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沌乾坤”是如何造成的？

摘 要：《水浒传》在描写长江以北的时令气候、地理方位时出现了不少错误。这些错误的产生当与《水浒传》脱胎于民间说书有一定关系。受口头文学叙事惯例的影响，说《水浒传》的艺人习惯于采用程式化的韵文套语来描写气候风物，这样就难免会出现文不对题的现象。至于其地理描写的错误，则与《水浒传》“聚合式”的成书方式有关。《水浒传》的集撰者为了将各地流传的宋江故事聚合成一个有机的艺术整体，有意选择了以山东梁山的水浒故事为核心来吸聚其他地区流行的好汉故事的做法，这样就难免要做一些地理方位上的腾挪或改变，而不管其是否符合实际的地理状况。因此，对于这样一部基于口头传统、累积聚合而成的英雄传奇，似乎不宜以考证的眼光审视其气候与地理描写存在的错误，也不宜以此作为实证的材料来证明其作者是一个不懂江北气候、地理状况的南方人。

关键词：《水浒传》；时令气候；地理方位；口头叙事；“聚合式”成书

作者简介：纪德君，男，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广州大学广府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从事中国古代小说、区域文化与文学传播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古代说唱文学文献资料辑释与研究”，项目编号：16AZW006

中图分类号：I207.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6）06-0121-08

研究《水浒传》的学者，早就发现它在描写长江以北的时令气候、地理方位时出现了不少错误。例如，它竟然将林冲雪夜上梁山写成了“仲夏夜泛舟”，将河北蓟州的冬天写成了“江南的暖冬”，并且水浒好汉们还经常走错路，绕远路，如史进离开华阴县，去延安寻找师父王进，应当北上，可他竟一路向西走到千里外的甘肃渭州，宋江自山东郓城流放江西江州，已南下走了一日，居然说“我们明日此去，正从梁山泊边过”，实际上梁山泊是在郓城北边。诸如此类的错误不下数十处，以至于有人用“混沌乾坤”来形容《水浒传》所描写的时空状貌。1那么，这种“混沌乾坤”究竟是怎么造成的呢？有人认为，这是由作者不了解北方气候、地理状况导致的，他是南方人，对钱塘江一带的气候物象、地理态势的描写倒是真确的，因此他应该是“钱塘施耐庵”[1]。也有人认为，所谓《水浒传》作者对北方地理情况不熟悉的说法不能成立，因为作者的描述也有许多是正确的，其出错的地方往往是出于情节建构的需要而有意为之。[2]还有人认为，《水浒传》之所以出现地理与气候描写的错误，与《水浒传》成书的特殊性有关。《水浒传》是在民间说书的基础上形成的，基本上出于评书艺人和书会才人之手，“须知评书艺人和‘书会才人’的地理知识和气候物象知识有限，而说书艺人、书会才人，对风、花、雪、月、水、火、寺庙、宫殿建筑等等，都有一套说词，韵文，随时演说出来，而不问它们是否适合于规定情境；他们又要把不同故事编织在一起，因此《水浒》在这些方面出现错误，在所难免”[3]。不过，持此论者较少做具体的论析，因此又有人指出，“这种‘通论’对《水浒传》中许多地理态势描写的方位舛错与气候物象描写的季节颠倒，却并不适用”[4]。由此看来，学术界对如何看待《水浒传》中气候、地理描写错误的问题，尚存在较大的争议。笔者倾向于从民间说书的角度来解析这一问题，毕竟《水浒传》是从书场走向案头的，它在气候、地理描写方面出现的问题应该与说书有关。我们可以根据对说书人口头创作特点的认识，适当借鉴西方的口头程式理论，来系统地考察、阐析《水浒传》对时令气候、地理环境的描写及其存在的问题。

一、口头叙事与气候描写的失当

20世纪20—60年代，美国学者米尔曼·帕里和艾伯特·洛德师徒二人共同创立了“帕里-洛德理论”，又称“口头程式理论”。该理论指出，口头史诗的创编主要是依赖程式化的套语、话题与故事型式来进行的。[5]该理论对解读基于口头传统而形成的叙事文本具有明显的普适性和较强的阐释力，因而被称为口头诗学的“圣经”。当代阐释这一理论的美国学者约翰·迈尔斯·弗里指出，该理论“已经决定性地改变了理解所有这些传统的方式。通过帮助那些沉浸在书写和文本中的学者，使他们通过对民族和文化的宽阔谱系形成总体性认识，进而领会和欣赏其间诸多非书面样式的结构、原创力和艺术手法，口头理论已经为我们激活了去重新发现那最纵深的也是最持久的人类表达之根”[6]（前言，P5）。

