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留痕

我书房的书橱内有三本书：第一本是曾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的华建敏主编的《跨世纪工程—上海经济、社会与城市发展规划研究》，1995年3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第二本是曾任信息产业部部长的吴基传和副部长奚国华共同主编的《改革开放创新—上海贝尔发展改革之路》，2008年1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第三本是曾任电子工业部部长的胡启立所著的《“芯”路历程—909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工程纪实》，2006年2月由电子工业部出版、发行。每当我看到这几本书时，都不禁会回忆起1985年初，调入上海市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工业处（后改称为“产业发展处”，简称“产业处”），并有幸参与书中的一些工作，为上海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作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

一、积极调整第二产业

在第一本书的第六章有一篇题为“跨越式推进：积极调整第二产业”的文章，是以我为组长，以曾任国务院上海经济规划办公室综合组组长王元任副组长的课题组，从1992年起经过一年多调查研究后撰写的报告“上海工业支柱产业发展规划研究”的基础上修改后编入的。

上海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逐步发展成以工业经济为重点的城市。从统计数据看，1952年经济恢复期末，工业比重已达52.4%，到1995年上升到77.2%，同期第三产业的比重从41.7%下降到18.8%。而且，工业门类齐全，自我配套强，国有企业占绝对优势，也是实行计划经济的典范。上海的工业产品曾经在国内老百姓心目中是高质量的代表，以工业经济为支撑的上海财政，曾为国家财政提供约六分之一的财源。

1978年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改革开放之风在全国掀起。深圳、汕头、珠海、厦门等经济特区相继开发，在前所未有的政策和体制突破的条件下，取得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江、浙两省集体企业及民营企业利用上海的“星期日工程师”和技术工人以及体制上的灵活性，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原来依托各兄弟省市按计划经济方式提供的能源及原材料，日益减少，而从市场上获取的能源及原材料价格不断上升，使上海企业的生产成本高企，经济的竞争力明显下降。整个上世纪80年代，上海经济的增长幅度持续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甚至出现了地方财政赤字。“八五计划”期间，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5.75%，未完成增长7.5%的计划指标。

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上海市委、市政府各部门及各界人士开始提出工业要重点发展汽车制造业、电子信息设备制造业、电站成套设备制造业、石油、重点化工与精细化工业、钢铁工业和家用电器制造业等支柱产业。但是，纺织业认为建国以来，上海纺织业一直是支柱产业，为什么不作为重点发展的产业？造船业也认为，上海的造船在国内名列前茅，为什么不列入重点发展？在此背景下，时任计划委员会主任的华建敏要求组织专题研究。

经过课题组十几位成员一年多的调查研究，课题报告从产品的市场前景、产业的相关度，生产企业的技术水平与产品的技术含量以及到2000年该产业（行业）的工业生产总值规模不低于200亿元等四个条件证明，将上述六大工业作为90年代的工业支柱产业是合理的。纺织业和造船业则由于某几个条件上不符合要求，所以没有列入。报告还对工业支柱产业的发展思路提出了六点建议，预测了到2000年、2010年的主要经济指标及产业结构比例以及为支持支柱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报告的发表，对上海工業结构的调整，工业支柱产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据统计，六大工业支柱产业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90年的34.5%提高到1995年的45.1%，达到1940.02亿元，实现产品销售收入和利税总额分别达到1727.21亿元和244.78亿元，占全市工业的45.6%和55.4%。

我们课题组提出的报告《上海工业支柱产业发展规划研究》，1995年获得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成果奖三等奖。

二、突破数字程控交换机国产化

改革开放初期，通信基础设施落后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短板之一。根据中央确定的方针，我国通信部门开始向发达国家寻求合作合资生产当时先进的数字程控交换机的可能性。在遍访美国、法国、加拿大、瑞典、日本等国均遭到拒绝之后，比利时政府和比利时贝尔公司同意，与中国合资生产他们尚处于试验阶段的S1240数字程控交换机（简称S1240），面对可能遇到的风险和困难，中央和邮电部的领导与比利时政府和比利时贝尔公司经过多轮的谈判，达成了在上海建立一个合资企业的协议。1984年6月23日上海贝尔电话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简称“上海贝尔”）成立。1985年12月16日在邮电部520厂旁边上海贝尔举行隆重的开工典礼。作为当时我国高新技术领域的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开始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艰难发展历程。

1985年，当我第一次看到有市政府领导及我委领导批转的上海贝尔请求上海市人民政府帮助其解决困难的报告后，我就了解到上海贝尔遇到的困难是全方位的，既有本身技术尚不完全成熟，S1240开通困难，又有经济上面临国外同类产品，尤其是日本公司在价格上的竞争，还有国内通信业对S1240认识不足，订单不够，企业资金压力很大等问题。

