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头式”现实：大众传媒的现实建构

【内容提要】现代信息社会中，受众处于三种现实环境之中——客观现实、主观现实以及“镜头式现实”，其中更为普遍的是大众传媒构建的“镜头式现实”。大众传媒构建现实的理论渊源是柏拉图的“火焰囚徒”和李普曼的“拟态环境”；大众传媒特有的构建手段以及其作用机制分别是“把关人”和“议程设置”作用机制；从经济政治等宏观层面来浅析“镜头式现实”。

【关键词】“镜头式”现实“掌镜人”“把关人”议程设置“观镜人”

目前，人们处于三种社会现实之中，真实存在的是客观现实；脑海中呈现的对社会的认识是主观现实；而现代传媒通过信息构建的是“镜头式现实”。正是因为现代环境的扩大化和复杂化，使得人们无法和与自己有关的周围事物和环境都保持着实际性的接触。对于那些超出人们感知的事物和世界，人们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一方面，人都有一种对未知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人们渴望去了解外部世界；另一方面，人们又没有足够的精力和实践去了解广阔的外部世界。这时候，就急需一种中间介质，能够将未知的而又急于了解的世界呈现出来。如此，大众传媒便恰到好处地登场了。人们开始通过大众传媒，如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以及新媒体逐步了解这偌大的世界，由此，人们逐步在脑海中构建、修正“关于外部世界的图像”？，形成主观现实，协调自己的行为与所谓的“客观现实”相适应。

这一切看上去如此的和谐。大众传媒发挥作用，人们获取信息，协调行为。然而，笔者不禁有此一问：大众传媒是如何让你我“看见”所谓的“客观现实”？答案可能多种多样，其中或许有个“镜头”。所谓的镜头是广义的镜头，包括媒介进行信息呈现所运用的视听等多种手段。而恰恰是“镜头”，引发人们深思。任何拍过照的人都知道，当我们拍照的时候，我们的镜头所及的范围，与我们的视野相比都是极其狭小和片面的，就更不必说是与周遭环境相比，更是细若牛毛。而我们的镜头拍摄的仅仅是我们——“掌镜人”——看到的或者是想要呈现的那一面。甚至于，在拍摄过程中的变换角度和调节焦距进而来凸显或者淡化某一事物。这样，所得到“镜头式”现实就显得不那么客观了。暂且不论，这种“镜头化”的过程可能还掺杂着美化或者丑化等修图效果，单就它所涵括的现实占总体现实环境的份额来论，就已经是不完全的局部孤立的现实，甚至不免有“断章取义”之嫌。再一次回到大众传媒的“镜头”，不禁会有这样的疑问：“镜头”是如何进行选择和对焦的？“镜头”背后或者说“掌镜者”会是谁？

一、从“火焰囚徒”到“拟态环境的环境化”

“人们居住在一个洞口向光的地下落穴之中，他们自童年起便被羁绊在洞口，背对着洞口无法回视，只能看到面对他们的洞壁。在他们背后，燃烧着一团火焰，一道低矮的墙则横亘在人与火焰之间。还有些人手指道具，在低矮的墙上往来行走。如同演木偶戏，而被羁绊的人只能看到被火映在墙壁上的他们自己的影子和那些幢幢而动的控制他们的人的影子。”

——柏拉图《理想国》

这就是著名的“火焰囚徒”理论。柏拉图认为被束缚和控制的人，对于外部的认识甚至对于自我的认识都只来自于“被火映在墙壁上的他们自己的影子”。所谓“影子”，只是客观现实的影子，并不真实客观，甚至可能是歪曲变形的存在。但是，对于被束缚的人们来说，这又是唯一的获取外界信息、认识世界的渠道。

柏拉图的“火焰囚徒”，深刻影响了20世纪20年代著名的新闻工作者和政论家李普曼。他提出了影响深远的“Pseudo-environment”（译为“拟态环境”）的假说。所谓“拟态环境”，其实并不是媒介机构对客观环境的“镜子式”再现，而是它依据自己的媒介立场、方针政策以及价值标准对信息进行有取舍性的选取、整合、再结构化，然后以“报道事实”的方式提示给受众的环境。而这种过程是在人们的盲区——传媒内部进行的。因为一般人看不到这一点，则将之视为客观环境本身来认知。因此，李普曼曾在书中提出：“我们必须特别注意到一个共同的因素，这就是在人与环境加入了拟态环境，它的行为是对拟态环境的反映，但这种行为确是实际发生的行为，它的结果不作用于拟态环境，而作用于行为实际发生的现实环境。”？换句话说，即拟态环境不仅影响着人们对环境的感知，还借此对我们实际生活的客观环境产生作用。

