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西传奇

题记：地处四川省西南部的攀西地区，是凉山彝族自治州与攀枝花市的合称。在这块仅占国土面积千分之七的土地上，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奇迹不断诞生，因而倍受世人瞩目。

20世纪50年代：解开历史死结

在北京的历史博物馆里，保存着一条锈迹斑斑的粗大铁链。

时隔四十多年后，当年《人民日报》的资深记者纪希晨在1999年春天接受笔者采访时，对这条铁链的记忆依然十分清晰：

“1956年11月，我随中央慰问团赴正在进行民主改革的凉山慰问采访。离开凉山返京时，自治州人民政府的一位负责同志把一条重达40多斤重的铁链交给我说，‘请你把这条铁链带到北京去，交给历史博物馆。让这条锁过许多奴隶娃子的铁链作为历史的见证，留给后人，留给历史吧。让后人知道，民主改革前，凉山彝区还是奴隶社会。’”

1950年春天，大凉山迎来了解放的曙光。

虽然，中华大地上严冬已经过去，春天已经来临，但是，中国共产领导中国人民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从根本上铲除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为新生产力的发展扫清道路的革命在全国并没有结束。在凉山，则更是如此。

当时，在奴隶制度作为一种落后的历史陈迹已经在中原大地上消失了两千多年之后，在贩卖黑奴作为资本原始积累的一种野蛮手段也已经在北美大陆上消失了两百多年之后，奴隶制度却还在中国西部、四川省西南部彝族聚居的这片莽莽群山中完整地保留着。

凉山彝族奴隶制社会，不仅是东方大地上最后一个保存得最完整的奴隶制社会，就世界而言，也是最后一个保存得最完整的奴隶制社会，因而被称为“社会活化石”。

在这个“社会活化石”里，仅仅占总人口5%的奴隶主阶级，不仅占有70%的土地，而且占有全部奴隶的人身。

奴隶在奴隶主眼中只是“会说话的工具”而已，毫无人身权利，处境极其悲惨。有一首民歌这样唱道：

“青青的草坡是奴隶主的＼遍坡的羊群是奴隶主的＼赶羊的鞭子是奴隶主的＼牧羊的姑娘是奴隶主的＼只有这唱不完的苦歌啊，才是牧羊姑娘自己的。”

社会生产力十分低下，社会发育十分滞后，环境十分封闭，冤家械斗十分频繁，人民生活十分贫苦……在这里，奴隶制社会的种种痼疾无不令人触目心惊！

就连凉山彝族末代土司岭光电也不得不忧心忡忡地发问：“我们彝人的出路在哪里？我们凉山的出路在哪里？”

彝人的出路、凉山的出路，并不仅仅是彝人的问题、凉山的问题，而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问题。

诚如列宁所言，民族问题从来就是一个令人十分苦恼的问题。古往今来，它引发冲突与战争，导至内乱与分裂，影响和平与发展，成为深受世人关注的世界性难题。

以聚居和杂居的形式居住在中国大西南的众多民族及其相互关系，秦汉以来，也一直苦恼着历朝历代的封建统治者。

西汉设治，“羁縻制度”肇始，遂有司马迁“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司马相如“通灵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

此后，从宋太祖玉斧划界，弃之不治，到元世祖忽必烈南征，以夷治夷，土司分治；从朱明王朝“改土归流”，大清王朝频繁进剿，到民国年间实行“轮质坐班”、“政治指导”……

两千多年，风雨如磐，凉山彝族奴隶制度依然故我。大凉山封闭落后的状况不仅没有丝毫改观，阶级压迫与民族矛盾反而愈演愈烈，以至成为中华大地上生产力最为低下、社会最为落后、环境最为封闭、阶级压迫最为深重、民族矛盾最为尖锐的地区之一。

其间，为了寻求彝人的出路，凉山的出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凉山彝人不仅经历了悲壮的举族大迁徙，实行过残酷的被迫大禁锢，而且举行过以“赤黑惹尔”、“拉库起义”和“娃子寨”为代表的奴隶大抗争，一些开明上层中的有识之士，也自发地进行过改良的尝试与探索，结果均以失败告终。

这个历史大难题，遂成为一个历史死结，一直滞留到20世纪中叶。

奴隶制度的存在，成为凉山、成为凉山彝族能不能与新中国、能不能与其他兄弟民族共同进步一道前进的最大障碍。这一点。甚至连行将灭亡的敌对阶级也看得——十分清楚。

时任西昌军管会主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原184师政委梁文英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

“1950年3月，我们一进入西昌，接管了政权，国民党残余势力就放出话来说，共产党有本事解决凉山的民族问题吗？在他们看来，中国共产党有本事夺取政权，但没有办法解决民族问题。”

历史遗留的难题，还得放到历史的进程中去解决。

1951年1月16日，在以刘格平为团长的中央访问团的直接关怀下，区级民族自治政权一红莫玛古彝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在凉山成功地进行了民族区域自治的首次试点。凉山迈出了民族区域自治的第一步。

1952年10月1日，在昭觉县举行了彝族代表占90%以上的凉山彝族自区首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10月7日，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前身一凉山彝族自治区正式成立。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凉山彝族人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自治政权。它宣告了从元代开始的土司分治与尔后出现的黑彝家支势力割据并存的分裂局面到此结束，为最终解决社会制度问题，推动凉山彝族的进步与发展，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诞生，把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定为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目标。

但是，凉山彝族奴隶制度的存在，不仅与这一共同目标背道而驰，而且对这一目标构成了直接危害。

尚未进行民主改革的凉山，成为国民党敌特和周边地区逃亡的土匪、恶霸、地主的避难所。这些反动势力的残余与少数奴隶主勾结在一起，接受台湾指令，妄图在在凉山营建基地，策应国民党反攻大陆，直接威胁着新生的民族区域自治政权。

鸦片传入中国不久，凉山就成了四川鸦片主要种植区之一。到了20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当新中国其他地区已经禁绝鸦片的种植和吸食后，在奴隶制度庇护下的凉山彝区，成为人民共和国神圣土地上唯一仍然公开种植和吸食鸦片的地方。

雷波县粮食局退休干部郭光耀接受笔者者采访时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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