同时，上海市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员会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如何解决上海贝尔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会议提出：向国务院建议，由国务院拨出专款补贴国内购买S1240的用户，部分减轻日本设备价格竞争的压力;比利时贝尔公司应尽快向上海贝尔转让技术，并协助开通合肥邮电局第一批引进的S1240，为国内用户起示范作用;上海市计委、经委、科委等有关部门应组织国内和市内相关配套企业，开展S1240的零部件国产化，降低生产成本。

会议之后，我和市经委的有关同志就开始着手部署S1240零部件的国产化工作，其中促进上海贝尔和上海无线电十四厂（简称“上无十四厂”）于1988年成立上海贝岭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上海贝岭公司”），并实现在上海贝岭公司生产S1240所需的配套集成电路，是当时集成电路国产化道路上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按邮电部与比方的合资合同，比方在向上海贝尔转让S1240技术的同时，应该向上海贝尔转让配套集成电路的生产技术，且不再另行收取集成电路技术的转让费。上海贝尔原计划自行建立一个3号车间生产配套集成电路，并留出2000万美金的预算资金。但是，在委托外国公司进行初步设计后发现，建立这样一条生产线，所需资金在4000万美金以上。在S1240整机生产还存在诸多困难的情况下，增加这么多投资上海贝尔的股东都无法承受。

几乎在这同时，上无十四厂经国家有关部门和上海市有关委办批准，在漕河泾经济技术开发区建成了一条以加工4吋硅片、3微米MOS 技术为基础的生产线，正苦于没有合适的产品进行生产。在国家财经领导小组组长张劲夫到上海考察上海贝尔时，市政府领导陪同到上无十四厂的这个车间参观。张劲夫同志当即提议，由上海贝尔和上无十四厂合资组成一个新的合资公司，为上海贝尔生产所需的配套集成电路，这是一个双赢的方案。

我和市经委、市外资委、市仪电局及上海贝尔等单位的有关同志，立即开始进行建立合资企业的相关工作。很快我们发现，建立这样一个合资企业在法律上存在几个问题：上海贝尔是注册在国内的合资企业，因此是中国法人，与上无十四厂合资不能算作中外合资;由于比方在上海贝尔占40%的股份，上海贝尔在新合资企业中占比40%，这样在新企业中外资成分只有16%，不符合中外合资企业外资比例不低于25%的规定，合资企业就无法享受中外合资企业各项优惠，增加了发展的困难;比方转让的集成电路技术是给上海贝尔的，现在转让给另一个新公司，也需办理相关手续。上无十四厂贷款建设这个车间，由于几年时间国家的汇率与利率均发生很大变化，实际增加约一亿人民币的还款金额，无论对上无十四厂，还是对新成立的公司都是一个负担。这些问题在国务院、国家计委、外经贸委、财政部的协助下都一个个得到了解决，而其中张劲夫同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上海贝岭公司成立以后，又遇到一些具体问题，当时上海市政府的几位领导都曾给予具体的指导和帮助，最终上海贝岭公司为S1240提供了6种关键的集成电路，同时也使上海集成电路生产技术上升到了新的高度。

此外，在厚膜电路、印刷电路板、电容、电缆等产品方面，上海市相关企业也先后解决了本地化生产的问题。到2000年前后，上海贝尔国产化率提高到75%。1989年上海贝尔的产量超过了年产30万线的合同目标，1992年达到192万线。为了进一步增加产量，满足国内通信行业的需要，上海贝尔在浦东金桥出口加工区建立新的生产厂，1995年6月30日建成，1996年3月上海贝尔迁至新厂。2000年年销售额达到1079万线，居当时世界之首。

第二本书《改革开放创新—上海贝尔发展改革之路》就讲述了上海贝尔发展的故事，其中选录了我提供的S1240国产化的文字，今天回忆起这些往事记忆还犹新。

三、“芯”路任重而道远

集成电路是现代各种电子整机的核心器件，而且集成电路产业又是技术密集和资金密集型产业。按照业内普遍认可的“摩尔定律”，即集成电路每十八个月更新一代，同时，配套的原材料和仪器设备也需更新换代。因此，在技术上占有先机的发达国家能保持其优势地位，而后发国家欲追上先进国家则十分困难。以韩国为例，从上世纪80年代初，韩国开始进入集成电路行业，由三星、现代和LG三大企业主攻，但多年亏损。在政府支持下，1991—1997年其投入266.5亿美元。同时，发达国家对其引进技术和设备不加限制，通过吸引在发达国家留学和工作的技术人才回归，进行自主的研发生产，到90年代中后期才形成整体规模，在各类存储器领域进入世界前列。

我國在1965年就研制成功第一块集成电路产品，几乎与日本同步。由于受到自身国力的限制，不可能给予大量的投资。在技术和装备的引进上又长期受到限制，集成电路产业进展缓慢，仅有的一些企业规模都很小。70年代末，上海元件五厂、上无七厂、上无十四厂、上无十九厂是主要集成电路工厂，没有一家达到经济规模，厂址均设在居民集中的市区，设备落后。

