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摄影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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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史是一门人文学科，是属于艺术学所包含的内容。根据中国的现实情况，艺术学科的确立，首先由教育体制中学科设置构架中体现。在目前，除了已列入目录的戏曲、音乐、美术以外，摄影并未列入国家《授予博士、硕士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这就意味着摄影学在中国尚未进入艺术学学科的大框架，因而摄影史学科的确立在我国仍处于任务艰巨的探索阶段。中国摄影史学的研究方向是包括对摄影术传入中国以后的摄影家、摄影事件、照相材料的使用与发展等诸方面问题的探求，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逐步建立起来的学科，它不仅是艺术史的组成部分，同时又属于自然科技史学科的边缘。

中国摄影史研究范围主要包括：

1.对西方摄影史的一般认识；

2.对摄影史前阶段及自然科技史的研究；

3.对摄影技术传入过程的有关文献研究和早期图片研究；

4.对中国摄影史发展进程中摄影家及作品的研究；

5.对各个时期中国摄影社团、流派的研究；

6.对历史照片、文献的收集和研究。

摄影技术是通过各国科学家、艺术家的共同努力，在近代科学技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发明的，19世纪上半叶由法国人达盖尔（L•Daguerre）和尼普斯（N•Niepce）发明的银版摄影法首先问世，并由法国政府于1839年8月19日公布于众。几乎同时，英国人塔博特（W-H-Fox Talbot）发明的卡罗摄影法也取得成功。

中国人对摄影术发明的记述，最早见于1911年上海文明书局出版的白话小说《上下古今谈》，一名为《无量数世界变相》，该书共分四卷，章回体。第八章题目是《望远镜先登荷兰市，写真术创始协南城》。小说作者为吴敬恒（号稚晖，曾留学法国学习照相制版），以庚子事变为背景，描述一个旧官僚的眷属乘船南下避难，在船上听水手讲外国新奇事件。书中人物继英问水手老郭“你且说说那法国的倪浦士（即尼普斯），他究竟怎样做起照相”。于是老郭先描述了照相器具，并说尼普斯使用的照相机“在法国协隆府的博物院里，当作无价之宝”。“道光七年（1827年），才做了第一张照片”，“他有一个朋友，也是法兰西人，叫做陶久礼·达盖尔。把倪浦士的法子，略略变换，叫药粉变色。变得快了一点，第一个能照活人，道光19年（1939年）取得官府的专利。同时早有一位英国人已经想了把药粉涂在玻璃上的法子出来。跟着道光21年（1841年）又有一位英国人早在中国嘉庆十年光景，英国有位化学先生，他查考得用银粉混了一种海草熬出新的东西……”作者通过水手之口，讲述尼普斯和达盖尔发明摄影术的经过，这是我国对于西方摄影历史的早期介绍。

《照相发明弹词》一书，属名义水。作者在开篇中声称：“我国自与西洋通商以来，各样技术无不遍传内地，其中以照相一法为盛。因其用途最广，所以通告最远。但是用照片的人，多只羡其法之妙，却不晓得发明是何人，今日课余无事，不免将法国答解儿（达盖尔）发明照像的原委，细述一番。”（《小说月报》1916年第7卷第6号）。也讲述了西方摄影术的发明过程。

广东为摄影术最先传入中国的地区。1922年，广州摄影工会编辑印刷的《摄影杂志》第一期刊登了《摄影术略史》。

梁启超则在本世纪初撰写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提出了中国清代数学家、广东人邹伯奇于1844年写成的《摄影之器记》及《格术补》两篇有关光学和“摄影之器”研究的文章，这是学术界首次对中国摄影史人物的提出。

20世纪50年代末期，中国摄影史研究进入到史料收集阶段。1960年起在中国摄影学会主办的《大众摄影》杂志上，陆续发表了吴群（1923〜1995）研究文章六篇，为：《我国早期出版的“摄影杂志”》《清末获银牌奖的“实用映相学”》《早期流行的“分身像”和“化装像”》《我国最早出版的摄影画报》《辛亥革命时期的摄影出版物》《上海地下党报的摄影工作》，引起了学术界和摄影理论界的重视。1957年彭永祥在《新闻摄影》（新华社摄影部编）发表《中国摄影术发展史》文章。

根据广州博物馆馆藏的邹伯奇照片，初步认定广东地区是摄影术传入中国最早的地方。1962年中国摄影学会委托中国摄影学会广东分会对广东省南海县泌冲邹伯奇故里、新会县等地进行考察，发现了邹伯奇用“湿版玻璃黑衬法”工艺摄制的原版照片及木制三脚架等摄影器具，此次发现的还有19世纪中叶拍摄的“老妪像”和“罗以礼像”等照片实物。同年，中国摄影学会广东分会编印了华南工学院梁恒心教授根据调查和考证撰写的《邹伯奇摄影史料初探》及钟信撰写的《关于清代摄影家邹伯奇的初步研究报告》。这两篇考察报告对中国摄影史早期的研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962年，中国摄影家学会广东分会还征集到邹伯奇记述有关摄影方法的零散手稿。

