亳州人的重商意识

亳州这座古城由于曾孕育出道家文化、建安文学等，使这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同时她自古又是富庶之乡。她的繁华起于商汤，兴于秦汉，盛于隋唐，衰于金元。曾巩、晏殊、李绅、苏东坡、欧阳修、梅尧臣等一大批文人骚客都在这里留下了足迹，歌咏于斯。唐时，亳州的经济很发达，开元年间，唐王朝按照辖境大小、经济强弱和位置轻重，将全国的州划为七等。七等中除“四辅”、“六雄”之外，就轮到“十望”，亳州则被列为“十望”之一。而且，在亳州所辖八县之中，也有七个被列为“望县”，亳州的经济、政治地位可见一斑。所以，此时的亳州又可以说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繁荣地之一。明清以降，亳州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成为淮北地区的一大商埠，清康熙年间的文学家钮秀在《觚膳》一书中曾说：“亳之地，为扬豫之冲，豪富巨商比屋而居，高舸大舫连樯而集，时则锦幄为云，银灯不夜，游人之至者相与接席，摧觞徵歌啜茗。一喙一蹴一箸之需，无不价踊百倍，浃旬喧宴，岁以为常。”当时的繁荣可以想象。

时下说，要想富，必修路。古亳州的繁华的确是与交通的顺达密切相关的。亳居淮河黄河之间，北接中州，南襟江淮，东枕苏浙，西依豫土，得此地，北可以窥望中州，与山西、陕西古丝绸之路相衔接，南经水路可抵淮泗、循淝水、过巢湖、达安丰，素有“南北通衢，中州锁钥”的美誉，那时真是“帆樯陆衢构锁钥，南来北往竞繁忙”。商业的繁荣带来了城市的发展，亳州的巷道很多，可谓“三十六条街，七十二条巷”，清朝时，实际街道已超过了这一数字，十八世纪末就有街道一百一十六条，到了十九世纪初期，就有一百二十八条了，并且每条街都专营一业，像现在的“建材一条街”、“音像一条街”等。商业繁荣也促进了手工业及小作坊的发展，打铁、纺织印染、酿酒等，七行八作，干什么的都有，相当发达。商业的繁荣，促使了城市手工业和市民文化的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原文化与古楚文化想交融，具有独特地域特征的民风民俗。也催生了一大批早期的民族资本家。

亳州的园林艺术也很发达，有许多著名的园林，如：常乐园、李氏牡丹园、清课园、懒园、南里园、歧鹤园、存园等，供他们休闲、游玩。外地来亳寻求发展的不少豪商富贾们，为了处理纠纷，以及生活习俗、祈福求财的需要，纷纷集资在亳州修建具有同乡会性质的商务会馆，并在会馆中塑造各自信仰的神像，定期举行庙会。据不完全统计，亳州有各地工商行帮会馆和公所，最多时三十余处，为全国十多个省的皮、毛、糖、纸、药材等行业的商人所建。著名的花戏楼就是陕西和山西的药商联合修建的会馆。商品经济发达了，也带动了金融业的发展，那时的北关商业老区，有钱庄票号二十多家，为经济的运转提供资金帮助。

而今，昔日的商业繁华还能从北关老街区一条条古街巷、一扇扇黑漆重檐门板上得以印证。但我以为历史留给现今亳州人更多的是浓厚的商业意识，这种意识直到现在还在支配着人们的思想。亳州由于缺少大型的工业项目，吸纳就业能力差，不过，市面上无业游民却不是很多，只要祖上留一爿沿街小铺面，就能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即便没有，只要手里有些資金，便有了就业门路。有大钱，就做中药材生意；有小钱，就租门面开货栈、开小卖铺；即便什么都没有，借几个钱，一辆小车、一副担子，也可走街串巷，干起了营生。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有个重商主义学派，主张对外贸易，从对外的商业流通中获取利润。亳州人虽不认识什么约翰·海尔斯和托马斯·曼，可骨子里的重商意识则依然是根深蒂固。有句多年前流传的话说得不错，无商不活，无工不富。商业再活只是起到了活跃社会产品的流通问题，不增加商品的价值量，比如一桶水，你倒过来，我再倒过去，最终还是一桶水，弄不好水还会倒洒；而工业是生产和创造商品价值的，是社会财富之源，没有工业的源动力，商业再活也是无源之水。浙江温州的小工业、小作坊遍地皆是，家家都是大工厂的零部件加工厂，一个小小的打火机，就有几十万人从事生产，产品行销全球。他们一个零件几分几厘的利润都能看在眼里，最终形成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温州现象”。所以近几年来，亳州的整个经济实力上不去，不能说原因不在这里。

亳州曾是商朝的第一个都城，开六百年商朝之基业。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历史的隐兆和谶预？亳州如何重现昔日的商业繁荣，是当地人心上永远的伤。（作者为亳州市委宣传部原副部长、 市文联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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