这样一来也就在社会范围内出现了一种“拟态环境的环境化”现象。正如1968年日本学者藤竹晓曾认为，许许多多的拟态事件，包括行为、语言、生活方式、价值等，一开始也许并不见得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但一旦进入大众传播渠道，被大众传媒所提示后，很快就演化成為了社会流行现象，变成随处可见的社会现实。④如同这几年的流行语，如“厉害了，我的哥”“然并卵”“狗带”“套路”以及“剁手”等等。这些流行语有的来自一个热点事件，有的只是一句俚语，甚至于只是一句方言，但正是由于大众传媒的广泛报道使得受众在意见环境的压迫或者“沉默的螺旋”⑤机制的影响下普遍开始接触并逐渐接受运用它。

从某种程度上说，2016年5月2日“大学生魏则西之死”这一轰动社会的事件为媒介建构事实的假说提供了悲剧式的证明。悲剧的起因正是因为他错信了百度搜索引擎（传媒）的搜索结果，没有认识到媒介内部信息选择与排序机制的存在，错误地认为“排名=销量=信誉=口碑”，从而认为搜索出来的“名列前茅”的武警北京总队第二医院可以治疗自己的疾病。白白花费了巨额的医药费不说，最终还是让自己失去了生命，让父母失去了儿子。这则事件正是对传媒所构建的“镜头式现实”的其中一个角度的侧写。面对外部世界浩瀚的信息，普通受众无法分清各个信息的性质，辨别它们的本质，因此他们只能寄希望于公正权威的大众媒体所呈现给他们的“镜头式现实”，将其当做是客观世界来对待了。

二、聚焦“镜头”内部

（一）“把关人”的“议程设置”

现代信息社会，传播技术、互联网技术、数字化技术以及卫星传输等多媒体技术的飞速发展日益将世界联系在一起，突破了时空和区域的限制，但同时也将整个世界都呈现在人们眼前。面对浩如瀚海的信息，社会大众由于时间与生理机制的限制——难以从中挑选有价值的信息，或许应该说，大众不知道应该了解哪些信息，从哪里下手。打个比方，当我们置身于浓雾笼罩的森林中，周围有很多条小径，每条小径都通往了一个未知的世界。这时候，我们就需要一位引路者来帮助我们找出路来。大众传媒就担任着这样的角色，日复一日地在现实环境中的众多的信息，挑选出它认为重要的有传播价值的信息，进行加工和整理再传达给受众。也就是，大众媒介扮演的类似一个“秘书管家”的职位，帮助我们大众设置“议事日程”。

对于不同性质的信息，大众传媒的“议事日程”的设置所用的机制也是不同的。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机制起作用，分别是“0/1”知觉模式、“0/1/2”显著模式、“0/1/2/.......N”优先顺序模式。④下面我们举个例子说明一下。2016年7月12日，各大传媒报道了“7.12下午17：00见”（7月12日17：00南海仲裁的結果将出台），因此将大众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那个时刻——“知觉模式”；对于此次南海仲裁案事件，各大传媒利用自己的优势着重报道这一事件，重要程度明显大大高于其他事件——“显著模式”；同时，各大媒体也是把南海问题当做各家头版头条，作为绝对的首要新闻事件来报道的——“优先顺序模式”。这样的媒介“共鸣效果”、“累计效果”和“遍在效果”，使得大众感受到了事件的重要性，一时间，群民奋起，义愤填膺，积极热烈地参与到事件当中。南海问题不论在互联网上还是人际传播中，都是公共议题。

打个不恰当的比喻，信息就仿佛科举制时代，一个个等待着中举的考生们，有的能够进入朝堂加官进爵，而有的只能榜上无名，名落孙山。这些中举的就是恰好符合统治阶级价值标准和倡导的主流价值观的一份子。对于大众传媒内部来说，存在着一系列把关环节，有许许多多的“把关人”，这些把关人的把关活动，不仅仅单指记者和编辑们个人的活动，更重要的是传媒机构依据传媒的价值标准，传播活动特殊规律以及传媒立场方针影响下而进行的有取舍性的选择和加工活动。当信息性质与传媒方针、风格定位以及价值取向相符或者大致一致时，就能够优先被选择进入传播渠道，优先进行传播；相反，那些与之不相符甚至相悖的信息，则被淘汰禁止在门外了，不得入内。

（二）媒介背后的“掌镜者”

那么传媒的现实构建真的单单只有媒介机构独自在起作用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不论是包括我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亦或是标榜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任何大众传媒组织，都与政府和经济利益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并受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制约和影响。

首先，制度环境决定媒介体制。正如我国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媒介机构均属于国有；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报刊等印刷媒介是私有制，但是对于广播和电视媒介，各个国家实现不同程度的控制。同时，传媒的注册及其活动必须要受到本国法律和行政的约束。国家对于出版物和传播物也有明确的禁止传播限定。因此，传媒的“镜头式现实”必然要受到上层建筑和社会制度的影响制约，甚至是控制。

另外，除却国家和政府的控制外，社会上的一些利益群体和经济组织维护和争取自己的利益，也常常通过赞助、广告等手段，间接或直接干预控制传媒活动，在资本主义社会尤为常见。而同时传媒行业也由于自身的商业性和市场性，导致其不可避免地受到经济团体对传媒的“把关”活动和“文本建构”一定程度的影响和干预。

