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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如何形成国际竞争优势

作者:jnscsh   时间:2022-04-09 09:49:50   浏览次数:

【摘要】借鉴工业发达国家日本创新的历史经验,在推进智能制造战略实施方面我们可以获得深刻的启示。第一,在经济转型中正确理解和顺应时代趋势,将使我们有机会打造真正属于自己的国际竞争优势。第二,如果我们能够从制造业的产业特点出发,培育起渐进式创新的传统,并实现产业的协调发展,我们就有能力实现中国制造业的有序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第三,只有实现了企业的创新驱动式发展,智能制造战略才能真正落到实处。【关键词】智能制造 创新驱动 产业转型 创新主体 日本

【中图分类号】F426 【文献标识码】A

从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实施《中国制造2025》,到3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这一战略规划,并结合2014年10月《中德合作行动纲要》等重要国际合作框架的签订,“工业4.0合作”“智能制造”不仅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而且在中国的产业界掀起了一股热潮。要真正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加快推进智能制造,对其进行多角度的研究,并且就相关的工业发达国家的经验进行比较与借鉴,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

智能制造与当前的中国经济转型

所谓智能制造,通常是指面向产品全生命周期,通过智能化的感知、人机交互、决策和执行技术,实现设计过程、制造过程和制造装备的智能化。它包含了智能制造技术和智能制造系统两个部分,是现代制造业发展的新趋势。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加拿大、日本、欧盟等国家和地区都先后提出过自己的相关方案与政策。中国也在其间在部门范围内进行了积极的探索。①可见,智能制造正在逐步成为一种世界潮流。

中国政府的制造业发展计划与智能制造战略的提出。为了应对可能到来的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同时跟上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各国对实体经济的调整步伐,在中国制造业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取得了巨大进步的基础上,②近两年由工信部牵头,会同国务院多个相关部门,组织了上百名专家学者制定了《中国制造2025》强国战略规划。在这个被称作加快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的顶层设计中,智能制造是其战略布局的关键环节和重要的着力点。因为作为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的产物,它能够带动我们各个产业的数字化水平和智能化水平的提高。因此,智能制造是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核心,也是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主攻方向。③为此,中国从2014年开始,对智能制造实行五大布局:即加快推进智能制造生产模式,研究实施国家级智能制造重大工程试点;大力发展互联网,研究出台互联网与工业融合创新指导意见;加快培育和发展新业态和新模式,研究制定服务性制造发展的指导意见;建设和推广企业两化融合管理体系,推动出台支持两化融合的财税、金融等特殊政策和急需标准;围绕工业机器人、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战略性领域需求,推进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继续工业强基专项行动等。④这些政策措施的实行,给未来中国的产业和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无疑是巨大而深远的。与智能制造所涉及的技术应用研究不同,本文关注的重点,是作为强国战略重点的智能制造战略,在目前的条件下如何得以顺利和有效实施的问题。

智能制造是当前中国产业转型中的一项重大战略选择。作为一个迅速崛起新兴大国,中国的制造业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重大历史性进步。例如,我们在制造业的发展规模上实现了对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赶超;⑤我们以巨大的发展能力为前提,通过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极大地改善了生产与发展的环境;⑥伴随工业和经济的巨大成就与应对全球危机能力的提升,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明显提升。⑦于是,制造业推动下的经济快速发展这一历史事实,给我们带来了两个方面的重要结果。一方面,使我们得以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就完成了由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历史性转变;⑧另一方面,也使我们与世界其他一些工业国家同样进入了深刻的经济转型时期。尤其后者,是我国当前面临的一个巨大历史性课题。虽然,随着一国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和其经济发展阶段性目标的变化,它在发展中形成的结构性不平衡及解决这种结构性问题的经济转型,是一个相伴而行的必然过程,也是一个经济体的经济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必经过程,但是,由于2008年世界性金融危机后,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的疲软所造成的世界市场需求不振,以及外部环境所引发的内部本已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凸显,⑨给我们的发展与转型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而且,面对深刻的经济转型与有待解决的多重结构性问题,在主导产业的发展选择上我们内部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认识分歧。例如,基于国际上的经验和据此形成的后工业化社会理论,⑩主张在主导产业的选择上以服务业取代制造业的发展,以及曾经出现的“去工业化”现象,就是典型的例子。这种情况下,作为国家层面的《中国制造2025》规划重要内容的智能制造国家战略的出台,即将当前的制造业发展明确地置于立国之本、兴国之契、强国之基的重要位置之上,并首次在国家层面上绘就了建设制造强国的宏伟蓝图,可见,它对于我们在战略高度上及时澄清认识,明确完成中国今日经济转型之必要前提,具有至关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智能制造所规划的技术路线图,也有可能使我们找到在新的历史时期实现我国制造业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跃升的有效途径。

