增加的不确定性因素

第一,产量方面的变化。在工业经济时代,经济持续增长,市场需求旺盛,企业产品的产量不断扩大,产品很少滞销。到了信息经济时代,经济增长减速,有时甚至发生负增长,市场需求增长缓慢,企业扩大产量有限,有时甚至还会发生减量生产和产品滞销。

第二,品质方面的变化。在工业经济时代,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和所得的不断增加,消费信心指数稳中有升,追求产品的高品质、高档次成为一种时尚。到了信息经济时代,虽然所得水准总体较高,但是增加缓慢,一部分人群的所得甚至出现负增长,消费信心指数稳中有降,大多数人不再盲目追求高品质、高档次产品,成熟产品被一般消费者接受。

第三,品种规格等方面的变化。在工业经济时代,生产力低下,物质贫乏,对产品的品种和规格要求单一。到了信息经济时代,由于市场饱和,消费者知识水准提高,消费价值取向多元化,要求企业在产品的品种、性能、规格、外形设计、包装等方面突出不类同于其他企业的个性。

第四,价格方面的变化。在工业经济时代,由于供给相对不足,卖方主导产品价格,价格呈不断上升趋势。到了信息经济时代,由于供给相对过剩,买方主导产品价格,价格开放,并且呈两极分化趋势。

上文对细胞式生产方式在日本普及的条件从市场的变化、经济的全球化、企业系统的输入和输出方面不确定因素的增加三个角度进行了考察。三者之间并不是互相独立的,它们既相互关联又有所重合。我们知道,传统的流水线生产方式通过对作业的细分化、专业化和标准化来适应工业经济时代巨大而稳定的潜在需求和消费模式单一的市场条件。然而到了信息经济时代,大部分产品的市场已经饱和或接近饱和,市场竞争的重点由“价格竞争”转向“差异化竞争”,加之经济的全球化和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增加,使企业对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的预测十分困难。在这种新的市场和社会条件下,降低产品价格未必一定带来市场的扩大和销售额的增加,前述的假设之二是否成立发生了问题,三个连续性假设发生了中断,企业投资建设流水生产线的必要条件并不总是存在。而新的细胞式生产方式,具备自我组织能力,适合变种变量生产(即需要经常变换产品的品种、规格和产量的生产),在应对不确定性以及其他许多方面相对于流水线生产方式具有很强的比较优势,它在日本的迅速普及是市场和社会条件变化的必然结果。

三、结语

权变理论早就明确指出,在企业管理中,任何环境条件都普遍适用的,所谓“最好的”原理、原则是不存在的。本文的考察结果说明,生产方式也不例外,它是特定的市场和社会条件的产物,它必须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转变形式。流水生产线并不总是代表着先进的生产方式,当信息经济时代到来,与新的市场和社会条件相适应的细胞式生产方式的应用和普及就成为历史的必然。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从全国来看,工业化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自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的步伐大大加快,尤其是以长三角、珠三角、勃海湾等为代表的东部沿海地区,不仅工业经济日益走向成熟,而且信息经济也有了一定发展,国外资本增加迅速,全球化程度较高,部分产品的市场已经饱和或趋于饱和。换言之,在中国的一些最发达的地区,是否开始具备淘汰流水生产线,采用和普及细胞式生产方式,实施生产方式转型的市场和社会条件了呢?愿本文的考察,能为探讨我国企业实施生产方式转型的时机提供有益的借鉴。

责任编辑:蔡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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