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格兰飘来的风笛声

说到启蒙运动，大多数人都会想到法国，很少有人会想到苏格兰。在1707年与英格兰合并之前，苏格兰是欧洲的边陲穷国，人口也只有100多万。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不起眼的穷乡僻壤，却在18世纪涌现出了一批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思想家，并引领了英国的工业革命。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高光时代，苏格兰的高光时代无疑是工业革命的100年。苏格兰是如何做到的？亚瑟·赫尔曼的“How the Scots Invented the Modern World”（《苏格兰：现代世界文明的起点》，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年）回答了这个问题。

对人性的再认识

在1707年合并之前，苏格兰和英格兰两个国家分分合合上千年。自1603年苏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被伊丽莎白女王确定为继承人之后，苏格兰与英格兰共享同一个君主100年。17世纪的英格兰，尽管饱受内战的蹂躏，但现代化的曙光已经降临，不仅产生了牛顿、霍布斯和洛克这样的伟大思想家，而且还产生了近代工商业。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英格兰更是进入商业大发展时期，海外贸易迅速扩张。苏格兰人感觉被挤压，但几次和英格兰在海外的贸易争夺都以失败告终。面对困境，苏格兰的选择不是和英格兰进行无休止的争斗，而是与英格兰合并成为一个国家。在当时，合并的动力来自于苏格兰对贸易收益的渴望，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是，苏格兰从此走上了一条引领人类现代文明进程的康庄大道。这条大道的起点是对人性的再认识。

人性是启蒙运动思想家思考人类社会的起点。霍布斯是第一位确立个体在哲学分析中的地位并把人性作為理论起点的思想家。霍布斯长寿，活到91岁，这个年纪即使是放在今天，也是耄耋之岁。但是，与同时代以及稍晚期的思想家一样，他并没有意识到英国17世纪的动荡对于英国、乃至世界的意义;相反，他的思想反映了当时普通人的处境：政局动荡，灭顶之灾随时可以降临，为躲避战火，许多人、包括霍布斯自己不得不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从动荡之中，霍布斯看到的是人与人之间无休止的争斗，进而，他所参悟的人性就是自私和占有欲。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人类就会陷入“人与人作对”的丛林社会，人的生命因而变得“孤独、贫困、污浊、野蛮和短暂”。但是，这不是人类社会应有的状态，为此，人们应该签订一个契约，把他们的自然权利让渡给一个“利维坦”式的国家，由它来维持和平、抵御外敌入侵。

但是，这种从个体直接到国家的解决方案，既可能导致真正的“利维坦”式独裁政府，也忽视了社会这个中间环节可能发挥的自组织作用。苏格兰的启蒙思想家们补上了这一环。凯姆斯勋爵（Lord Kames）的学说是这一环的起点。他的原名叫亨利·候姆（Hey Home），“凯姆斯勋爵”是他成为苏格兰大法官时才获得的以他的家乡命名的爵号。

与启蒙运动同步，苏格兰的启蒙运动起始于对绝对宗教信仰的批判。弗朗西斯·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是苏格兰第一个挑战绝对基督教教义的人。在他那里，人的道德感不再是上帝赋予的，而是人生而俱来的本性。对于刚刚跨入现代化门槛的苏格兰来说，这个观点具有革命性，但是，相比于霍布斯的理论，这个观点显然是落后了。凯姆斯勋爵的学说是对霍布斯和哈奇森的中和。一方面，他赞同霍布斯对自然人性的描述，认为“占有欲是自然赋予人的秉性”;另一方面，他又借鉴了哈奇森的观点，认为社会本身蕴含“良知的声音”。法律对于秩序是必要的，但只有当法律和社会良知一致的时候，社会才进入一个完美的状态。那么，人类社会是如何演化并接近这个完美状态呢？为回答这个问题，凯姆斯勋爵创造性地提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四阶段理论。这四个阶段是：狩猎阶段、游牧阶段、农业阶段和商业阶段。在前两个阶段，个体之间没有多少联系，没有社会，因而也不需要法律;到了农业阶段，社会才能实现它的价值，即“个体的劳作不仅让自己得利，而且也让他人得利”。此时，新的职业不断产生，人们不得不诉诸合作来完成日常的生产和消费活动，由此，法律有了用武之地，社会也因此朝着“融洽的亲近关系”发展。

但是，这种亲近关系才刚刚开始，它的高潮是商业社会。此时，交换更加频繁，给更多的人带来更多的收益，同时也产生新的观念和习性。斯密的好友、爱丁堡大学校长威廉·罗伯逊（William Robertson）的总结，代表了那个时代苏格兰自由主义思想家们对商业社会的肯定态度：

商业会消解那些维持国与国之间差异和敌意的偏见;它缓和并滋润人们的习性;它用世间最强烈的关系之一——满足共同需求的欲望——把国家连接在一起。在每一个国家，它为全体公民建立一种秩序，以满足公民维护公共安宁的渴望，从而给各国带来和平。当商业精神在一个社会开始上升的时候，我们就会在这个社会的政策、国际联盟、战争和谈判里发现一个新的灵魂。

近代商业产生于荷兰和英格兰，但仅仅是商人逐利的手段，是人类占有和改善生活的自然秉性的延伸;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贡献在于为商业赋予了一个公共目的，将之升华为人类进步的阶梯。然而，要维持商业的繁荣，一个自由社会是必不可少的。在这方面，凯姆斯勋爵的门生、也是他的堂弟大卫·休谟做出了精辟的论述。在《论公民自由》一文里，休谟断言：

商业只能在自由政府中繁荣，这种观点已成定论;而且似乎……有着更悠久、更广泛的经验基础。……在我看来，商业易于在绝对政府中衰落，不是因为那里缺乏安全，而是因为它不够体面。君主国必然需要等级臣属关系来维持。出身、头衔和地位的荣耀必然超过了勤劳和富有;一旦这些观念盛行，所有巨商都会受到诱惑，放弃经商，而去购买那些特权和荣誉的职位。

为市场经济找到伦理基础

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本身就是自由社会的推动者。告别宗教束缚的苏格兰，具有它的南部长兄英格兰所没有的一个优势，即不存在明显的社会等级。在地理上，苏格兰分成南部丘陵地带和北部高地两部分。在18世纪，苏格兰高地仍然处在凯姆斯勋爵所定义的游牧阶段，农奴制度（serfdom）是它的社会组织形式。而南部丘陵地带以农业为主，但商业已经成为两座主要城市格拉斯哥和爱丁堡的主要经济活动。相较之下，格拉斯哥的商业气息更加浓厚，它的海外贸易，特别是来自于美洲新大陆的烟叶贸易让它成为当时英国首屈一指的富裕城市。作为苏格兰的首府，爱丁堡则更加具有人文气息，18世纪中叶涌现出一批知识分子俱乐部，成为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思想制造场所。其中最为重要的是1754年成立的“选择学会”（The Select Society），它囊括了当时爱丁堡所有知名的知识分子，而凯姆斯勋爵是当仁不让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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