邹伯奇在中国摄影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早在1954年，广州博物馆征集到由邹伯奇曾孙邹孟才（1905〜2002）保存的14件遗物，其中包括邹本人玻璃黑衬法自拍像一幅，而当时尚存另外四幅邹伯奇拍摄的照片，仍保存于邹氏家族中，现已不知下落。在此仍需记述的是：现在可知唯一的一幅“邹伯奇像”1954年由邹伯奇后人捐赠入藏。“罗以礼像”现由中国摄影家协会收藏。两件藏品仍是目前国内研究中国摄影史少见的实物资料。

1958年，时任中国摄影学会主席的石少华（1918〜1998）根据其在北京大学文学系的讲稿，于《中国摄影》杂志上发表了《中国摄影简史》一文。上世纪60年代中期，身在台湾的摄影家郎静山（1892〜1995年）发表了题为《中国摄影史》的长篇文章，根据作者本人见闻着重回忆了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摄影社团活动情况，同样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在这一时期日本学者编著的《日本现代摄影史》一书中，提到了中国早期银版摄影师罗森于19世纪50年代到日本一些地区摄影活动的情况。以上的发现及有关文论对日后中国摄影史的深入研究具有基础性建设的意义。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中国摄影史研究无论作为艺术史的分支学科，或是西方学术界对于东方学研究的项目选题，都促进了国内文艺理论界人士对中国摄影史研究的热情。中国摄影家协会恢复后，中国摄影史研究进入了新阶段，一些摄影理论工作者也相继转入了中国摄影史的研究课题。1984年11月，美国华人收藏家刘洪钧的《中国早期摄影历史照片展览，1850—1900》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展出历史照片原作作品100余幅。其中标明1853年上海“丽昌”照相馆拍摄银版照片“中国大将军”像在展览中露面，这件存有疑义的中国早期照相馆作品以后多被摄影史著作引用。

恢复后的中国摄影家协会理论研究部于1981年创办了《中国摄影史料》内部刊物，由驻会工作人员胡志川（1933〜1996）负责组稿和编辑工作。至1983年共出版6期，刊登文章50余篇。全文刊登了《半农谈影》（刘半农），陆续发表的《二三十年代中国的摄影美学》（蒋齐生）、《中国工农红军的摄影工作》（吴群）、《春风第一枝—试论光社与摄影艺术的发展》（胡志川）、《清代摄影史料琐辑》（陈申）、《北京早期照相馆史料初探》（陈申）等研究文章，为日后《中国摄影史》的编著提供了史料文献依据。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除了对以往发现的史料归纳整理外，更突出地表现在研究者对中国摄影史上重大问题的看法。主要有：

1.对摄影术最早传入中国的时间、地域的确定。通过研究证明，中国摄影技术的传入与应用最早始于广东，现收藏在法国摄影博物馆的清代两广总督耆英像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照片实物，为1844年8月由法国人于勒·埃及尔（Jules Itier）拍摄，并在中国清代外交档案文献中有明确记载。

2.通过一些史料证明,最早中国人使用的摄影术是在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西方人通过外交、贸易、传教等渠道传入中国，纠正了梁启超认为的中国早期摄影术“无所承而独创”（见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说，但目前尚未见早期实物证明。

3.确定了中国摄影史早期发展的断代。①史前阶段：公元前5世纪至1840年鸦片战争时期;②初创时期：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9“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③1919“五四”时期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为中国摄影史发展的第二个重要时期。

1981年，为《中国摄影史》的写作，中国摄影家协会派吴群、胡志川、陈申专程赴上海搜集摄影史料，历时一个月。

中国摄影家协会于1982年10月成立了《中国摄影史》编写组，由当时主持中国摄影家协会常务工作的秘书长陈昌谦（1921〜2011）负责，吴群为编写组长，邀请马运增、陈申、吴群、胡志川、顾棣、舒宗侨、彭永祥、钱章表，蒋齐生九位作者参加写作，以后一段时间内，编写组内举行了多次学术研讨和交流。

1987年，《中国摄影史（1840—1937）》（马运增、陈申、胡志川、钱章表、彭永祥合著）由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作者中钱章表已于1985年2月病故。全书31万字，插图300余幅。由“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时期”和“‘五四’运动至七七事变时期”两大部分组成，摘要论述了中国摄影事业发展初期的情况，该书的出版集中体现了20世纪60年代起至80年代中期中国摄影史研究者的学术成果。1991年台北摄影家出版社根据原著并增加部分图片，重新编排成中文繁体字版出版。