中国在应对变革中需要学习工业发达国家的经验。在迎接新一轮的产业变革、完成中国经济转型的探索性实践中,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工业化的后来者,具有天然的学习优势。中国经济发展目前所处的阶段以及当前它在世界经济发展中所处的位置,给了我们一个与发达工业国家近距离比较的可能。当然,这种比较与借鉴并不是机械式的照搬和跟进式的模仿,因为各国的国情不同、需要解决的问题也不同。并且,智能制造在今天还是一种新事物和新的发展趋势,即使是在它的倡导者——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国家也尚在探索中。因此,这里所说的比较与借鉴,是就相关联的工业发达国家在工业化的实践中,如何应对产业发展新趋势及其转型中自身问题的解决所做的分析与思考。作为发达的工业国家,日本的经济发展虽然在近20多年的时间里遭遇到挫折,但是至今它仍然是发达经济体中一个独具发展特色的工业国家。这个经济发展史上的后起国家能成长为世界工业强国,与其制造业的发展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观其在内部的经济发展转型、外部的技术经济条件变化和产业变革来临之时的产业发展轨迹,对于我们借助产业经济史来认识智能制造这一事物的本质,思考日本的产业创新对推进中国制造业深度发展的启示,是具有实际意义的。

日本借鉴之一:在经济转型中理解和顺应趋势、打造独具特色的竞争优势

智能制造战略的实施,首先涉及到的就是对变革与发展趋势的判断。

日本在转折时期应对变革的产业轨迹留给我们的启示。新经济史学研究的成果表明,日本在明治维新前的封建社会末期,由于其独特的内外部条件,起源于农户家庭生产的传统手工业,就以分散型和集中型两种方式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并逐步建立了包括矿藏开采和铁的冶炼,发明和使用纺织设备的生丝制造,用水利驱动的规模酿酒,用于出口的陶瓷和漆器生产等广泛的部门。但是,当19世纪后期新的工业革命来临之机,日本却能够在明治维新革命的基础上果断地抓住机遇,通过工业革命实现了向近代机器大工业的转变。因为日本意识到,不进行工业革命,它就无法承受西方文明的强烈冲击而延续自身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同样,当20世纪20至30年代,在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日本向现代社会转变时期,它则通过办教育、培养人才和建立工业研发机构的途径,建立起了以科学为基础的现代工业体系。事实表明,如果不进行如此变革,就没机会实现跻身于现代工业国家的可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若干历史节点上,例如,无论是战后初期向和平发展的转型,还是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后,向资源集约型和产业高科技化转变,日本之所以能够一一做出恰当的应对,均与它对时代潮流和产业发展趋势的正确判断,进而做出顺应潮流和趋势的选择不无关系。而其中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现象是,在上述时期里,尽管日本迅速地接受了来自欧美的工业文明和先进技术,但是却是以适合自己的方式完成了它在工业化时期面临的不同任务。因此,对产业发展趋势的正确理解,是包含了对自身历史与国情的深刻认识及其恰当应对的。这正是在当时的历史时期日本能够形成独具特色竞争力的缘由。不过,在泡沫经济崩溃后的当代,日本产业整体上对数字信息技术响应的滞后,以及对互联网时代新的经营方式的反应迟滞,却也使它的经济发展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日本的经验教训及其产业的运行轨迹,向人们展示的正是一个经济体经济转型的复杂性,以及对趋势认识的非线性过程。

