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德琳妈妈

肯汀大学的副校长曼德琳女士是一位仪表出众的老妇人。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她应该是六十来岁，有一头令她最为自豪的银白色短发。这头发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变成现在的颜色，白得柔软光滑亮泽，高贵典雅有如新娘婚礼服上的银白色软缎。她每星期都要去一次美容店，将头发吹得蓬蓬松松。曾经有一位摄影师在美容店里看中了她的头发，缠住她拍下好几张照片。她不知道这些照片后来都用在哪儿了。对这类事情她不放在心上，她是美国医学界小有名望的科学家，所从事的心脏科学卓有成效。头发仅仅是她对于自身仪表的自豪，至于靠它去赚钱，则是女科学家所不齿的事情。

她身材高大，虽然肥胖却不显臃肿。一张红润的圆脸上，有一双严肃正直的淡褐色的眼睛，一只高耸的犹太人的鼻子。她每天坚持化妆：涂深褐色眼影和橘黄色口红，她认为橘黄色跟她的头发相配，它们上下呼应，组成一种明亮的色彩，令人愉悦。哪怕仅仅步行几步去街边小店里买猫食罐头，她也决不肯让自己不加修饰出门。她的服装不多，春夏秋冬一共就那么十来套，但是每一套都是价格昂贵，是一流的质地和做工。她把它们搭配着穿，再适当配上相应而别致的腰带、丝巾、项饰等等，就总能给人焕然一新的感觉。她喜欢扎一些宽宽的、极有装饰意味的时装腰带，虽然对于这些腰带来说，她的腰肢过于粗壮僵硬了一些。她仿佛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每天穿好裙子之后依然高高兴兴从衣橱里选一条扎上。奇怪的是，她扎上腰带也并不难看，反倒显得端庄、精干、得体。这可能与她丰满高挺的胸脯和肥实敦厚、略略向上翘起来的臀部有关，这两样东西把她的腰肢衬得比例适当了。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期，她出生于波兰一个叫克拉科的地方。记忆中她的老家是在一条七弯八拐的老街道上的古老房屋。那房子很安静，三楼一个很小的房间是她的卧室。白天太阳的影子从屋顶天窗投到楼梯上，曼德琳沿着楼梯跳上跳下捕捉阳光里飞舞的灰尘。有时候她也会趴在卧室窗口，一连几小时地观看对面楼顶上的鹳鸟筑窝。再远一点，能看到圣玛丽亚教堂顶上的钟塔。它很高，叫做钟塔却没有钟，只有一个活生生的报时人，每隔一段时间就钻出来倚在栏杆上吹号报时。白天号声容易被喧闹的市声淹没，到夜晚才变得嘹亮清晰，带着一种说不出来的遥远和悲伤的味道。

她的父亲是大学教授，母亲是产科医生。小时候的印象中，母亲下班回家时身上总是带着洗不掉的酒精和污血的味道。母亲站着接生一天很累，回家后必须坐在沙发上休息一会儿才能干别的。这时候母亲会兴高采烈地告诉家人，今天小城里又出生了哪家哪家的孩子。母亲对小城里所有的人家都熟，她说得出十年来所有小城孩子的出生年代，甚至日月。母亲恢复体力之后或许会进厨房做一道拿手的菜肴——辣菜炖牛肉或者是奶油炒嫩牛肉。有一种叫梅特涅布丁的凉拌，里面有花生、奶油和橘子皮，曼德琳至今忘不了那种美妙的滋味。

身为犹太人的父亲对政治风暴有着天生的敏感。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两年前，大约是一九三六年吧，曼德琳全家迁往法国巴黎。她有一位在那儿研究数学的颇有成就的叔叔，他们全家去投奔他。几年之后，他们又作为难民逃到美国。整个童年和少年留给曼德琳的回忆便是不停地搬家，不停地走路，颠沛流离。母亲在这种艰辛的逃难旅程中健康状况日益糟糕，最后死在驶往美国纽约的邮轮上。父亲到美国不几年也去世。曼德琳凭着一个犹太姑娘的聪明和勤奋，苦学苦干，最终修完医学博士课程。

五十年代初期，一个来自波兰的犹太姑娘，孤身一人，没有任何外援，从大学到修完博士学位，这中间是一条多么坎坷漫长的道路。曼德琳强迫自己过一个清教徒的生活，她不听音乐会，不买衣物，不吃肉食，甚至不与大学里那些热情洋溢的美国小伙子接触，虽然那时候她相当漂亮。她的导师对她欣赏备至，竭尽全力帮助她完成学业。她不知道身为鳏夫的导师是否对她有别一种企图。那时候的年轻人表达爱情的方式更为隐晦含蓄，见面就亲吻上床难分难解的行为被社会所不齿。既然导师没有明白地点穿什么，曼德琳干脆佯作不知。她头脑清醒，一时一刻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被美国所庇护的犹太难民。在她年轻敏感而高傲的心中，惟有一个目标，那就是经过奋斗改变地位，做一个人人尊敬的女学者、女医生，使人们逐渐忘记她身上“难民”这个耻辱的印记。