1993年《中国摄影史（1937—1949）》，（蒋齐生、舒宗侨、顾棣合著），由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该书分章论述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及解放区、国统区的摄影发展情况。至此，历时十余年的《中国摄影史》的写作、出版工作宣告完成。1996年中国摄影家协会又组织编写了一本《当代中国摄影艺术史（1949—1989）》，该书作者全为中国摄影家协会各部门成员，由陈昌谦任主编。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摄影史研究工作的开展，一些研究者还编著出版了《中国早期摄影作品选》（1987年，胡志川、陈申）、《中国近代摄影艺术美学文选》（1988年，龙熹祖）、《中国摄影发展历程》（1987年，吴群）、《中国摄影史话》（1984年，伍素心）、《中国解放区摄影史略》（顾棣）和《上海摄影史》（1992年，上海摄影家协会）、《甘肃摄影史话》（（1998年，司马）、《广东摄影学会史料专辑》(1997年，广东摄影家协会)、《二十世纪中国文艺图文志—摄影卷》（2002年，吴家瑾）等一批有关中国摄影史研究的文集、图录和专著。中国摄影出版社还翻译出版了英国早期来华摄影师的笔记著作《镜头前的旧中国—约翰·汤姆森游记》和再版了中国早期重要的摄影理论著作《半农谈影》。以上这些著、译作的出版，为中国摄影史学研究提供了重要参照文本。

中国摄影史研究成果的展现，不仅使该学科逐渐形成完善，同时在国际交流方面，促进了国际学术交流、摄影教育和摄影基础理论研究的发展。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为数极少的一些大学的摄影专业学科设置了“中国摄影史”课程。1998年到2000年，中央美术学院与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昆士兰艺术学院联合举办的摄影硕士班，开设了“中外摄影史”课程，但这一时期的授课教师（导师）均为外聘。1989年举办的“世界摄影术发明150周年”纪念活动中，中国举行了摄影史学术交流和学术讲座。2000年以后，中国摄影史研究再次受到关注，主要原因有：

1.国内高校开设摄影专业剧增，急需开设中国摄影史课程；

2.研究群体不断扩大，研究成果可以迅速出版。以个人为主体的课题研究更有利于治学规律；

3.旧照片市场的繁荣，大量旧照片的价值重新定位，以老照片为题材的出版物大量出现也助长了一些学者研究兴趣；

4.随着数字摄影时代的来临，传统的银盐摄影时代即将成为历史。银盐摄影时代的作品和摄影家普遍受到学界重视；

5.国外学者和展览策划人对中国摄影史的研究和关注。

其实，早在1980年代以后，国外一些名牌大学关注东方艺术史的研究机构，就有对中国摄影史不同程度的关注，也有一些亚洲国家的留学生把中国摄影史作为研究方向，但由于研究条件的限制，他们的研究一般只涉及摄影史的局部问题。此外，少数西方学者对中国摄影历史也表现出极大的研究兴趣，一部有关中国照相机制造史的专著CAMERAS OF CHINA即是由美国人道格拉斯·丹尼（Douglas St Denny）所著作, 1989年以英文出版。

2000年初夏，中国国家图书馆善特本藏部黄润华访问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院东亚研究中心汤维强先生送给他一本David Harris编纂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菲利斯·比特的历史照片集，引起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兴趣，在大英图书馆和国内外多个文化机构的支持努力下，2008年9月，为期两个月的《1860—1930，英国藏中国历史照片》大型展览在北京国家图书馆展出。展出了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有关中国的重要历史照片文献，是中国摄影史研究的珍贵实物资料。这个展览，是中英两国国家图书馆的首次重要合作，影响到国际会展业和文化研究机构。2009和2010年，以国外收藏品为主，法国策展人龙秀分别策划了关于澳门和香港的历史照片展览，同样引起了摄影史学界的关注,目前这个项目还在继续深入。在北京，2009年春由中华世纪坛艺术馆举办的《晚清碎影：约翰·汤姆森照片展》，以及刚刚举办的《大道直行—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影像展》都表明了文化艺术界和大众对中国历史影像的极度关注和兴趣，同时从不同程度展示了中国摄影史学专项的研究成果。

国内艺术画廊和摄影年展的兴起也给古典意义的摄影作品提供越来越多的战术和价值再认定的可能。有些作品直接走入了拍卖会。历史作品价值的认定主要依据摄影史著作的描述和评价。于是更多与影像行业有关的业者在努力搜寻摄影史研究的信息和图书。从表面上看，摄影史学由坐冷板凳变为炙手可热的学科。

在国家“十一五”规划中，由文化部立项的“中国艺术学大系”中列入了《中国艺术摄影史》研究与出版项目。《中国大百科全书》在修订第二版，撰写增加了有关中国摄影史内容的词条。《中国电影百科全书》也吸纳了“中国摄影史研究”内容。