《水浒传》是基于民间的口头叙事传统而形成的小说文本，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当我们借鉴“口头程式理论”来观照《水浒传》时，就会发现书中确实存在大量的植根于口头传统的程式化表达方式，它们体现的是“非书面样式的结构、原创力和艺术手法”，因而是不能简单地以“文人书面创作”的思维来阐释的。就《水浒传》中的时令气候描写而言，这些描写就多半是用程式化的套语进行的。1请看它对黄昏的描写：

山影将沉，柳阴渐没。断霞映水散红光，日暮转收生碧雾。溪边渔父归村去，野外樵夫负重回。（第三回）

山影深沉，槐阴渐没。……落日带烟生碧雾，断霞映水散红光。溪边钓叟移舟去，野外村童跨犊归。（第五回）

再看《水浒传》中散说部分对大雪天气的描写：

正是严冬天气，彤云密布，朔风渐起，却早纷纷扬扬卷下一天大雪来。（第十回）

林冲与柴大官人别后，上路行了十数日。时遇暮冬天气，彤云密布，朔风紧起，又早纷纷扬扬下着满天大雪。（第十一回）

连日朔风紧起，四下里彤云密布，又早纷纷扬扬飞下一天瑞雪来。（第二十四回）

是日北风大作，冻云低垂，飞飞扬扬，下一天大雪。（第六十五回）

上述这种程式化的韵文、套语的重复使用，在文人个体书面创作的作品中是很罕见的，但它却是口头叙事文学的惯例。在口头文学创编中，艺人往往不是靠死记硬背来驾驭其所说的故事尤其是长篇故事的，他只需要把握其所说故事的情节梗概，积累一定数量的描绘场景、环境（包括气候状况）等方面的韵文、套语，便可以在书场即兴说唱时根据人物、时空的转换灵活地套用。既然如此，《水浒传》中出现的时令气候描写，往往就不是为小说中某个具体情节“量身定做”的，而只是借用说唱领域中流行的韵文程式或陈词套语随口敷演的，因此我们不必视之为实景描绘，否则就会造成误读或曲解。

在研究《水浒传》的诗词韵语时，我们还可以不时发现《水浒传》在韵文套语的使用上与早期其他说部多有类同或重复之处。从后面表1可以看出，《水浒传》与其他说部之间，之所以会出现诗词韵语等使用的类同、重复现象，主要是由于它们都源自民间说唱传统，都经过民间说唱的孕育，都是因说书艺人相互影响，彼此取鉴，在讲说不同故事时，遇到类似的情境，就将程式化的诗词韵语拿来套用导致的。这种套用即使符合其所写情境，也难免笼统含混，有时则词不达意，甚或阴差阳错。

有鉴于此，我们再来审视《水浒传》中气候描写出现错误的主要例子，就不至于拘文牵义，坐实而论。先看《水浒传》第十一回中对雪天梁山水泊的描绘：

林冲看时，见那八百里梁山水泊，果然是个陷人去处。但见：

山排巨浪，水接遥天。乱芦攒万万队刀枪，怪树列千千层剑戟。濠边鹿角，俱将骸骨攒成；寨内碗瓢，尽使骷髅做就。剥下人皮蒙战鼓，截来头发做缰绳。……战船来往，一周回埋伏有芦花；深港停藏，四壁下窝盘多草木。断金亭上愁云起，聚义厅前杀气生。

这一整段韵文，用的就是说书艺术中常见的陈词套语，它描绘的多不是实有之景，譬如“濠边鹿角，俱将骸骨攒成；寨内碗瓢，尽使骷髅做就。剥下人皮蒙战鼓，截来头发做缰绳”，这些岂能是望中所见？因此，我们对它所写的“山排巨浪，水接遥天”，也不必较真。说书人只不过是想渲染梁山水泊的凶险、恐怖气象，所谓“断金亭上愁云起，聚义厅前杀气生”，只是他在搬用描写大江的陈词套语时有点粗枝大叶，导致其描绘不合时令。

再看《水浒传》第四十六回所写的“大闹翠屏山”，当时是冬季，可杨雄眼中的翠屏山却是：

远如蓝靛，近若翠屏。涧边老桧摩云，岩上野花映日。漫漫青草，满目尽是荒坟；袅袅白杨，回首多应乱冢。一望并无闲寺院，崔嵬好似北邙山。

这里用的依然是程式化的韵文套语，如果以为这是人物眼中所见的实景，那么除非乘飞机鸟瞰，才能进行这种全方位的扫描。实际情形，恐怕是说书人讲到了“翠屏山”，于是就在“翠屏”二字上即兴发挥，将其烂熟于胸的写山套语，随口搬用到对翠屏山的描绘上，只是他在搬用时忽视了时令。因此，我们似可不必嘲笑说书人不懂气候常识。