中国在尚未完成工业化的转型中要牢牢抓住历史的机遇。与日本比较,当前行进在工业化途中的中国,是在一种尚未完成工业化的情形下来面对世界新的科技发展和产业变革大潮的。一方面,我们还未能完成经济结构从不发达到发达的转变。虽然中国经济总量世界第二,并且有多个行业500多种主要工业品的产销量占据了世界第一的位置,但总体上的工业发展质量还不高。例如,在目前的2万4千8百多项国际标准中,由中国主导制定的占比不到0.5%。上个10年里,世界品牌价值咨询机构发布的全球最有价值的100个品牌排行榜中,无一中国品牌入选。虽然中国的某些行业、某些企业在高端制造业的某些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步,但是就制造业整体而言,由于不掌握关键技术和核心业务,只能嵌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另一方面,在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下,经济发展也会受到多方面的限制。作为一个后起国家和发展中大国,我们不仅一开始在国际竞争中就处于不利的境地,既无产业发展的领先优势,又无更多国际经济规则制定的主导权,只能被动接受别人制定好的游戏规则,而且在发展上也必将遭遇诸多的外部制约,其成长被他人视作“威胁”就是一个明显的事实。因此,这种情况下,通过变革改变境况是必然的出路。当前的科技发展和产业变革,给予我们的正是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智能制造国家战略的制定表明,我们已经意识到了目前这个能够促进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机遇。而且日本的产业发展轨迹亦告诉我们,在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上通过创新,我们就一定能够有机会改变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所面临的这种不利境况,进而从根本上改变我们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对西方国家工业化路径的沿袭,开辟一条中国自己的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的历史道路。例如,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们有独一无二的市场优势,这对于我们今后的工业化与经济发展是最为宝贵的资源。新形势下的中国产业优势创建,或许可以考虑在市场的深度开发与利用这个方面做文章。这正是我们谈的顺应产业发展潮流的根本意义之所在。

日本借鉴之二:注重创新的渐进性和升级的整体性、推动产业的深度发展

智能制造战略的实施,还会遇到基础条件和关键技术的制约。创新则是解决这些难题的必由之路。

日本在产业创新上的鲜明特点带给我们的思考。顺应潮流的关键环节是创新,这也是智能制造的本质所在。那么如何实现创新?日本产业创新两个方面的事实,足以引起我们在创新问题上的深刻反思。其一,文化传承基础上的渐进式创新,机器人产业的发展水到渠成。由于制造业发展的产业特点,它的技术进步过程和在关键技术上的重大创新突破,往往需要有一个渐进式创新积累形成的坚实变革基础。日本作为一个后起的发达工业国家,之所以能够实现对老牌工业国家的赶超,与它在工业化的进程中一贯重视对其传统知识的传承,进而能够有效地组织起创新的资源,去实现不同时期的创新目标是有着密切联系的。这一点,在它最具代表性的高端产业——工业机器人产业的发展上,得到了最好的印证。由最初从美国引进技术,到日本迅速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的产业用机器人供应地。被称作世界机器人“四大家族”之一的日本安川电机,在介绍它的开发历程时所强调的要点就是,适应上世纪70年代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以关联技术的成熟和普及,同时对生产方式变革的充分认识为基础,才得以使日本有足够的能力迅速地成为世界上最高质量的产业机器人生产王国,2012年日本产业机器人的出厂额占世界的近50%,构成机器人的主要零部件的生产供给,更是占到高达90%以上的比重。今天的信息技术发展,已使以机器人为代表的智能制造进入到了更高的发展层次,但是,信息技术的应用并不能取代这种渐进式创新积累对智能制造发展的基础性支撑作用。因为任何先进的制造技术都是不可能凭空嫁接的。在这里,信息技术作为一种新型的工具,它对产业创新起到的是一种加速推动作用。

