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基础科学的尴尬

2005年，在世界物理年里，中国物理学界痛失栋梁。世界著名物理学家、中国固体物理学和半导体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黄昆于7月6日与世长辞。黄昆走了，科学界扼腕，但同时闻讯的许多普通公众相当茫然：黄昆是谁？在科学界赫赫有名，在公众面前却是陌生人。“这就是我国的现实——公众享受着科学家带来的科技成果，却不知道科学家是谁”，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原所长胡亚东说。一直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胡亚东坦承，不仅是黄昆，几乎所有科学家，特别是搞基础领域研究的都会遇到这样的尴尬。那么，是什么导致了公众对基础科学的陌生？

被经济效益

淹没了的基础科学

基础科学领域的科学家不仅远离公众，而且远离日益喧嚣浮躁的科技界。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原所长胡亚东说，科学技术必须经过多次转换才能变为生产力，可是很多人错误地认为，科学技术直接等同于生产力。“这导致很多地方对科技工作者的考核，往往就看其完成了多少论文，这些论文又产生了多少经济利益。”很多基础科学研究领域根本没有明显的经济效果。再加上基础科学领域本身离老百姓生活比较遥远，科学家一般又都专注于研究领域，潜心工作，极少跟公众打交道，“最终导致这些领域的科学家更加远离公众视野”。

事实上，不仅公众对基础科学的研究领域了解不够，就是科学研究部门对基础科学研究也退避三舍。为了获得研究资金的支持，很多地方对科技工作者的考核，不仅看其完成了多少论文，这些论文又产生了多少经济利益，而且直接为研究者设定了应该获得的项目经费金额，拿不到经费就低聘扣奖金。科研机构变身为生产企业，谁还敢做见不到经济效益的基础科学研究？科研工作者为了生存，不得不拉关系，跑项目，谁还有时间搞基础科学研究？跟着“老板”和领导的意图走，你就能拿到钱；坚持独立的科学观点，你就要受到冷落，谁还敢“实事求是”地搞基础科学研究？

在普通公众的心目中，学者是学术上颇具造诣、道德上堪为楷模的受尊敬的群体。但以经济利益为目得的专家学者直接玷污了专家学者得以安身立命的良知道义和学术操守。专家观点失去公信力的背后，是部分专家与某些利益没有了距离，少数专家学者与开发商等利益团体构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内，所谓学术研究的公正与科学自然蜕化变质了，诸如此类的“专家观点”，尽管有“专家”在场，但知识分子葆有的理性与操守却缺席了，这实际上是腐败的“学术寻租”。这些学者凭借自己耀眼的学术头衔，手中的鉴定权、论证权、签字权去堂而皇之地攫取一笔可观的评审费、润笔费、讲课费。但实际上为利益驱使，玩“学钱交易”，做利益集团的代言人。结果是，受利益主宰的专家意见又主宰了不知就里的善良听众。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曾愤言提出封杀“社会活动院士”，指的正是这类“利益的俘虏”。

被形象工程

压垮了的基础科学

有人曾在香港大公报撰文说，中国人特别擅长干大事：城市的大街建得豪华、整洁、漂亮，小街就破烂、杂乱、简陋；长江上建起了大坝，南水可以北调，城市的下水道却修不好；从东北盆地到西北沙漠，都建起了大油田，而小煤矿的频频矿难却无法遏制。干大事，有高度，有亮度，可以作为业绩显身扬名。其后果是全国的水利工程与污水横流同在，城市的金碧辉煌与能源短缺并存。城市的地下水道改造工程是小事吗？合理的设计就是一座大型有机肥料工厂，不仅解决了城市水污染，而且解决了农村的土地退化。谁重视这些基础科学的研究？

2005年3月22日第十三届“世界水日”前夕，由国土资源部南京地质矿产研究所主持的《长三角地区地下水资源与地质灾害调查评价》报告完成。据报告显示：由于地下水资源被过度开采，地面沉降对长三角地区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已经达到3150亿元，包括对建筑楼房、道路桥梁、地下管线等造成的损失。长三角地面沉降大于200毫米的范围近1万平方公里，上海、苏锡常和杭嘉湖的最大累计沉降量分别达到了2.63、1.80和0.82米。长三角的地下水资源衰竭对苏锡常地区的地面下沉已经造成非常大的危害，如果这一情况不能得到改善，“沉默的土地危机”将随时有可能在长三角大范围爆发。

