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祖洽从“核武”专家到大学名师

在中国有这样一位老人：他曾与“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和于敏共事过，与核物理泰斗彭桓武、物理学宗师周培源交往甚密；他是唯一一位同时参与20世纪60年代原子弹与氢弹研制工作的科学家，功成身退后又执起教鞭，在三尺讲台默默奉献了34年。就在2014年9月7日，这位名叫黄祖洽的老人走完了他生命的最后旅程。

燃烧的岁月

作为中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和设计的主要带头人之一，近些年黄祖洽常常被问到这样的问题：与“两弹一星”元勋的荣誉失之交臂，是否觉得留有遗憾？

而他的回答总是平静如水：“不是因为可以当功臣，我才去做这件事。它是国家的需要，也是我个人的兴趣。”1950年，刚从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的黄祖洽，被分配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开始了他长达30年的核武器研究岁月。

50年代的中国，不断受到来自西方国家的核威胁，发展核武器已是刻不容缓。然而在这个领域，中国几乎要从零开始。一方面，国内的理论基础与实验设备落后，另一方面核武器技术在国际上还十分保密，研究资料非常难以获取。

黄祖洽在研究所工作三年后，就在钱三强的部署下，投入到核反应堆理论研究中。当时和中国关系友好的苏联，在反应堆领域拥有绝对权威，但黄祖洽偏偏敢质疑甚至推翻苏联的数据。那是1955年，黄祖洽随国内代表团访问苏联。在计算重水反应堆活性区的临界尺寸时，黄祖洽发现，苏联提出的临界尺寸放63根元件有误，应该是56根元件。黄祖洽立即找到苏联方面负责人加拉宁博士讨论，加拉宁最后也承认设计书上给出的数据的确有误。

60年代，核武器建设到了最艰难的攻关阶段，而偏偏在这时，黄祖洽又同时兼顾起原子弹和氢弹的研究。1960年，钱三强找黄祖洽谈话：“你是不是组织一批人先走一步，探索氢弹的原理？”说干就干，黄祖洽被任命为“轻核理论小组”组长，首先开展氢弹的理论预研。不久，从苏联回来的何祚庥和一直做核理论研究的于敏也参加到这个小组中。

此时的黄祖洽，除了忙于原子弹、氢弹的事情，还要指导四名学生的毕业论文。大家开玩笑叫他“半导体”，而这个半导体总是觉得“分身乏术”。“当时我家和两个工作地点分三地，要花很多时间乘公共汽车来回跑。”压力之大，可想而知。黄祖洽永远像上紧了发条，时刻不松懈。

或许，谁也无法知道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具体是怎么造出来的，但因为有像黄祖洽一样殚精竭虑、废寝忘食的科学家们，才有中国罗布泊戈壁滩上的惊天巨响，这却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学为人师 行为世范

这不仅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校训，在黄祖洽这里，它也有了新的诠释。

“两弹”研制成功，当选中科院院士，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当荣誉不断向黄祖洽走来时，他却出人意料地在北师大成为了一名普通教师。黄祖洽说，这是自己深思熟虑的决定。

1969年，黄祖洽在完成一种新型氢弹的设计任务之后，就被送到河南上蔡县的“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在那里，他像个农民一样做着播种、收割、养殖等粗重的农活，还去建筑工地做过小工。然而，黄祖洽并不感到劳动之苦，专注体力劳动，精神反而得到放松。也就在这段时间，黄祖洽开始反思自己的工作。“虽然尽力完成了应完成的任务，但在培养年轻人方面却做得不够。”

“文革”造成的教学秩序混乱，也让后来重新回到科研中的黄祖洽觉察到，“中国的人才断层问题很严重”。1980年，正赶上北京师范大学新建低能核物理研究所，这个契机让黄祖洽回到校园，成为了一名大学教授。

