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如何了解国史

解读历史的思路

《凤凰周刊》已走过十年，它留给读者印象最深的一个栏目是关于历史人物的报道，这是《凤凰周刊》观察中国现代历史的窗口。虽然不是每篇文章都选择了重大历史事件或者重要历史人物，但编者的独特关注点是在从历史现象中选择那些容易被人忽视的现象和人物。经过十年的努力，他们这些对历史现象和历史人物的叙述，回头一看，大体已成为一部中国现代历史的缩影。相对一般专业历史研究，《凤凰周刊》的努力主要体现在他们的史观方面。

对于叙述历史的态度，或者说一般的史观，虽然对每个研究者来说，由于知识准备和学术训练不同，对同样的历史现象和历史人物，可能会有不同的解读。但叙述历史现象的一般规则，研究者有一些基本判断是相同的，因为这些判断中包含了理解历史的普遍规律。瞿兑之上世纪40年代为《一士类稿》写序时有一个看法，他的判断我以为是一般读历史的人都能认可的。瞿兑之说：“自来成功者之记载，必流于文饰，而失败者之记载，又每至于淹没无传。凡一种势力之失败，其文献必为胜利者所摧毁压抑。”

这个看法和陈寅恪早年处理史料的一个看法相同。陈寅恪写《（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时，一开始就指出：“通论吾国史料，大抵私家纂述易流于诬妄，而官修之书，其病又在多所讳饰，考史事之本末者，苟能于宫书及私著等量齐观，详辨而慎取之，则庶几得其真相，而无诬讳之失矣。”

陈寅恪和瞿兑之都是对历史有卓见的学者，他们的判断应当是历史研究中的深刻经验。中国现当代历史研究的困境，恰好在陈寅恪和瞿兑之的判断中，因为档案不能及时解密，所以特别需要努力把历史的真相寻找出来，而官方的正史不可能有这方面的努力，《凤凰周刊》的贡献我以为主要体现在这里。他们有解密的渴望，但更有寻求解读真实历史的冲动，《凤凰周刊》虽然是公共舆论机关，但在解读历史的思路上，倒更接近于传统的私家著述。

中国现当代历史研究中，如何使用档案问题，很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个人的想法是对涉及的历史人物，我们不要急于下绝对的判断，要理解历史人物的复杂性，但同时，我们对有限的档案公布也要保持尊敬和赞赏。中国有档案法，对史学工作者来说，这是常识。但中国档案不可能届时即解密，这也是常识。如果我们在研究历史时，简单超越中国现实可能，以纯粹理想的档案解密标准来要求每个史学工作者，来规范他们所有的学术工作，既不现实，也没有可能。在真实的中国生活中，只有不切实际的人，才会想到研究中国当代历史要在完全档案解密条件下才能完成。在这个现实处境下，我们不能要求一切历史学者的所有学术工作都完全合乎严格的档案使用标准，而是要观察他们的学术工作在多大可能的情况下，提供了真实的历史事实，或者提供了可能存在的历史线索和史源方向。凡这样的学术工作，不论他们的身份如何，只要是对历史研究有利、有启发、有开拓历史研究方向的史料目标，都应当得到人们的尊敬。

切近读者的表达方式

《凤凰周刊》所追求的历史真相，其实也是一切职业历史研究者所追求的，不过他们选择更为切近读者的表达方式，也就是有点类似于传统文史研究中的掌故写作。所谓掌故一般是指旧人旧事，旧制旧例，历史上的人物事迹、制度沿革等史实或传说。瞿兑之为《一士类稿》所写前言，是一篇关于掌故笔记之学的经典文献。掌故笔记的特点是以当事者叙述经历和文坛现状，偏重人事和内幕事实的叙述，是正史之外极有利于人们判断历史细部、细节及偶然因素的一类文献。晚清以來掌故笔记的兴盛，成为学术传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凤凰周刊》所刊发的文章，我想将来也可以掌故方式进入历史，而且不断传播。因为这些文章多数并没有局限于固有意识形态的陈规，而是用自己发现的史料和养成的判断，建立在相对成熟的史学意识上形成的历史叙述。

在当代中国的历史研究中，普遍不能以独立思考来理解和认识他们涉及的时代和人物，比如在中国大量出现的关于鲁迅的传记中，对于鲁迅所生活的时代，基本都是否定性评价。这些传记作品为了写出传主的勇敢和伟大，通常把他们所生活的时代简单化了。其实传记作家应当先找到合适的历史逻辑，然后以此逻辑去叙述时代和人物的关系。鲁迅生活的时代受到过各种各样的恐吓，但鲁迅的创造力并没有因此而消失，这不仅是鲁迅个人战斗的精神所致，也有一个时代总体的政治文化精神存在，至少现在人们有足够的证据认为，那是中国最有活力和创造力的一个时代，不然我们无法解释如此众多的优秀作家和学者是从哪里来的。在鲁迅所生活的时代，作为言论自由的条件并没有完全丧失，这是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的基本历史条件。但是许多传记作家因为没有理解历史的自觉意识，所以在他们笔下，读者常常会有“那么坏的时代何以出了那么多的人才”的感觉，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传记的真实性。对传记作家来说，如何处理好时代和传主个人命运之间的关系是很复杂的问题。对一个人的命运来说，哪些是时代的责任，是制度的原因？哪些是个人的责任或者偶然性？这些复杂的历史交织在一起。如果找不到合适的历史逻辑，解释历史事实的说服力就会受到影响。

教育的后果。他们没有意识到，了解真实历史的起码条件一是开放的信息，二是完整的史料，如果没有这个前提，就对历史下结论，在知识系统上是有明显缺陷的。这个意识一定要成为人的基本素养，如果我们现在还不能意识到宣传不是历史，那就太可悲了。历史学科的意义在于保存历史记忆并从这种记忆中获取教益。如果历史教学最后变成让学生简单接受一种固定的历史知识，那么我们的历史教学就完全失败了。因为学生不明白没有完整史料、真实史料支撑的历史结论在知识上是不可靠的，所以他们会习惯用片断、零散和混乱的思维观察历史，当这种习惯成为一种自觉意识后，他们就不会客观判断历史了。

我常常想，为什么许多青年在并不复杂的社会现象面前会表现出明显的知识局限，可能主要是从小没有养成独立判断历史的习惯。比如当一个地方发生了人们关心的事件或者出现了人们关心的言论时，我们应当如何思考？在什么前提下我们才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们连信息开放是判断历史的前提这样的意识都还没有建立，那我们如何判断历史？我们评价一个人的言论，第一要完全了解发出那种言论的完整事实并对其人的真实背景具足够的知识，如果有成型的文本，这个文本一定是可以自由获取并且保持完整的；如果是电子信息，一定也是可以目由获取并目可以自由观看的。断章取义，只言片语，信息封闭是判断历史之大忌。我们要养成起码的观察历史的知识习惯，结论可以因自己的历史感受和历史观念而不同，但在做出独立判断前所应当具有的知识规则是必须建立的。没有不可以批评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也没有不可以批评的现实生活和伟大人物，真正伟大的历史人物一定是经得起自由和公开批评的，这是历史的常识。一个人连自己生活时代与世界文明间的距离还不清楚，就来判断历史是非常危险的，我们批评总统的时代还没有到来，我们观察真实历史的时代也还没有真正到来，在这样的历史处境中，我们最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努力做一个不被人惑的人。

如果有学生问我，在今天了解国史有什么好方法，我想说，你们看《凤凰周刊》，或许能了解更多真实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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