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保外就医之后

文革开始后，陈伯达担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陈伯达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1969年中共九届一中全会继续当选。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他因所谓赞成“天才论”而受到批判，被停止一切职务。1973年中共十大将其永远开除出党。自1970年10月起他即被关押，1980年底他又被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受到最高法院特别法庭的审判，被判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1988年10月刑满释放，被安排在北京市文史研究馆工作。1989年9月去世，终年85岁。

一、邓力群代表中共中央向我们下达一个特别任务

1981年7月10日（星期五）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办公室的尚同志来电话告诉王文耀说，邓力群同志（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约王文耀和王保春同志，在下星期一的晚上7时去他家，有事要谈。并嘱托王文耀一定告诉王保春一起去。

7月13日傍晚7时许，我们俩到了邓家。邓力群带我们进入他的办公室，互相寒暄几句后就转入正题。邓说：我受中央委托，转达对陈伯达的几点意见，建议由你们俩去看看他，做些工作，你们不要怕受牵连。你们去对他说：

1.在文化大革命中陈犯有很多严重罪行，中央考虑到他在文革前为党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所以在定罪时并没有把他所犯的罪行一一列上，只列举了那么几条。

2.他自己应该看到他与别人是有所区别的，他虽然是组长，但大量的坏事是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干的，有些坏事他是知道的，有些坏事他不一定知道，就是知道了，他们也不听他的，他也管不了。这些中央是知道的。

3.他这几年给中央写的一些材料，有些是好的，但多数是为自己辩解的，这不好，应该正确对待自己。

4.这次在六中全会上，很多同志提出，要把他的名字写上去。中央考虑到要和以前衔接起来，对这些同志做了说服工作，未提他的名字。

5.他自己应该集中精力治病，把身体搞好。精力好时，可以看点书。那里没有的书，可以提出书名，帮助他借阅。也可以写点东西，研究点问题，如哲学方面的，这方面他比较熟悉。

6.你们帮助他把情绪转过来，也可以对他有所批评，让他不要再为自己开脱了。

7.把身体搞好了，情绪转过来了，适当的时候，可以保外就医或者特赦。请通知他的家属，看望他的次数可以比以前多一些。

8.看他有什么合理的要求，可以提出来，他自己也可以写个条子转给我，报告中央。

9.你们把这个工作，可以向出版社的郭敬同志、社党委报告一下，只说我代表中央交代这件事，今后不止一次。也通知一下《红旗》杂志社党委，可不必细说。

在这个星期之内去看他。可找我的秘书刘中海，请他联系时间、地点。你们去谈后，再来谈谈情况。今天就是这么件事，请你们两位来。

根据邓力群同志的指示，7月15日上午我们去复兴医院向陈伯达传达中央的指示精神。陈听了以后，表示感谢党感谢邓力群同志。他对我们说：“在你们来之前，我在想，见了你们怎么称呼，过去都称同志，现在我已判刑成了罪犯，再见到你们怎么称呼，想了很久，过去我们在一起都是老朋友，还是称老朋友吧。”在谈话中，起初陈情绪激动，后来平静下来精神状态较好，对自己的罪行不再辩解。

7月16日，我们将和陈伯达谈话情况写成报告，内容除向陈伯达如实传达中央的指示精神外，主要讲了会见情况：

我们讲了上述情况之后，陈听了情绪很激动，他流泪了。他表示：我非常感谢党对我的宽大，我对不起许多同志。文化大革命我是有很大很大的责任的，是有罪的。文化大革命我思想一点准备也没有，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江青的《纪要》，但她给我看以后，里面有些观点是我提的（那时我正在学习《共产党宣言》），后来毛主席批了。批的什么，我到天津才看到铅印稿。历史问题我不想多谈了，你犯了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让大家批判，批过了头也没有关系。可是当我看到报纸上对我有的批过头了的，也忍不住总想辩解几句。他说：我看到社论中点我的名时，我也想过是不是决议中没有点我的名，有人有意见，说对我太宽大了，所以再点一下，这也没有什么。

除此表态性质以外，他还谈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对社会的就业问题

他说：最近我从报上看到社会上抢劫、强奸的案件很多，而且犯罪的大部分是青年人。这使我想到一个问题，这种案子太多了，说明了是个就业问题。中国人口多，现在提倡计划生育，我赞成。恩格斯也说过计划生育。但人已经生出来了。就要解决就业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说过：资本主义延长工作时间，增加劳动量，把工人当牛马，而社会主义是逐步减少工作时间，剩下的时间搞学习和其他。马克思这些话使我想到30年代我在苏联学习时期，那时苏联刚打完内战，人民生活并不好，是很苦的。社会上什么东西都买不到，当时斯大林实行七小时工作制社会秩序也还不错。那样艰苦大家都坚持下来了，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我相信我们的生活比他们那时好得多。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以实行七小时工作制？我看可以试试。以后还可以减到六小时工作制，有计划地搞，这样年轻人有了职业，有工作、有学习，也就有了奔头了。不然，年轻人没事做，晃晃荡荡，犯了罪光杀不行。我不是不主张杀人，杀少数可以，杀多了不行，他不怕了。1957年我在天津做调查，除调查工业外，还到不少工人家中做调查，我问过很多家属，他们全家，能工作的都就了业，这是普遍的。每人薪水虽然低，但全家合起来就多了。因此，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业多了，薪水不一定多。这样大家都有工作，社会也会安定。我觉得这点很重要，所以特别给你们讲。搞街道集体所有制，我不反对，但还是不能完全解决就业问题。缩短工作时间，马克思是在《资本论》第一卷里讲过。我觉得社会主义有两种必要劳动，一种是生活必须，再就是留下来的资金不叫剩余价值，也叫必要劳动。这个对工人说是可以说得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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