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森伯

一

1945年5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部分即将结束时，一支先遣的美国小分队正行进在德方控制下的巴伐利亚白雪皑皑的大山之中。这是美国组织的一支特种小分队，取名阿耳索斯。这支部队常常随同先头部队前进，有时甚至突到进攻部队的前面去，他们的任务是收缴纳粹德国的军事科学资料，特别是原子武器的研制资料，并搜捕有关的主要科研人员。

1945年5月4日，这支特殊的部队赶到了德国的乌尔菲尔德，抓获了德国原子弹计划的第一号靶子——海森伯。在乌尔菲尔德，海森伯买有一幢夏日避暑别墅，此时的海森伯正安静地坐在小屋的前廊上看远处的湖水，这支特殊的部队出现在他的家时，这位科学家倒是表现得颇有风度。他礼貌地介绍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们，并问抓捕他的美国大兵，他们觉得德国风景如何？而此时他的夫人和孩子们却吓呆了。他们显然没有想到自己的丈夫和父亲会被捕。

海森伯成为俘虏，他被带到英国，在那里被拘禁了8个月之后，才被准许回到德国与亲人团聚。

阿耳索斯小分队抓获的“一号靶子”海森伯，是一位德国物理学家，他因提出量子力学的矩阵方程和测不准原理，独自获得193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在物理学的发展史上，他与爱因斯坦、玻尔，堪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和思想家。对于爱因斯坦和玻尔，这样的说法，似乎没有人起而反对，可人们对本文的主人翁沃尔纳?卡尔?海森伯，却颇有微词。问题的原因是在于这三位最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对待纳粹态度方面的差别很大。

1925年前后出现的新量子力学，是当时物理学前沿发展中最为惊人的大事。量子力学的发展并不能完全归功于单独某一个人，但是如果要从对此最有贡献的几位伟大人物中选一位最重要的代表，海森伯应独具其中。

爱因斯坦性情坦率而坚强，是非分明，喜欢用强烈字眼，他用各种方式和纳粹对着干。大战后，他对德国和德国学术界基本上采取了断绝的态度（除个别人）。在战争期间，他曾过问原子能问题，却没有参加曼哈顿计划，但他终生却对日本死在原子弹下的那些无辜平民感到愧疚。

玻尔性情平静、温和，坚持原则而谦虚平和。当丹麦被纳粹占领时，他主要采取不合作的方式。在摆脱监控，逃出丹麦后，他参加了曼哈顿计划，但他力图要解决的是原子弹将会带来的政治上、军事上、外交上等等的国际问题。战后，带着对原子弹给日本平民造成的灾难的痛心，他积极投入到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运动中。

与爱因斯坦、玻尔相比之下，海森伯可谓大异其趣！

二

海森伯1901年12月5日出生于德国的维尔茨堡，9岁时因父亲担任慕尼黑大学的希腊语法教授搬到了慕尼黑。海森伯的中学时代是在德国历史上最为动乱的时期度过的。海森伯参与的第一个青年组织“觅路人”，是与英国“童子军”组织相似的青年运动，海森伯担任了这个小组的组长，并领导这个小组展开各种活动。这些活动以音乐、歌唱和吟诗等文化聚会和野营为主。这种组织是一种关系非常精密、半军事性的组织。它有很严格的戒律和帮规。第一次大战期间，该组织并入“战争准备会”，成为德国的兵源。希特勒上台以后，该小组的绝大多数成员都自愿参加了纳粹党的“党卫队”，而海森伯却早已超龄，但他一直和该小组的成员保持至亲如手足的关系。人们认为，海森伯参与青年运动的日子对后来海森伯在纳粹领导下的行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是其纳粹时期行为的萌芽。

纳粹党魁希特勒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时候，许多德国知识分子对希特勒的“复兴德国”之类的言行抱有幻想。当纳粹主义开始对所有犹太人进行大规模的肃清运动，致使犹太科学家们被攻击和免职时，海森伯和普朗克等上层人士认为最重要的是保住“德国的学术文化”。他和普朗克开始物色血统纯正，政治上过关的科学家，来填充他们的队伍。

