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生活而设计

5月底，赫尔辛基的街头，安静，灿烂。橱窗里的漂亮东西，在渐渐睁开眼的阳光下神气抖擞。赫尔辛基最抢眼的商铺，都扎堆儿在火车站往南走十来分钟的街区，在这里还能遇到无数服饰搭配紧抓路人眼球的年轻人。别费心思去记忆冗长复杂的街道名了，当地人把这儿直接命名为设计街区（Design District），它横跨 Dianapuisto、Punavuori、Esplanadi三个区域，包括25条街道和200余个具体地点，简单的横纵相切布局，在最古老的街道上呈现出最先锋的芬兰设计，林林总总的店铺包括室内装饰、工艺礼品、时装、珠宝、古玩、艺术画廊、博物馆、酒店、餐厅……那些贴着“赫尔辛基设计区”黑白Logo的店铺，成为尤其牵动消费者注意力的好风景。

浏览过新古典主义的老式建筑后，我走在经历岁月冲刷的石子路上，接受那些“最芬兰的设计”对眼睛的挑战。

芬兰人坚定地奉行极简主义和实用主义，亲近大自然，充分挖掘和应用天然素材。这种带着点小小任性的坚持，使得他们的许多作品独具特色，让人怦然心动。芬兰著名的品牌，如Iittala玻璃器皿、Arabia陶瓷、Marimekko的面料和家居产品，都是这一设计理念的实践典范。

我走进Nounoudesign玻璃饰品店时，阿努·潘蒂宁正忙着进行自家店铺的新一轮橱窗摆放，她一边小心翼翼地摆弄着手中好看的玻璃杯，一边和我攀谈起来。潘蒂宁的生意不错，同时在为Iittala和Marimekko两大企业设计玻璃杯。这个中年女人居住在芬兰最古老的玻璃生产基地——Nuutajarvi玻璃村，这里早在1793年就有了第一家玻璃吹制工厂，这门技艺完整传承至今。潘蒂宁2003年成立了自己的独立品牌，以越来越浓烈、奔放的色彩，展现着迥异于芬兰设计传统的野性面，仿若是马蒂斯将严苛极地中精雕细琢出的艺术品带到了非洲去上色。自己动手惯了的害处在于，量产难以跟上创意，尤其对潘蒂宁这种从不接受“量产产品”的艺术家来说，亲力亲为打造每一件作品绝对是一个与自己较劲的苦难过程。幸好，闹市里的店主身份，一定程度上平衡了这位乡下玻璃匠人的生活节奏。平时，在村里一张罗，就有工艺师甚至是不惧竞争的同行跑来帮忙；周末，跑回赫尔辛基市中心守着小店，等熟人点评，看陌生人的反响。

极佳的动手能力，是芬兰人与生俱来的本事，由此而诞生的创意设计，从功能到外形都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潘蒂宁服务的两大客户Iittala和Marimekko，作为芬兰民族工业设计的旗帜企业，也都是粘着泥土气，从地里爬出来的。

Marimekko的金牌设计师梅嘉·伊索拉，在西班牙的罂粟花田间迸发灵感，将各种颜色的花瓣在白布上四散开来，这种罂粟花图案（Unikko）的花布，在北欧夏季的刺目阳光下呈现出最为小清新的品质。在中国的廉价纺织品批发市场上可以轻易找到这一设计图案的仿货，比如枕套、被套。20世纪50年代，一家小印染厂的老板娘Armi Ratia将当时经验少得可怜的梅嘉招至麾下，给予这个年轻姑娘无条件的信任，而这也成为Armi最成功的投资。梅嘉设计的布匹和裙装带着浓烈的乡土气息和宽松的气质，与时年追逐紧身的风潮背道而驰。20世纪60年代，Marimekko推出名为Tasaraita的便服，宽松，图案带点中性，某次美国总统大选时，替夫造势的肯尼迪夫人一连换了七套被解读为男女平等的“乌托邦意义”的Tasaraita，使得Marimekko成为国际大热的品牌，梅嘉设计的艳丽图案也成了北欧品质的代表。

得益于这个国度上千个清澈的天然湖泊，Iittala公司一百多年来由数十位天才设计师打造的玻璃制品，切合了本国民众对国家自然形象的认同以及外国人对芬兰的想象。1956年，Timo Sarpaneva以字母i为线条设计了玻璃杯，那个红色的“i”从此成为Iittala公司的显著标识。芬兰设计之父阿尔瓦·阿尔托（Alvar Aalto，1898-1976）1936年为Iittala设计了至今仍属超前的作品Aalto Vase，这尊“冰蚀湖”花瓶的曲折外缘突破了传统的对称样式，象征着芬兰湖泊的不规则形状，被摆放在千家万户的桌子上，盛放糖果、纸片或烟灰。

就这样，一年又一年，芬兰的设计师们只致力于使艺术品成为触手可及的生活用品，从来不去管那些“今天不知道明天的流行趋势”。以首都赫尔辛基为中心的芬兰设计，吸引了全球越来越多的目光，2012年建城200周年之际，赫尔辛基收到一份生日大礼——继意大利都灵和韩国首尔后，成为国际工业设计协会选定的“世界设计之都”（W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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