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澍与刘路,自觉与自在

王澍，刘路，一个搞建筑，一个搞数学；一个是拿水泥钢筋谱写生活乐章的中年建筑师，一个是喜欢到数字海洋里寻找乐趣尚未涉世的青年学生。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人，我却鬼使神差地将其扯在一块了。

都知道王澍是著名建筑师，最近因获得了国际普利兹克建筑奖而引人瞩目。这个奖项不简单，她堪称建筑界的“诺贝尔奖”，象征着建筑师的最高荣誉。这个奖对于中国，则更像一场及时雨。

众所周知，这些年中国变化最大、涉及面最广的，要算城市化问题了。这一场“化”，化得太大了，我们多姿多彩的家园，都给“化”成千人一面了，而且这个“面”，不再是中国人的“面”孔。

这可不是我个人感觉。2011年11月中旬，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巡视员徐宗威在昆明举行的首届人居与资源论坛所作的主题演讲中，直言不讳地指出，时下，中国建筑文化离自然、生活、民族、传统越来越远，与官场、逐利、浮华、西化越来越近。城市无限扩大，千城一面，文化缺失，会议室建在地下，办公桌见不到一缕阳光，一年四季靠空调换气，汽车停不下，大搞城市综合体，建筑只有居住功能，与生活背道而驰，与以人为本背道而驰。现在生活似乎不是生活，而是完成某一项任务，变成了行政行为，失去了社会多元主体参与。在利益与艺术博弈时，为了利益，往往放弃艺术，而且动不动就是欧美风格，由外国建筑师设计，“环评”竟要请外国机构来发证书。结果，表面上建造了许多高楼，实际上，却是一个民族应有的精神高楼的成片倒坍！

显然，徐宗威说的是建筑，其实展示的是人的精神状态。而且，展示的不是一般精神状态，是“精神高楼”，是正在“成片倒坍”的高楼！最令人忧虑的是，从已经形成的趋势来看，他这番肺腑之言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不会过时。

或许是巧合，或许是世界艺术良知的刻意激励，这个奖偏在这个时刻，不偏不倚地落在中国建筑师王澍身上。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建筑这一“艺术类”领域，中国正在与世界寻求接轨。这在中国现代建筑史上无疑具有里程碑意义。当然这不是指王澍的设计，而是指这“事件”。获奖的作品，是王澍在宁波美术馆和中国美院象山校区等建筑设计中所承载的建筑理念。这就是王澍在十多年的建筑实践中所始终坚持的本土化倾向。他运用了地方材料和传统工艺，用现代空间和建筑体量，诠释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空间和意境。这样一个奖，难道不是提醒我们中国建筑文化并不比人家差，中国拥有足以与世界并驾齐驱的传统？

回答，当然是肯定的。问题是，中国建筑设计师车载斗量，这样一个奇迹，为什么会落在这一位姓王名澍的建筑师身上？

当然不是偶然。才华横溢的王澍，青年时期就显示出他的桀骜不驯的性格，他在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求学期间就是个特立独行的人，甚至有些锋芒毕露，很有钱钟书先生的风范。比如在硕士论文答辩时，面对着一群颇有名望的教授，他就敢于如此大言不惭：“我认为中国只有一个半建筑师，我是一个，我的老师齐康是半个。”一时间，成为了建筑界广为传播的惊人之语。这种性格，在中国是很难讨好的，最起码的遭遇就是被冷落被孤独。然而，他明白，作为建筑艺术家，需要的就是这份坐得了冷板凳的孤独。他开始自我冷藏，他一个人在西湖边踯躅，在建筑工地上徘徊，浏览，评头品足，要不就是涉猎旁门，而不谈建筑。当然，一般人是看不出他的“旁门”所藏的奥秘的：同是艺术领域的赏棋论画，博览群书，是为了帮自己打通艺术领域之间形异实通的脉络，吸取素有综合艺术的建筑艺术应有的文化内涵与艺术气韵。十月怀胎，终于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分娩了，先是苏州大学文正学院图书馆诞生了，然后是宁波博物馆等等一批引人瞩目的典型作品面世。中国建筑界开始出现了“王澍气质”的建筑艺术。获得国际普利兹克建筑奖，无非是水到渠成。

对于中国文化来说，这条如许清丽的“渠”中，流淌的是什么精神之泉呢？

是个性，就是历来被称为独立的人格，自由之思想为特征的个性。文化，不管是广义的文化还是狭义的如建筑文化，发展重要的标志，就是人的个性发展。社会活力，来自个人活力，世界上不存在没有个人活力的社会活力，也不存在没有个性而有艺术个性的艺术家。当然，更不存在人的个性得不到发展的文化强国。

所以，不管是作为艺术家的人还是作为普通平民的人，作为个人，追求的第一个目标是个性，是拒绝平庸，以人云亦云为羞耻，善于另辟蹊径去思考，并敢于向无人问津之处去冒险，追求冒着被人讥议为怪诞的创新，一旦受挫也勇于担当的人，反正，他以寻求个性的自由发展作为人生的第一要义。就是这样无以数计的自由发展的个性，铸造出灿烂的民族文化，也孕育出了包括王澍在内的一大批灿烂的为民族增光的文化群星。