一开始，黄祖洽只是给理论物理的研究生上课。1999年，研究所开始招收本科生，他主动要求为大一学生开了一门“现代物理前沿选讲”，这课一上就是十多年。

在中国，你或许只有在北师大才能看到这样的景象：一个年近九旬的老院士在给一群新入学的大学生讲课。面对年轻学子，黄祖洽总是“如临大敌”，上课之前做足备课工作，有时候为了弄清楚最新的一个概念，要在图书馆查阅好几天的资料。他每年写的讲义可以装订成一本厚厚的书。

黄祖洽的授课方式也颇受学生欢迎。由于大一新生还没学习高等数学，黄祖洽就避免使用高等数学，代之以讲故事的方式，甚至引用古诗来授课。“现代物理前沿选讲”开课后，许多文科的学生也会选修，教室里听课者多得坐不下。

“要学着去做一个老师，行为应该被社会所规范。”黄祖洽对北师大的校训“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有自己的理解。“我到现在为止还觉得自己是个学生，还不断在学”，这是黄祖洽常说的一句话。

恩师情深

喜爱教书育人的黄祖洽，身边也有许多良师益友，而他们大多是著名的老一辈科学家，如钱三强、彭桓武、周培源等。其中，黄祖洽与彭桓武之间的情谊更是非同一般，被广为传诵。

1948年，黄祖洽正在清华大学攻读研究生。期间，导师钱三强发现，黄祖洽的物理学理论基础很好，适合做理论研究。当时，彭桓武还在国外，时常与蜚声国际物理学界的大师玻恩、薛定谔及海特勒等人共同工作，理论研究水平很高。

1949年初，北平解放，彭桓武绕道香港回国，在清华大学任教，钱三强就把黄祖洽推荐给彭桓武做研究生。从此，黄祖洽和彭桓武结下师生缘。

黄祖洽回忆说：“我们虽是师徒，胜似朋友。在清华园里，我们经常一边散步，一边讨论问题，往往忘记了时间。有时候，食堂开饭的时间早过了，彭先生就说：‘我请客吧！’于是，我们就到‘工字厅’旁边一个小饭馆吃晚饭。我们天天在一起，所以这种事情常常发生。”

毕业后，黄祖洽与彭桓武从师徒变为战友，共同投身到核反应堆的理论研究工作中。他们共同培养了中国第一代核反应堆理论研究队伍。改革开放后，彭桓武调任中科院理论物理所任所长，而黄祖洽在北师大任教。“那个时候我们还经常见面，一起出游，骑上自行车到北京郊外去。”

彭桓武晚年丧妻、暮年失子，心灵上受到很大的打击。在他逝世前，黄祖洽时常去医院看望他，看着老朋友在病中忍受着痛苦，黄祖洽的心里很难受。

因祸得福

黄祖洽的爱情是让人羡慕的。他和妻子张蕴珍相守相伴了50多年。2002年，他们还专门拍摄了一张“金婚”合影。然而两人的相识，却要从一场车祸说起。

1950年8月27日，初到中科院物理所工作的黄祖洽，与几个清华校友相邀一起回母校游玩，他们是骑自行车去的。黄祖洽回忆：“下午骑车回城，出清华西门，过北大西门，向海淀骑去，以后的事，就是别人事后告诉我的了。原来，当我骑过海淀西街的时候，被从后面驰来的一辆汽车撞成脑震荡，晕倒在地。”

幸运的是，这辆汽车还是清华大学的校车，车上的老师都认识黄祖洽，他们立即把黄祖洽送到医院救治。等恢复知觉后，黄祖洽才发现自己躺在病床上。在科学院修养期间，几个刚从大学毕业分到这里的女青年都认识了黄祖洽，时常来帮忙照顾他。

“特别是张蕴珍，她心地善良，乐于助人，家就在北京，常从家里做些酱牛肉之类的食品带来给我增加营养。我也常和她谈心。慢慢彼此有了好感，成了朋友、恋人。”黄祖洽回忆道。

1952年底，他们结成了终身伴侣。在黄祖洽看来，遭遇车祸之后能遇到这样好的另一半，真可说是因祸得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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