其二,传统与现代产业相融合,在创新中实现产业品质的整体升级。在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日本,不论是近代的产业发展、还是现代的产业升级,它的传统产业和现代产业在工业化的历史发展中,是没有主要和次要的地位区别和谁替代谁的问题,有的只是不同职能的分工和不同产品的市场划分。因为现代工业作为一个复杂的生产系统,是由不同产品领域和同一产品领域的不同生产单位,运用各自的生产手段,通过相互衔接和协调配合,共同完成价值创造的一个有机整体。缺少了哪一部分,生产过程都是不完整的,都将影响到整体的生产成效,这是现代工业有别于其他产业的重要特征。由于产业发端时间先后和技术水平与装备的不同,传统产业和现代产业的并存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并且在日本的各大产业中也总是集聚着这样的传统和现代企业。但它们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始终在不同的位置上通过各种纽带共同服务于日本各时期的产业升级与经济发展。在工业经济鼎盛时期的“系列化”组织,就可以被视为这样的一种纽带。这种工业发展的协调性不仅在传统的工业经济时代是必要的,在今天的智能制造时代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当代高科技产业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角色之一,就是用来对产业升级起引领作用的,传统与现代产业的融合是产业发展的一个自然过程。这一点,在今年年初日本经济产业省颁布的《机器人新战略》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即要改变过去只是由汽车、电子企业等大企业、大规模流水线使用的状况,使其应用到更广的范围内,尤其强调运用到中小企业的生产现场。

去除浮躁、锐意创新,在打好强国战略的基础方面做好关键性工作。智能制造是一场深刻的生产方式革命,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根本性创新。对于工业革命的后来者中国而言,推进它的过程就是一个实现高科技产业从无到有,提升产业整体的发展能力从弱到强的过程。从目前中国的产业状况来看,要实现智能制造对中国工业的主导性发展,并以此形成新世纪国家的产业竞争力,我们的任务十分艰巨,并且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克服急功近利的心理、去除浮躁,为实现中国产业整体的高质量发展,努力借鉴日本等发达工业国家的经验、扎扎实实打好强国战略的基础,应是我们实施智能制造战略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首先,我们需要转变认识,致力于培育渐进式创新的传统。渐进式创新虽然不是实现智能制造那样的根本性变革,但却是走向根本性变革不可缺少的阶梯。日本的经验证明,发端于工作现场的工艺创新和技术改进能力,是实现技术突破以及由技术突破所引发的生产方式变革所需要的最基本能力。在创新上的“一步登天”,在各国产业发展史上是不存在的。其次,应当切实采取措施,把人力、物力资源集中引向工业创新的主战场。创新的开拓性研发工作,需要优秀的人才与必要的资金支持;但是创新成功与否的不确定性,又极易使逐利性的资源流向他处。所以,一般性的金融宽松政策尚不足以满足工业创新的资源需求,必须像日本的政策部门那样出台各种经过充分论证的专项措施、乃至使用必要的法律手段加以保证。第三,各司其责地选择好创新定位,实现智能制造创新活动中的协调与协作。我们必须改变以往在政策支持的产业发展上“一哄而上”,不论有无条件追逐式竞相发展的局面。智能制造不是喊口号和搞运动热闹一时,而是需要各方协调推进的产业战略行动,应当坚决堵死各方的政策寻租渠道。第四,为提升产业整体质量和竞争实力,需要解决以往产业发展上的“油水分离”现象和地区发展的脱节。即改变高技术产业的“孤岛”现象和实现开发区的高技术辐射功能,使高技术企业与传统企业、发达的东部地区与发展中的西部地区,在推进智能制造战略过程中,能够实现一体性的合理分工、利益分享、共同提升的局面。我们须警惕,如不解决对渐进式创新的有意与无意的忽视,以及对智能制造的某种程度上的片面理解问题,很可能会拉大产业与智能制造要求的距离,增加我们实施智能制造战略的难度。

日本借鉴之三:发挥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创新主体作用,形成合理的产业创新布局

智能制造的创新活动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发生的,而企业不论规模大小均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因此企业在创新中的作用是需要重点关注的。