根据20世纪60年代后期，格伯纳等人的“文化指标研究”对制度分析讯息系统分析显示出：媒介在信息生产加工、传达和消费过程中受到各种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压力和制约，使得传媒“所构建的文本”具有特定的倾向性，而这些倾向性都是按照一定的价值体系来安排的；而后，大众传媒的这些倾向通过提供知识和娱乐的方式潜移默化地传达给受众，逐步影响受众的现实观和价值观，从而达到了对于现实的构建。

三、能动的“观镜人”

在来势汹汹的大众传播的强大影响力之下，受众从早期的“完全被动”到“稍微的能动性”再到如今的“能动自主的主体”。作为大众的我们——人，既不是机器，也不是无思想无理想的低等生物。人之所以能够与那些受支配的低等动物相区别开来，就在于人是具有能动性和自主性，是有实践能力的主体。

现代信息网络中，对于媒介所构建的现实，受众试着用质疑和批判的目光去看待，由之前的“绝对信任”到如今的“质疑和批判”。不得不说，是受众的自主性和能动性的提高，更是受众媒介素养的提升。受众对于媒介所构建的“镜头式现实”，再也不是全面地接受，开始有了他们的对策。受众不再满足于媒体所提供的“表面”现实，而是更关注“镜头”后的现实和世界，把视线逐渐转向探究“被把关掉”的信息和事实，以便于全面认知媒介性质，更加了解客观现实；大家愈加容易看破所谓的“套路”和“P图”，开始从宏观角度看待媒介传播机制，在利用媒介表达自己“话语权”的同时，提高警惕，不再轻易被“镜子式现实”所迷惑；随着web1.0开始迈进web2.0，即由人机对话到人人对话，受众也更加注意人际交流和社会互动实践，主张自己外出感知世界，尽量依靠自己而不是依靠“电视”等传媒所构建的文本来获知对外界环境的认知。

还是借用魏则西事件来说，之所以该事件能在短时间内引起如此轰动的社会效应，甚至使得国家工商总局随后在官网公布《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并于9月1日正式实施。这样的结果和影响正是“观镜人”——受众——自主能动性发挥的表现。是受众从这次事件中窥探到了某些传媒内部机制对于信息选择以及“文本”建构的影响，才使得一时间受众理性和能动性的崛起，利用网络充分表达自己的“话语权”，掀起舆论狂潮以影响和监督传媒，进一步作用于现实环境。

从媒介的角度看，正因为受众的自主能动性不断提高，他们区分“拟态现实”和客观现实能力不断增强，媒介也越来越注重受众的需要，逐渐尊重受众的“话语权”，这样更能发挥媒介为受众服务，对社会负责的职能与义务。当然，媒介对现实的构建是一种必然，受众的自主能动性提高也并不意味着媒介构建现实的能力削弱或者退化，而是说媒介在构建现实过程中，受众对于媒介这一机制的影响力不断增强了，媒介功能将越来越合理化了。

四、结语

大众传媒对于现实的构建是历史之必然，也是社会之必然。一般来说，客观环境中存在着大量的信息且这些信息还具有多种复杂的属性。由于时效性和文本特性，媒介工作者不可能也不能在有限的时间里和狭小的文本空间里，罗列打包所有的信息，将整个世界完整地呈现到受众眼前，这是极其不现实的。因此大众传媒需要对于信息进行一定的选择、加工，进而不可避免地构建了“镜头式”现实。

事物总是处于普遍联系之中的，传媒亦然。传媒依赖于政治、经济和社会所存在，必然会处于政治经济体制、意识形态以及受众的力学关系作用下。因此，大众传媒所构建出的“镜头式”现实不可避免地带有特定的倾向性，反映着特定的价值体系和阶级性。

对于“镜头式”现实，虽然是一种必然，但我们不能“自然”。作为生活在客观现实环境中——“观镜人”的我们，需要发挥自身的理性和自主能动性，保持清醒的头脑，任何情况下都不放弃对媒介建构的“镜头式”现实质疑和批判的怀疑精神。这才是行之有效的应对之策。

注释：

【美】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M].阎克文，江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6：13.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222.

④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出版，1999.11：131，199.

⑤【德】伊丽莎白·诺尔-诺依曼.沉默的螺旋：舆论——我们的社会皮肤[M].董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参考文献：

[1]【美】E.M.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记传式的方法[M].殷晓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7：208.

[2]郭镇之.乔治·格伯纳及其“电视教养”理论和“文化指标”研究[J].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1期

作者简介：钱霜霜，安徽财经大学文学与艺术传媒学院广告学系广告本科学士；吴衍发，安徽财经大学文学与艺术传媒学院讲师，艺术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艺术学理论、艺术美学

编辑：王洪越

推荐访问:现实 建构 大众传媒 镜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