不幸的是，海森伯也很快被卷入运动之中。起因是他的老师索末菲要退休，索末菲退出来的慕尼黑大学教授职位由谁来担任呢？索末菲建议，最好由海森伯来接替他的教授职位。这一建议马上遭到了以斯塔克为代表的物理学家的攻击。斯塔克是德国一位很有贡献的科学家，早在1919年他就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但他无止境的野心，使他成为了纳粹分子。在所有的犹太裔科学家被驱逐出德国以后，斯塔克和其他“德意志物理学派”鼓吹者仍旧抨击“犹太物理学派”，以及他们创建的现代物理学中的量子力学和相对论。1937年7月，斯塔克在德国党卫军机关《黑色军团报》上说：“海森伯实际上是一个科学中的白色犹太人，海森伯之所以能获得诺贝尔奖，那是他的一帮犹太朋友们哄出来的。”

为了捍卫德国的物理学，尤其是理论物理学，也迫于压力，海森伯开始与纳粹物理学家斯塔克展开了斗争。他采用的方式是争取高层纳粹当权者的支持，他联络物理学家上书德国教育部，并通过私人关系直接给纳粹警务头子希姆莱写信。碰巧的是一个叫路德维格的人在纳粹面前极力推举海森伯。路德维格是一位空气动力学和应用数学专家，是希姆莱的幕僚。他谏言希姆莱说：“现代物理将对德国工业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而海森伯是至关重要的人物，能培养新一代科学家，为德国服务。”希姆莱听取了谏言，阻止了对海森伯的攻击。海森伯还与希姆莱达成了在德国的大学中讲授现代物理学的协议，但希姆莱告诫海森伯，要区分“爱因斯坦”和“爱因斯坦科学”，以此为前提，爱因斯坦相对论得以在纳粹德国的大学中讲授。海森伯在一份现代物理学期刊上称，科学界关注的不是谁发现的，而是所发现的理论正确与否。

海森伯的努力，争得了在纳粹德国传授现代物理学的权利，而他反抗的不是纳粹政体，而是一些荒谬绝伦的纳粹实验物理学家。当然，这也不是毫无意义，可以理解为对德国学术文化的一种保全。

三

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德国就展开了原子弹计划研究。9月26日，七名实验科学家奉命被调到柏林的军械局，参加一个关于德国核裂变之可能的会议。与会的实验家们提议，请海森伯来参加他们刚刚形成的“铀俱乐部”，以便给他们的工作提供一个理论基础。

我们知道原子裂变现象是两个德国人——奥托?哈恩和弗里茨?斯特拉斯曼发现的，这两人都没有离开德国。尽管希特勒的犹太政策赶走了几乎一半的科学精英，但德国仍有很足的实力。他们有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劳厄、波特，有盖革、魏扎克、巴格、沃兹，还有海森伯，所有这些科学家都参与了希特勒的原子弹计划，成为“铀俱乐部”的成员，海森伯是这个计划的总负责人。

海森伯对待核计划的态度是很明显的，他立即投入工作， 在三个月之内就写出了关于裂变过程的理论综合报告，这篇报告在整个战争期间，对德国的核计划起到了基本的指导作用。

海森伯不仅对核裂变进行理论的探索，而且亲自参加多种反应堆的设计和实验、建造与检测。1941年春天，在莱比锡的铀反应堆首先增生中子，迈出了原子裂变的重要一步。1942年春天，他们相当肯定地得出结论，建立以天然铀为燃料和以重水为缓冲剂的核反应堆是现实可行的。1942年7月，海森伯被任命为凯萨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所长并兼柏林大学教授。凯萨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是德国主要反应堆实验室之一，核武器的研制和大规模试验都在这里进行。1943年夏，在盟军轰炸加紧时，海森伯将他的研究所的大部分设备和人员疏散到较为偏僻的黑森林地区，而海森伯仍然在柏林和其他留下的人员按期组装他们的最大反应堆。

1945年1月，他们刚刚把反应堆的实验装置组装好，就接到命令，把装置拆卸开来，并运到南方去。纳粹政权宁愿推迟实验，也不能让人员和资料落到俄国人手中。1945年2月，海森伯的装备和材料运到了赫青根，这时离战争结束只有两个月了，海森伯和他的成员们狂热地进行着工作，他们要为得到临界反应堆而努力。同年3月，他们进行最后一次实验。实验中，当海森伯看到反应堆似乎终于会进入临界状态时，他们高兴之极，此时他们也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极端危险，如果反应得不到控制怎么办？此时他们手边仅有一块能吸收中子的镉，但是不知把镉扔到反应堆里去是否足以及时止住反应。为了得到自持的链式反应，他们拼上了性命。然而实验未能成功。