节假日，为躲避喧闹的邻居、伙伴，她总是带上两片面包一个苹果一本书，漫步到城市的随便一个小公园里，撩开宽大的裙摆，屈起右腿，屁股垫坐在小腿肚上，看书或者发愣。她摊开裙摆凝神静坐的模样相当独特，活像草地上盛开了一朵硕大的蘑菇，蘑菇的颜色随季节变换而改变，或白或黑或灰或蓝。与她年老之后讲究的服饰相反，年轻时候她没有穿过一件亮度出众的衣服，草地上的蘑菇总是灰不溜秋，人们即便擦身而过，也不会去注意蘑菇姑娘长了一副什么样的面孔。

美丽富足而宁静的欧洲在她的记忆中活着，经过聪慧大脑的无数次想象描繪，日益五彩斑斓尽善尽美。一年四季绿茵如织的草地是欧洲大陆永恒的皮肤。穿黑色燕尾服的翩翩绅士和袒胸长裙的美妇人打着花伞在草地上散步，活泼漂亮的孩子钻前钻后捕捉蝴蝶。仆人们身着花边衬衣，提了草编食盒不远不近跟随在后。太阳晒得久了，娇弱的妇人们会无缘无故脸色苍白，头昏晕倒，慌得仆人们一迭声地叫嚷：拿夫人的嗅盐。时不时会见到柔情的丈夫举起妻子纤细的手指，送到嘴边轻轻一吻，是多少代的男人经过多少次的训练才有的优雅。草地尽头总有一幢古老教堂，长满青苔的潮湿的砖墙上，不知遗留下多少王公贵族的手印。教堂的尖顶钟楼是城市最高建筑，俯瞰城市几个世纪的人事沧桑、荣辱兴衰。灰白色的鸽子将它当作自己的世袭领地，不断从尖屋顶上飞起又飞落，遗留厚厚一层灰白色粪便。清晨或深夜，夫人们乘坐马车社交归来，面色苍白，腰腿酸痛，一动不动蜷缩在车厢里假寐。马儿大口大口喷出白气，四蹄交替敲击砖石路面，发出清脆的嗒嗒声响。而市场要在九十点钟之后才开始一天的喧闹，卖波斯地毯、中国瓷器、印度丝绸、土耳其皮货，以及刚从枝头剪下来的水灵灵的鲜花和红艳欲滴的樱桃、草莓。天哪天哪，富足而宁静的欧洲啊！曼德琳心中永不褪色的家园啊！她想到最后，总是忍不住热泪盈眶，打开带来的书遮住脸，让泪水像水银一样沉甸甸地滚落在衣裙上。她回去的时候衣裙上常常是泪迹斑斑。

二十来岁的姑娘像鲜花初绽。曼德琳喜欢趁没人的时候对镜审视自己的裸体。从额角开始，她用医生特有的细腻敏感的手指沿脸颊、脖颈、乳房、腹部、腿各部分舒展地旅行。她熟悉身上每一处骨骼的凸起和凹陷，血脉行走的途径，皮肤的轻微呼吸，隐秘的跳动和欲望。月经来潮时她闻得见血液特有的腥甜气味，它会使她慌张而兴奋。有时候从下体会分泌出乳白色有张力的粘液，她知道这是每月一次卵子成熟的标志。粘液本可以演变成一个个娇嫩的生命，如今它们白白在子宫内等待了一场，终因人老珠黄被排出体外。她一想到它们的寂寞焦急，心里不免也带几分怜惜。

然而她不妥协。她顽强固守自己的阵地，只为有一天从灰暗走向辉煌。这是一个带着“难民”烙印的犹太姑娘独特而坚韧的心路历程，如今追溯这段历史已经变得十分困难和毫无必要。大战早已过去，残害犹太人的集中营连遗迹也没有剩下几处。战后的欧洲成了一个老态龙钟的旧式绅士，年轻的美国则比万花筒变幻得还快。人们穿着跑鞋紧追慢赶，生怕被高速火车及宇宙飞船甩落在后，谁还顾得上回头张望一个异族人的历史。

就这样，曼德琳连同她的身体被喜新厌旧的美国男人遗忘了。年轻的姑娘一茬接一茬出现，她们有苹果一般喷红的脸蛋和草莓一般贮满甜汁的身体，热情洋溢，奔放大胆，无所顾忌。她们旋风一般刮过来刮过去的时候，书包或手袋里不忘记装上几只避孕套，男人们得到她们时根本不需要做多余的考虑。他们之间的关系单纯到原始，所以尽可以痛痛快快张扬这原始的生命。