在单项著作方面，2009年出版了由摄影史学家顾棣著作的《中国红色摄影史录》可谓近年来中国摄影史的长篇巨著，内容翔实可靠。其他还出版了诸如《口述影像历史》（中国摄影出版社）、《外国人拍摄的中国影像》（张明编著）、《摄影史话》（吴刚著）、《世界摄影史》（黑龙江美术出版社，李文方著）、《世界摄影史》（浙江摄影出版社，顾铮著）、《摄影思想史》（林路著）等一批中外摄影史著作。

2009年由英国中国老照片收藏者泰瑞·贝内特撰著的History of photography in China在英国出版，书的内容主要是对鸦片战争后早期来中国拍照过的西方摄影师进行考证。与其他外国研究中国文化历史的学者不同的是，泰瑞本人无汉语基础，他本人对中国学界的研究成果及有关出版物一无所知，他认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对中国摄影史的研究整体上进展甚微，鉴于发表的成果，仅有几篇关于摄影师约翰·汤姆森和费利斯·比托的专著，以及一些地域性的摄影史著作”（见History of photography in China前言），这显然是以偏概全的观点。然而，该书的书名引起了国内出版机构的重视，加之近20年来未有此类出版选题，很快即与作者达成中文版出版协议。这本书的中文版《中国摄影史，1842—1860》由留美归来的青年学者徐婷婷翻译，由于译者的专业素养和中西文功底，使得英文原意有准确的中文表达，是一次艺术史译著的成功示范。2000年后，与急功近利的追求相反，扎实的对摄影家个案的研究已形成了国内优良的学术空气。陈小波的老摄影家档案的课题，是费时费力的工程；高初对中国摄影家口述历史的文字及影像记录，也是一项有抢救意义的摄影史学术研究过程。更多年轻有为的摄影史学者的研究成果不断展现，如徐希景关于文革时期样板戏摄影的研究和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摄影团体的研究；徐婷婷关于中国早期典藏照片的考据研究；蔡萌关于中国纪实摄影和观念摄影的研究；朱其对于中国现代艺术及前卫摄影的研究及沈阳对新时期前卫摄影家访谈等，这些研究的成果不断地填补着中国摄影史学科的空白领域。但也必须看到，近十年来，摄影史研究领域“伪学”也有存在，一些书的作者过于急功近利，甚至内容照搬拼凑。在大学中或由学生代笔代编现象不在少数。

计划”的图片展。但仅仅是对外界的鼓动。我认为电影博物馆的建立是个成功的典范。

中国摄影史学研究，不仅是摄影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史学价值也同样为世界摄影史学界所重新认识，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外出版的一些摄影史专著中，相继补充了有关中国摄影史的部分内容，一些中国早期摄影家的名字和事迹不同程度地被载入。另一方面，在世纪之交的20年时间里，中国国际文化交流范围不断擴大，摄影史学交流已不少见，加之国外一些公私收藏者所庋藏的有关中国的历史照片逐渐公布于世，使得这一阶段摄影史学研究出现了以下特点：1.断代下限时间有向近推移的倾向；2.国内翻译出版的有关摄影史著作增多；3.和中国历史照片有关的出版物增多，在20世纪末形成高潮；4.国内各高校摄影专业开设摄影史课程并着手解决培养师资；5.摄影技术史的研究引起了自然科技史学者和社会学者的广泛关注。

这种越来越擴大的学术研究上的互补和学科之间的贯通，使中国摄影史的研究和教学范围不断拓宽，但是，从根本上看，比起其他艺术史学科还显得十分薄弱。本学科品质的提升，在研究方法上要从四个方面加以注意：

1.历史实物发掘是一个方面，历史原照是第一根据。要充分利用公共博物馆资源。收藏家和学者是两个不同概念，仅仅单纯依靠个人收藏和单个部门收藏为依据的结论是狭隘的。

2.文献利用是另外一方面，要引入文献学提供的现成研究途径。充分利用公共图书馆资源和互联网。

3.传承是第三方面，包括借鉴一切中外学者的已有研究成果。时过境迁，有些历史见证人已经不在世间，因此学术的延续性更显重要。引用文献力求规范，注明出处，避免学术研究资源重复浪费。

4.摄影术的发明和改进是近代科学技术成果的集中体现，在大学中建立传统古典工艺摄影实验室以及开展相关研究，有助于中国摄影史学科的完善。

本文是在旧作的基础上，补充了大量新内容完成的。以上所述只是个人一管之见，由于资讯来源有限，挂一漏万在所难免。还要说明的是，由于篇幅所限和文字叙述方便，本文所言摄影史研究与教学的讨论范围仅是中国内地的一般情况。（作者系摄影史学者，中国摄影出版社原副总编）

责任编辑/阳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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