值得人玩味的是，面对眼看就来到的战败，海森伯和他的小组成员仍然把自己投入到实验研究中去。分析其因，除了科学好奇心和成功可能在战败中引起的一点点振奋以外，还有就是德国科学家的自负心理，他们相信德国的研究已经比盟军的研究进展远得多。难怪乎战败之际，纳粹领袖想用核裂变的秘密来作为和盟方谈判的一种筹码，盟方表示对他们的建议毫无兴趣，他们感到了尴尬和震惊。

1945年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一枚原子弹，被囚在剑桥附近一幢称为“农园堂”（Farm Hall）的十位德国最有名的科学家惊愕不已。海森伯的反应可从他的话语中看出来。他说：“我一点也不相信这个原子弹的消息，当然，我可能错了。我以为他们（盟国）可能有10吨的富铀，但没想到他们有10吨的纯铀235。”海森伯的研究实验以为，一颗核弹要几吨的铀235。

四

战争结束后，海森伯等科学家被盟方关押八个月后释放。但不管是专家还是公众，都对德国为什么没能造出原子弹大感兴趣，曾围绕这一事件展开激烈的争论。以Robert Jung的书《比一千个太阳更明亮》为代表的一方，赞扬海森伯具有高尚的道义，在战时不忘人类功德，虽然洞察到原子弹的奥秘，却消极地对待原子弹计划，甚至还有人把海森伯描述为破坏这个计划成功实施的英雄。

另外一方认为，海森伯并没有什么主观愿望去“摧毁”一个原子弹计划，在纳粹的支持下，海森伯和其他科学家尽其所能地不断支援和提高希特勒的武器装备。在“二战”期间，海森伯除参加原子弹研制计划外，还多次应邀到被德国占领的丹麦、荷兰、波兰等地讲学，宣讲德国的文化。海森伯于1941年在哥本哈根见他的老师玻尔时也透露出同样的想法，即德国占领欧洲并不是坏事，至少比前苏联占领欧洲好。因此，海森伯是希特勒的“走狗”。

海森伯前后不一的言行，也使其形象更加不确定。在海森伯被监禁期间，即广岛事件之后三天，他曾起草了一份备忘录，对他们的原子弹研究情况作了说明。返回德国后，他起草了一份更详细的说明，大致说的（潜台词）有两点：一是德国科学家和盟国科学家在理论上和技术上的优势是相同的。但是因为德国缺乏相应的环境和资源，因此德国放弃了这一计划。二是德国科学家一开始就意识到了原子弹所引发的道德问题，这样一种如此大杀伤力的武器使他们意识到对人类所负有的责任。但是对国家（不是对纳粹）的义务又使得他们不得不投入到工作中去。由于心怀矛盾，消极怠工，夸大制造难度，使得高层相信原子弹并没有实际意义。由海森伯宣称的这一切，首先我们能非常明显地感受到的就是他对于德国物理的一种极度自负。以德国科学家那一贯的骄傲，承认自己技不如人是绝对无法接受的。当广岛消息传来，众人陷入震惊时，哈恩对海森伯说：“你只是一个二流人物，不如卷铺盖回家吧。”海森伯是不可容忍这“二流”的。再者，海森伯的声明似乎是要传达出，他并不赞成希特勒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核武器，甚至有意隐瞒了他们的研究进展。

战后在西方科学家中有一种对海森伯的普遍憎恶情绪。当他出国访问时，竟有科学家拒绝与他握手，因为他是“为希特勒制造原子弹的人”。海森伯感到莫大委屈，那些“实际制造了原子弹的人”竟然拒绝与他握手。原子弹造成的破坏深深震动了盟方科学家，他们因此而受到了道德上和情感上的巨大痛苦，但盟方科学家却用一种反思来安慰自己，认为他们是为了抵御希特勒而研制原子弹。

人类社会是一个巨大的复杂体系，一个人的生命轨迹，除固有的自身因素，往往还与其生活的那个时代发生的大事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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