无疑的，王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期望的新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就宣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个性，正是自由的真正注解，而“自由”才是个性发展的前提和土壤。所以，作为个体的人，这种展示个体的个性，在西方政治家那儿，也被捧为至宝。应该说，王澍不仅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理想，也是和当代西方人文精神契合的人。

不过，从王澍平生桀骜不驯的表现来看，却未必合乎中国人的口味。

中国人自幼接受的教育就是随众，不许特立独行，不允许有个性，父母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总是以打击个人的自信来实现的。这种摧残自信、拔羽毛的教育，从孩子起就灌输了。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听到父母斥责孩子的一句话：“就你跟大家不一样！”反过来，父母对子女最高褒奖语言是“你很乖”，“你很听话”，由此扩大到我们领导、师长对属下的评价取向，久而久之，这种抹杀个性、打击自信的言行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到20世纪后半叶，形成制度，单位领导竟可以限制有个性的人言行，名之为“内控”。以“为圣人立言”作为自己最神圣的使命，并将“中庸”奉为圭臬的精英阶层也演变成为“螺丝钉”和“驯服工具”。至今余毒尚在。可以说，王澍是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消极面下冲出来的人。

我们正在为王澍的成就思考的时候，忽然从中南大学冒出来了一个刘路。

刘路和王澍同样“破土而出”当然有其相同之处。这就是刘路同样特立独行，平时不太合群，喜欢数学，迷到一头钻进去忘记世界的程度，对其他课都心不在焉，而得了一个“小陈景润”的称号，这当然不是父母所期望的那种能够成龙的好儿子。可是，自2011年下半年起，他却开始成为名人。在一些报道中，他被描述为一个破解国际数学难题的天才，攻克了“在数理逻辑学中沉寂了20年的难题”——“西塔潘猜想”。他还受邀在芝加哥大学的数理逻辑学术会议上作报告，据说，审读他论文的美国教授就像“发现了新大陆”。三位中国科学院院士也向教育部写信，希望破格录取他为研究生，这一来，他所在的中南大学为了表示他们不是不识货的角色 ，就在今年3月20日，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宣布破格聘请刘路为正教授级研究员，并给以重奖，哪怕他只有22岁，哪怕他只是2008级本科生。

于是，与王澍大不同的现象，在中国舆论界出现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数学家，对刘路的研究工作，却不愿作出评价，只对前来采访他的媒体表示此举有些“荒唐”。 香港浸会大学数学系讲座教授、理学院院长，香港数学会理事长汤涛，也认为数学上这种水平的猜想很多，只是属于顺其自然，给点鼓励和物质奖励就可以的事，领导、院士、舆论还是不要掺和得太多为好。否则会捧杀他的。他还举出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读哈佛大学二年级时的一次经历为例。当年比尔·盖茨解决了其老师、美国科学院院士帕帕迪米特里欧教授的一道难题。这位老师极为惊讶，并与盖茨联名发表了论文。比尔·盖茨那篇论文水平并不比刘路的低，领导与舆论却没有这样大张旗鼓，当盖茨决定退学时，他的老师和舆论同样没有捶胸顿足。诸如此类，反正，这位汤先生大有比尔·盖茨之所以成为比尔·盖茨，与这种社会人文环境不无关系的味道。

同样属于天才式人物，舆论焦点为什么会如此厚此薄彼？

道理很清楚。王澍的冲出尘俗，是自觉的、有准备的；而刘路，至今处于一种自在状态中。他的迷恋数学，纯粹出于好玩（他对媒体就这么说）。在中国，这个“自觉”与“自在”相当关键。前文已经说过，中国有太多的人还不知道个性的珍贵，也不懂得如何尊重个性、培养个性。而个性鲜明的人，偏多恃才傲物，思维也往往表现为以自我为中心，而且总是显得理所当然，习以为常。多数有个性、有才华的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让旁人受了伤，结果最后受伤的却是自身。王澍知道这一缺点带来的后果，于是他选择了孤独，把自己冷藏起来，最后被国际学术界发现，从外面红了进来。

王澍和刘路，正好为我们提供特别有意义的两种解读：人，真要有所作为，有所成就，必须像王澍那样自信得有些“傲”而又懂得“幽”，懂得自我冷藏，绝对要防止做刘路。这不能怪刘路。刘路有特殊才能，但太纯朴、太天真，根本不懂得幽字的价值，不懂得处世之艰难，不懂得太多《伤仲永》的社会因素，至今还存在我们人文环境之中，除了太多不懂得如何培养个性尊重个性的人，还加上了更多地被利益驱动着把天才当筹码的人。这正是我们国家文化建设中悲哀之所在。

编辑：靳伟华 jinweihua1014@so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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