80年代初，上海市委、市政府鼓励发展七个新兴技术和新兴工业领域，把集成电路放在了七个领域的首位，表明对集成电路发展的重视。80年代中期，上海结合上海贝尔国产化进程合资成立了上海贝岭公司使上海在专用集成电路生产技术上有较大的提高。以后，半导体器件公司和上无七厂，与荷兰飞利浦公司合资成立了上海先进半导体公司，提升了为消费类电子产品配套的双极型集成电路材的技术水平。

80年代末，机械电子部在曾培炎副部长主持下，提出了“八五计划”期间进一步发展集成电路的设想。1990年8月，获得国务院的同意，命名为“908”工程。并在北京、上海、无锡及绍兴组织方案申报，再由机械电子部组织专家进行评审，确定“908”工程定点的城市与企业。

由于要求申报的材料十分具体和详细，各有关市的工作量都很大，最终的专家评审直到1992年7月才召开。几乎同时，李鹏总理在视察无锡华晶半导体公司时，表示“908”工程项目放在无锡，发挥上海作用，“908”工程的主体（月投6吋硅片2万片，0.8—1微米技术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生产线）放在华晶公司实施。“908”工程的一个集成电路CAD中心，一个光刻机掩膜版生产线和一个专业集成电路封装厂放在上海实施。

“908”工程的经验教训是前期工作时间太长，等到工程建成，发达国家的集成电路已经使用8吋硅片，线宽已经是0.5—0.35微米。为此，1995年4月13日上午，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在审议电子部上报《关于“九五”期间加快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报告》时，直接决定投资100亿元，建设一条8吋硅片、以0.5微米技术起步的集成电路生产线，建设地点在上海浦东新区。工程命名“909”。工程注册资本40亿人民币（1996年国务院决定由中央财政增拨1亿美元），国务院拨21亿人民币给电子信息总公司，代表电子工业部参与“909”工程，上海市人民政府筹资19亿人民币，参与“909”工程投资。1995年12月14日，国家计委副主任曾培炎到上海参加广电集团与日本SONY 公司合资生产彩色电视机（采用平面显像管）公司成立大会时，随行人员告诉我，让我转告上海市领导早作部署。我旋即将信息告诉了华建敏副市长。华副市长第二天就召集上海久事公司、仪电控股集团公司等相关单位开会，明确由久事公司负责筹集资金，以仪电控股为主代表上海参与“909”工程。我一直负责“908”工程的前期工作，华副市长让我代表市计委参与“909”工程的前期协调。

1996年2月11日，徐匡迪市长和电子工业部胡启立部长在上海召开“909”工程项目推进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确定成立上海华虹微电子公司筹备组。同年4月9日上海华虹微电子有限公司（简称“华虹公司”）正式成立，董事长和副董事长分别由胡启立和华建敏担任。华虹公司成立之后，一方面开始进行“909”工程厂房的设计，并于11月27日举行奠基仪式;另一方面开始在国外寻找合资合作伙伴。由于1996年正值世界半导体市场出现周期性的不景气，外国公司对参与“909”工程反应冷淡，且在技术转让问题上漫天要价。华虹公司提出的合资三个条件：一是提供0.5—0.35微米制造技术及相应的知识产权保护;二是承诺返销华虹公司生产的三分之一产品（当时国内整机产品无能力全部消化华虹公司生产的产品）;三是以一定比例的现金入股，但中方占大股。外商更不屑一顾。

到1997年3月，在国务院、电子工业部的领导亲自关心下，已经与北京首钢建有首钢NEC公司的日本电气株式会社（NEC），表示有意参与“909”工程，经过几轮密集的谈判，同年4月11日，胡启立部长与NEC的关本忠弘会长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式签订《中国华虹微电子有限公司与日本电气株式会社关于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工程项目合资协议》。7月17日上海华虹NEC电子有限公司成立。7月31日按NEC公司的要求，对厂房进行重新设计后，再次开工建设。1999年2月23日“909”工程的超大規模集成电路芯片生产线比原计划提前7个月正式投片生产。作为主要从事前期工作的我，在上海华虹NEC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之后就逐渐退出了相关事务。

2006年2月26日下午，我应邀出席在上海锦江小礼堂举行的“909”工程十周年暨《“芯”路历程》上海首发式，并有幸获赠《“芯”路历程》一书。看了胡启立写的书，获知了一些以前无法知道的内情，也深感胡启立同志身为国家高级干部直接参与充满艰辛和风险的集成电路企业建设，所表现出的胆识、担当和睿智。

前不久，看到中兴通讯公司遭美国政府处罚，且责令美国集成电路芯片生产企业不得将集成电路提供给中兴公司，深感经过多年国内努力追赶，我国在集成电路研发、设计和生产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仍然存在不小的差距。令人欣慰的是国家有关部门、国内相关企业从“中兴”事件出发，决心更加努力地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相信终有一天我们自己的“芯”会赶上世界水平。

三本书让我回忆起很多往事，限于篇幅到此搁笔。

（作者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原计划委员会产业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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