与她们相比，曼德琳算什么？谁还会对曼德琳这样的女人发生兴趣？

无尽的失望迫使曼德琳把生命之火转移到科学上燃烧。她对她的病人们的尽职和耐心令全体同事惊讶，那是一种罕见的和谐和默契。她只要往病人床头一站，心灵的对话就自然而然开始了：很不舒服吗？是的，透不过气来，胸口压着一块巨石。半夜里它被大地震动，我就听见心脏在它的压迫下嘎吱作响。我还听见它得意洋洋的哈哈的笑声。它说它是奉上帝之命而来，要把我的灵魂碾碎。啊，我知道了，我已经猜出巨石压在你的哪个部位。瞧，这块地方皮肤在颤抖，我看得清清楚楚。医生，上帝！能帮帮忙吗？我受不了了，快要死了！不不不，你不会死，你现在是我的病人，而我是死神的克星。听明白了吗？我会有办法搬开这块石头。来吧，来跟我到仪器室做一些检查。来呀！

她伸出手，引导病人到一些该去的地方。她沉着安详的态度是一帖镇静剂，顷刻间使最狂躁的病人俯首帖耳。她身上有一种处女才有的宁馨的清香，病人们很容易被这种气味熏得昏昏欲睡。所有的治疗过程会在昏睡中完成。等他们一觉醒来，压迫心臟的巨石无影无踪，神清气爽，活蹦乱跳。

四十岁不到，曼德琳已经成为肯汀大学医学院副院长，该州很有名气的心脏病专家。她拿很高的薪水，有自己的房子和汽车。如果愿意，她用这笔薪金能养得起十个情人。她开始发胖，面容变得慈祥和善、宽厚容忍，眼睛里每时每刻溢满了一个真正母亲才有的对世界的爱意。见到她的人都会失声惊叹：瞧这位漂亮的妇人，这不就是活着的圣母嘛！

就这样，极度失意之后而变得极度平静的心态维持到六十年代末期，她整整四十岁。那一年她认识了同学校的一位物理学教授。

那是肯汀大学组织的一次跨学科的合作研究，由生理学家和物理学家联手，探讨人类心脏的工作过程，把心脏瓣膜的跳动用计算机模拟出来，以便更好地采用金属和塑料部件制造出人工心脏瓣膜。

物理学教授比曼德琳小十岁，那一年甚至还不到三十。初次见面他没有给她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这个中等身材、说话带德国腔的男人使曼德琳想到自己童年和少年时代颠沛流离的惨痛经历。甚至她觉得自己郁郁寡欢的一生也跟这个人不无联系：若不是因为德国纳粹，她何至于离开波兰克拉科那幢古老的房屋！

直到有一天晚上，曼德琳在医院抢救一个危重病人后深夜回家，遇上了因为失眠而出门散步抽烟的物理学教授，她好意邀他去她不远处的家中喝一杯酒。她会调配很地道的杜松子酒。然后，像这个世界无数的邂逅故事一样，他们在一起喝了很多酒，谈了许多话之后，曼德琳发现自己意外地坠入了情网，她爱上了这个聪明、锐气、野心勃勃的年轻教授。四十岁的生命仿佛只为了等待这个貌不出众的男人，恋情在体内积压得太多太久，喷发出来的一刹那燃烧起熊熊大火，过往的年华被火光照得通明透亮。

模拟心脏循环过程的研究持续半年之久，终于宣告失败。参加研究的科学家们大都无功而返，惟独曼德琳心存喜悦，觉得她收获的爱情早已超越了一切付出。没料到在散伙前的那个晚上，校方为所有参与项目的科学家举办一个告别晚会时，物理学教授挽着一个娇小的金发女郎的手，过去向曼德琳介绍：这是他结婚五年的妻子，是他两个男孩的母亲。

曼德琳的反应，如同踩着了一条吐着信子的毒蛇，猛然后退的过程中，胳膊肘把另一位教授手中的酒杯碰落在地，砸得粉碎。她只得将错就错，借口酒喝多了，头晕耳鸣，独自离开会场。

然而曼德琳到底不是一般层次上的女人，也不是那种脆弱娇嫩一碰就炸的年轻姑娘。沉淀了这段不寻常的感情之后，她认为这样结束也好。处在漩涡中的人总是糊里糊涂看不见彼岸，一旦把头和身子挣扎出来，自己所处的位置和情境也就清清楚楚。在物理学教授，是一段平平常常的婚外恋情；在曼德琳，却是一生中最为刻骨铭心的记忆，是生命之花怒放的痕迹，短暂的快乐时光足够她永生永世品味不尽！

又过不久，她去巴黎开会，邂逅了一位五十岁的法国男人。她与对方有过几次匆匆忙忙的鱼水之欢。这一次是纯粹的床笫之恋，没有一丝一毫精神上的陶醉。回美国之后，法国男人对她念念不忘，有段时间每星期一次给她航空邮寄鲜花。她始终沉默着不作任何表示。后来她发现怀上了法国男人的孩子，才恍然醒悟到自己原先的本意便是如此：她已经当过一次情人，还想再当一次母亲，女人的生涯从此便算圆满。

她生下了女儿凯蒂。此后她是彻底的清心寡欲了。爱的范围慢慢拓展得很宽很泛。她每星期去教堂做弥撒，热心于各种各样的慈善活动，把肯汀大学的年轻人都当作自己的孩子，逢节假日总是请一些“无家可归”的外国学生到家里吃饭，开晚会，弄得热热闹闹。她得了个外号叫“曼德琳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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