从工业经济时代到今日的信息经济时代,日本企业始终是创新的主角。智能制造战略的实施者主要是微观层面的企业,也就是说,智能制造归根结底是企业的活动。尤其是在当前的经济转型和迎接新的科技浪潮所引发的制造业变革时代,企业如何行动尤为令人关注。智能制造贯穿在产品创新、制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模式的创新各个方面。然而这些多维的、复杂的创新活动,无疑是需要企业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去完成。即智能制造的实现过程,就是企业通过市场配置资源,在创新驱动下实现能够充分体现个性化、定制化和绿色化特征的高品质制造过程。只不过与传统的工业经济相比,企业在配置资源和组织生产的过程中,要更多地甚或最终可能大部分借助于信息技术发展基础上形成的网络力量,实现信息化与制造过程的深度融合。经济学重视市场的作用,是因为市场是企业所生产的产品价值最终得以实现的场所,亦是企业的竞争实力最终得以展现的舞台,还可能是传递经济演进信息和时代趋势的一个重要媒介。通过智能制造提升工业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就是要经由企业去提高市场配置资源的利用效率,通过信息技术工具缩短生产周期,并以柔性化的生产模式灵活应对市场需求的变化。因此,市场经济的主体企业,也是智能制造战略实施的主角。日本以往经济取得成功、制造业攀上工业经济峰巅的历史,就是其企业不断创新的历史。丰田、京瓷、安川电机等大企业通过不断创新,称雄于各自的产业领域,并且稳步占领竞争激烈的世界市场,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而日本的中小企业亦是凭借长期打磨和钻研的一技之长,成为昔日大企业稳定的产品零部件供应商和今日的合作创新伙伴。在当今争夺新一轮的产业发展制高点的竞争中,日本的大企业开始倚重智能制造的关键技术,加紧开展创新和研发活动。例如电子巨头佳能依托机器人技术建立了世界首个数码相机无人工厂。著名的零部件制造商日本电装,通过创新铝压铸件的生产设备和工艺大幅降低生产成本。本田则运用新技术开发缩短生产流程,并成功建设世界最短的高端汽车生产线。与此同时,中小企业则为提高创新效率,优化资源配置,提升企业竞争力,而使自身的创新活动逐步由封闭向以集群式创新为代表的合作创新转变。日本政府在企业的创新活动中承担的责任,则主要是维护市场经济的秩序,并且把其工作重点放在了为企业提供公平的和能够促进竞争的有利环境上。相关政策的针对性、系统的指导性和可操作性,充分体现了日本产业政策在促进企业创新与发展上的有效性。

为实现智能制造,企业与政府必须成为创新的主角和服务的主体。经过多年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国企业在实践中逐步增强了创新的自觉性。例如我们成功地进行了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并已拥有足以令国人自豪的“大国重器”——一些创新型的装备制造企业,同时一批富有巨大活力和生命力的民营企业伴随创新迅速成长。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绩的过程,就是一个企业在市场经济体制中不断适应、发展和壮大的过程。但是也应客观地承认,时至今日创新还未能成为企业的普遍行动。从实地的企业调查情况以及与外资企业的对比来看,问题比较明显。例如,受原有体制惯性的影响,我们已经改制的一些原国有大型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使其市场份额和企业利润大幅缩减的情况下,依然习惯于等上级政策来解决难题,而不是向创新、向手中的资源要出路。一些发展已小有规模的民营企业,在已具备创新条件的情况下,依然安于依靠外企贴牌生产,宁可赚得与其生产能力极不相称的微薄利润也不愿冒自创品牌的风险。可见,创新意识、市场博弈还未真正融入中国企业的灵魂中,成为其内在的动力和其生产运营的有机组成部分。也许这正是我们倡导创新多年但成效并不显著的症结所在。只有实现了企业的创新驱动式发展,智能制造战略才能落到实处。借鉴日本企业创新的经验,基于中国企业的实际状况,我们有两件重要的事情可做。第一,切实确立企业的市场经济主体地位,将企业直接推向智能制造的主场。首先,要给企业在生产经营、资源配置和合资合作上充分的选择权,使他们能够根据企业发展的实际需要确立目标,自主经营决策。其次,要使企业明确创新是企业自己的事情,是检验其对市场发展的判断力和对市场需求的感知力。政府不能再做创新的“二传手”,告诉企业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再次,通过恰当的激励机制,使大企业有创新的担当,通过创新成为行业的龙头企业;通过带动和示范效应,使中小企业能够切实培育出适合企业发展的创新支点,自然形成中国制造的创新布局。第二,政府主要致力于营造有利于智能制造创新活动的技术、经济和社会环境,为企业提供多样化的创新服务。包括通过政策手段进行创新企业间的利益协调;通过产学研结合的形式建立国家级的技术创新高地,用以满足不同层次企业的技术需求;建立政府序列的常设专家咨询机构,论证创新过程中出台的重要政策的可行性;也可考虑建立对转型中的传统企业升级的民间帮扶机构,为转型中的困难企业从事创新给予具体的建议与指导。进而,通过对中国的资源垄断性企业的有效监管、对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对民营企业创新活力的扶持,建立围绕智能制造战略实施的全方位创新的制度环境与服务体系。中国智能制造的成果则指日可待。