上海既是经济起飞的样板，也是环境污染的典型反面教材。国际舆论的如此评价值得深思。上海仍然在走国外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在地下水枯竭和地表水污染的双重夹击下，可持续发展面临困境，其生态资源已丧失殆尽。水资源危机意味着生存环境的灭亡，以破坏水资源为代价的发展模式不值得效仿。

美国《自然》周刊近期推出了一期探讨中国环境问题的封面文章，作者这样写道：在过去20年，中国已经铸就了一个经济奇迹。我们希望，未来20年，中国也能造就一个环境奇迹，并且确立一个好例子让其国家取得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其结果将不仅影响中国，而是整个世界。”

被教育产业

忽视了的基础科学

社会对基础科学的忽视导致基础科学研究被边缘化，基础科学的边缘化又使科学的发展失去了动力。大学因为自身的经费危机不得不屈服于价值法则。继名模明星变身为大学教授之后，无本万利的博彩行业也变身为科学。当今的大学几乎无不陷入实用主义的泥淖。社会上哪门学科有“钱”途，就创设哪门学科。于是高尔夫专业大摇大摆地进入高校，博彩管理也昂然进入名校；于是大学被讥讽为职业培训所，大学生成为流水线上的产品；于是高考毕业生蜂拥报考热门专业，而一些没有“钱”途的冷门专业则鲜有人问津。针对这种现象，当年朱自清感言：“大学生多只拥挤在工学院和经济系里，这是目光短浅，只看一时应用上。这是大学教育不健全的表现。”

望子成龙的家长，大都相信教育有点石成金之术，不惜高额的教育成本投入就是证明。遗憾的是，教育市场也不能违背供求平衡和价值规律，高校毕业生今年大甩卖，曾有报道说市场上竟然出现了大学生工薪等同小保姆的现象。曾有研究报告称，现在要供养一个大学生，需要一个城镇居民4.2年的纯收入，需要一个农民13.6年的纯收入，如此巨大的投入，到头来只能找个月薪低得连农民工都不如的600元的工作，这对大学生本人和他们的家庭无疑是当头一棒，尤其是对那些收入水平低下的农村家庭来说，这无疑是个“颗粒无收”的悲惨局面。在2002年，全国共有普通高校毕业生145万，此后一路上扬，到2005年，这个数字达到了340万。在北京，今年的大学毕业生将超过15万。供求关系的变化，正是形成大学生作为“商品”贬值的最直接原因。

如今大学毕业生过剩，技术人才奇缺，大学扩招和中等专业升格是主因。社会需要大量的技术工人和少量工程师，以创收为目的的大学教育恰恰颠倒了市场需求，现在不得不让没有技术专长的“未来工程师”屈尊去做技术工人。在目前高校毕业生总量连年攀升的前提下，人才市场一直处于“买方市场”的状态，加上大学生们缺少实际工作经验，根本没有资本与用人单位“博弈”，只能听由用人单位一再压低薪酬价格，600元的月薪就是这样产生的。教育是中下阶层民众改变自身社会阶层，实现社会合理流动的重要渠道，如果就业市场长期低迷，薪酬持续走低，投资得不到应有的回报，社会上会产生新的“读书无用论”———事实上，这一现象已经在西部一些地区出现———这不仅不利于提高全民素质，冲抵高校扩张这一制度设计的预设效果，而且中低阶层的民众将会失去一个改变自身处境的通道，而这将会直接影响到社会的稳定。

被新闻媒体

冷落了的基础科学

科学界和教育界都挡不住金钱的压力，新闻界自然也挡不住金钱的诱惑。中国科技馆馆长王渝生表示，我国公众对科学家的陌生，有历史文化传承的原因。西方国家，比如古希腊、古罗马，对自然科学研究一直都非常重视，保存大量科学家传记，留下了丰富的理性科学财富。我国历史上一直强调的是伦理、道德和儒家思想，留下的都是思想家、文学家和艺术家的传记，甚至连四大发明的发明者的详细资料都不多。在我国这种文化背景下，科技工作者相对其他职业待遇较低。搞科研无法成为很多人就业的选择，也就越来越边缘化。据统计，美国电视台的科技节目，平均占到总节目量的20%，日本电视台占15%，而我国电视台只有6%左右。