研究结论:对中国智能制造战略实施的一点历史认识

智能制造是产业发展史上的一场深刻革命,在中国处于经济转型和正在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的关键时刻,智能制造国家战略的提出与实施,对于中国的发展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在完成了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的历史性转变后究竟应当朝哪个方向走?我们来到了一个有多重选择的岔路口。面临着国际上的现有理论和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情况,尤其是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内部所积存的深刻的结构性问题,以及尚未完成从不发达到发达的经济结构转变所表现出的百业待兴局面,在产业发展选择上有不同意见和认识分歧是很正常的。但是,作为引领民族未来的国家战略,它的导向则是关乎中国兴衰的历史抉择。

因此,智能制造国家战略的出台,其实质就是全体国民在经济转型的历史时刻所做出的民族复兴的历史选择。据此而埋下的是强国根基和国家繁荣的种子。

我们要在向强国转变的路上走得顺畅或者少走弯路,利用后起者的优势,向工业发达国家学习其产业创新的经验,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借鉴日本制造业创新的历史经验,我们可以就中国如何实施智能制造获得以下三点有益的启示。第一,在经济转型中正确理解和顺应时代趋势,将使我们有机会打造真正属于自己的国际竞争优势。如果我们能够把对自身历史和国情的深刻认识融汇其中,那么,智能制造战略的实行将成为中国从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的历史契机。第二,面对智能制造这一世界产业发展的新趋势,如果我们能够从制造业的产业特点出发,培育起渐进式创新的传统,并使传统产业与现代产业协调发展,我们就有能力实现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和升级目标,通过有序推动中国制造业的深度发展,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任务。第三,智能制造相关的多维的、复杂的创新活动,是要由市场经济的主体企业来完成的。因为智能制造的实现过程,就是企业通过市场配置资源,在创新驱动下实现能够充分体现个性化、定制化和绿色化特征的高品质制造过程。只有实现了企业的创新驱动式发展,智能制造战略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综上所述,借鉴日本的经验,推进中国智能制造战略的实施,需要在顺应潮流、做实基础、主体创新三个重要环节上做好文章,以制造业全面升级更好地推动我国的经济转型。

注释

例如科技部提出了《工业智能工程》,专家系统、模式识别、机器人、汉语机器理解等是其相关成果。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苏波将上述三点称为制定《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立足点。

见苏波在3月27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国务院政策理性吹风会上的答记者问。

见 《中国五大措施布局“智能制造”》,中国新闻网, 2014年12月22日,http://finance.chinanews.com/cj/2014/12-22/6900402.shtml。

中国在1993年超过法、英两国,在2006年超过世界第二大制造业生产国日本,2010年中国占世界制造业总产出的比重已超过美国0.4个百分点(金碚:《全球竞争新格局与中国产业发展趋势》,《中国工业经济》,2012年第5期,第9页)。