时下，超级女生之类的青春偶像的知名度，不知道要比科学家的知名度高出多少倍；不晓得影星、歌星，会被别人骂成弱智的，然而，即便说不出一个当代科学家的名字，也绝对不会有人说你老帽。对政治明星，不管你关心与否，这些人物的知名度几乎家喻户晓。还有一些经济方面的所谓成功人士，也是公众关心的对象。而科学家呢，除非专业考试，否则很少有人会问他们是谁，只要看看媒体娱乐节目中考试的内容，就不难理解公众为何远离科学家了。科学家在现实生活中和公众的距离“遥远”，导致后者不知科学家是谁，而媒体对科学家的同样冷落，使得科学家在公众心目中愈发成了“边缘人”。别的不说，打开报纸和电视，一年365天中，作为科学界和公众桥梁的媒体，因为官本位、钱本位、娱乐本位，最终冷落了科技本位。科学家的地位和作用，虽然还没有沦落到“地下工作者”的地步，但他们的精神待遇，却已经有目共睹了。

中国最大的科盲群体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王建元说，在以信息革命、数码革命和生命科学革命划界的后现代社会，科技与人形成了难分难解的关系，不懂科学，就不能达到对人性的深入理解。但人们却难以看到中国内地形成这种氛围。有人说，中国的文学界，正逐步取代法学界成为中国最大的科盲群落。北师大中文系副主任王泉根教授感叹，21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有几个盲区，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对科学重视不够。他呼吁：“作为文学，既要张扬人文，又要张扬科学！”

让公众理解科学，得先让文学家们理解科学。但扫盲任务何其艰巨！中国高中教育的文理分科，注定了中国文学家的科盲命运。文科学生可以不懂理科而适应现代生活，这正是中国公众科学素质低下的原因：对待自然科学，他们知其然，不知所以然，只能是跟着名人的脚步走而已。

科盲群体不仅仅存在于法学界和文学界。遍布于政界和工商界的科盲，已经创造出不少“人间奇迹”：例如，作为鱼类理想栖息地和海岸保护自然屏障的红树林具有的经济价值为每公顷1000美元，但将这些红树林砍伐后在原地建立的养虾场每公顷所能产生的经济价值仅为200美元；由于地下水资源被过度开采，地面沉降对长三角地区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已经达到3150亿元；由于基础科学知识的缺乏，又不倾听基础科学家的意见，政治、文化、经济中心的首都居然发生了损失惨重的圆明园事件；迎合家长心理的大学扩招导致大学生过剩，技术人才奇缺；拉动经济的高速发展却忽视能源的相应配置。这些违背基础科学的盲目行为频繁发生，基础科学的缺位是人为的灾害事件和意外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

归根结底，钱本位最终冷落了科技本位。官本位导致的管理水平低下，是钱本位横行的基础。科技水平考评，只看文章的篇数和项目的钱数；毕业生应聘，只看大学文凭和四六级英语考试合格证书；公务员考试忽视了中国基础科学的发展史。某些有小学文化就能统计的工作，使大学文凭仅仅变成一个求职的通行证：一个对中国基础科学发展史毫无了解的人，如何去发展中国的现代科学？

伟人之所以伟大，在于他们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掌握基础理论知识更全面。恩格斯的如下论述，至今仍是指导环境科学的至理名言：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效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光了，但是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

全球荒漠化的现实和世界面临的生态环境危机，再一次证明了基础理论科学的光辉！

新闻媒体对基础科学的冷落，恰恰是一面镜子，折射了公众对基础科学的冷漠，反映了政府官员对基础科学的忽视。收视率的提高意味着更多的广告来源和资金投入，新闻媒体无法逃避公众的视点。如果学校教育引进基础科学史，如果各种考评涉及基础科学史，如果管理人员懂得基础科学史，如果政府官员熟悉基础科学史，那么，违背科学的政策、措施、方案、条令、规则和行为就不会一再出现，依法行政，科技先行的社会可持续发展才能实现。

某一种行为，在局部看来是可行的，在全局看来就未必可行；在某一学科看来是可行的，在整体科学看来就未必可行；在人文科学看来可行的，在自然科学看来就未必可行（反之亦然）。基础科学的高度发展和高度概括，是人类趋利避害的强大武器。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仆要引导时代潮流，就必须与基础科学结伴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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