例如,据中国学者的研究测算,1953年~2008年中国的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的年均增长率(10.1%),就已超过同期GDP的年均增长率(7.9%)。参见金戈:《中国基础设施资本存量估算》,《经济研究参考》,2012年第4期,第9页。

本次中国倡导和发起建设的亚投行,由世界五大洲的57个国家申请作为创始国就是一个明显的事例。

郑秉文:《“中等收入陷阱”与中国发展道路:基于国际经验教训的视角》,《中国人口科学》,2011年第1期,第5页。

例如紧迫的资源环境问题,长期存在多个部门的产能过剩、严峻的就业形势和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以及收入分配的巨大差距等结构性问题,给我们的经济前行造成的重大压力。

当一国的人均收入达到8000到9000国际元(1990年不变价格),工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开始下降,服务业的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更快上升时,这个国家就将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门槛。

参见李毅:《中华民族复兴中的的产业发展路径选择:国际比较视角上的一种经济史认识》,《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3年12月下。

当然并不是说中国不需要发展服务业,或者说服务业对中国的发展不重要,而是如何发展的问题。这里谈的是战略主导产业的问题。

这里指的是江户时代,即1603年德川家康在江户建立幕府开始幕府的统治,到1867年明治维新前这段历史时期。

即相对稳定的社会状况和农业生产的较快发展,锁国之前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地域间的竞争对技术发展的促进。

参见大野健一:《从江户到平成:解密日本经济发展之路》,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年,第34页。

例如工业革命时期不是复制欧美国家的技术路线,而是走了一条被日本学者称作“内卷式发展”的道路。在20世纪初全力以赴地引进西方国家的技术、资本乃至生产方式时,并没有忘记保持自身产业的独立性与自主发展权力。

李毅:《经济转型中的产业发展路径选择:对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一种新解释》,《日本学刊》,2013年第5期。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副局长魏传忠在相关会议上指出,在经济高速增长30年后,质量问题成为制约我国发展的关键因素。http://,品牌排行榜,2014年12月2日。

这样的企业比如华为,这样的产业比如航天制造。

因为有市场就有需求,有需求就有产业创新与发展的不竭动力和能够充分施展自身发展潜力的活动舞台。例如,今天这个突出产销互动的新产业模式,就给了中国产业无数个创新发展、打造中国式竞争优势的可能性。通过自主研发与创新走向世界的中国华为,已经开始让世界顶级的竞争对手感到了恐惧和压力。我们的目标就是让成千上万个华为这样的产业,通过不同的方式开拓我们巨大的市场资源,以汇聚中国制造业真正强大的竞争实力。

这里指石油危机后日本的产品重点和产业发展方式发生的转变,以及半导体技术的兴起和生产的自动控制技术的普及。

见笔者2014年对日本安川电机进行企业调研时,与原安川电机研究所所长久良修郭先生的座谈。

尾高煌之助:《产业的担当者》,西川俊作、阿部武司编,《日本经济史4:产业化的时代(上)》,岩波书店,1990年。

ロボット革命実現会議『ロボット新戦略―ビジョン·戦略·アクションプランー』、2015年1月23日。

即中国产业发展的部门不平衡、地区不平衡和企业不平衡的结构性不平衡现象的存在。

例如,日本为每年出版制造业白皮书而设定专项法律条款。

例如以往的光伏产业,以及今日的机器人产业发展所露出的苗头(作者在2014年对新松机器人公司的调研了解的情况)。

即认为有了智能制造,我们就可以跳过以往难以解决的工业发展上的结构性问题,比如实现产业价值链的升级问题(部委学者发表的网络文章)。

《中国制造2025:让中国制造业不再大而不强》,《光明日报》,4月26日。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5/4/317644.shtm。

黄志凌:《世界经济增长与新科技革命》,《经济日报》,2015年3月3日,http:///freely/2015-03/03/c_1114505789.htm。

李俊江:《日本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模式的演变分析》,《现代日本经济》,2015年第1期,第93页。

这里的资源是指大企业拥有的雄厚技术力量。

比如建立对创新的客观评价机制,据此对创新突出的企业给予资源倾斜。

责 编∕马冰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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