杨雄杀了潘巧云，与石秀赶到祝家庄，约莫是十二月底，又是天寒地冻时节，但时迁偷鸡，与店小二发生争执，结果从店里竟冲出数名“赤条条的”大汉！随后宋江攻打祝家庄，先锋李逵也是脱得“赤条条的”，抡斧冲杀。有论者就讥笑，难道他们就不怕被冻成冰棍？可实际上，“赤条条”在《水浒传》也是被反复使用的套词。请看下列例子：

只见一个胖大和尚，赤条条不着一丝，骑翻大王在床面前打。（第五回）

众人拿着火，一齐照将入来。只见供桌上赤条条地睡着一个大汉。（第十三回）

只见一个胖大和尚，脱的赤条条的，背上刺着花绣……见了杨志，就树根头绰了禅杖，跳将起来，大喝道：“兀那撮鸟，你是那里来的？”（第十七回）

这三个好汉一同花荣并小喽罗，把刘高赤条条的绑了，押回山寨来。（第三十四回）

那梢公睁着眼，道：“老爷和你耍甚鸟！……你若要吃‘馄饨’时，你三个快脱了衣裳，都赤条条地跳下江里自死！”（第三十七回）

李逵忿怒，赤条条地，拿了两截折竹篙，上岸来赶打，行贩都乱纷纷地挑了担走。……李逵回转头来看时，便是那人脱得赤条条地，匾扎起一条水裩儿，露出一身雪练也似白肉……（第三十八回）

又见十字路口茶坊楼上一个虎形黑大汉，脱得赤条条的，两只手握两把板斧，大吼一声， 却似半天起个霹雳……（第四十回）

这里李逵当先轮着板斧，赤条条地飞奔砍将入去。（第四十一回）

那贼秃……被石秀都剥了衣裳，赤条条不着一丝。（第四十五回）

只见店里赤条条地走出三五个大汉来，迳奔杨雄、石秀来。（第四十六回）

先锋李逵脱得赤条条的，挥两把夹钢板斧，火剌剌地杀向前来。（第四十七回）

由以上各例可知，当说书人描写杀人放火、打斗厮杀等场景，想要渲染一种狂放不羁、粗蛮凶悍的原始野性时，就很喜欢使用“赤条条”这个词；而这个词也确实容易在听众的脑海中唤起一种画面感，让其觉得刺激、谐谑、痛快淋漓。只是说书人在用“赤条条”这个词进行恣意渲染时，没太在意天寒地冻时其所说人物是否适合脱得“赤条条的”。因此，我们也就不必以之为据来证明《水浒传》作者不了解北方冬天的天气。

《水浒传》第五十三回还写到戴宗与李逵入蓟州二仙山去寻找公孙胜，当时也是冬日，可是他们竟然也看到了这样的景致：

青山削翠，碧岫堆云。两崖分虎踞龙蟠，四面有猿啼鹤唳。朝看云封山顶，暮观日挂林梢。流水潺湲，涧内声声鸣玉珮；飞泉瀑布，洞中隐隐奏瑶琴。若非道侣修行，定有仙翁炼药。

毫无疑问，这里的描写用的也是程式化的套语，所谓“虎踞龙蟠”、“猿啼鹤唳”、“朝看”、“暮观”云云，无外乎是为了渲染二仙山的神奇非凡，它们怎么可能是戴宗、李逵当时在山脚下见闻的实景呢？后来，两人来到罗真人的住处，又见：

半空苍翠拥芙蓉，天地风光迥不同。十里青松栖野鹤，一溪流水泛春红。疏烟白鸟长空外，玉殿琼楼罨画中。欲识真仙高隐处，便从林下觅形踪。

这些诗词韵语，显然也不是为特定的故事情节量身定做的，而是随口搬用的陈词套语。因此，对于“流水潺湲”、“飞泉瀑布”、“一溪流水泛春红”这一类的描绘，我们不必过于较真，更不宜以此嘲笑作者不了解北方冬天的季候特征。

一般说来，上述《水浒传》中这些描写时令气候出现的差错，在文人书面独创的小说中是极少见的。文人书面创作，通常都会考虑环境是否与情节吻合，节令与物象等在细节上是否有出入，这样留心推敲、斟酌，便可以尽量避免情节与气候描写脱节，细节上有舛错等毛病。例如，金圣叹在评改《水浒传》时就将上述描写时令景色的诗词韵语都删除了，并纠正了一些散文叙述时令出错的地方。《水浒传》第二十六回写武松出差归来，“去时新春天气，回来三月初头”。可实际上武松是在去年十二月离开阳谷县的，因此金圣叹将“新春”改成了“残冬”。第三十回写武松被诱进入张都监府，当时是七月初，“荏苒光阴，早过了一月之上。炎威渐退，玉露生凉，金风去暑，已及深秋”。从七月初再加一月之上，应当是八月初，不宜说是“深秋”，所以金圣叹改为“新秋”。书面评改自然可以尽量减少季候描写的舛误，但是在说书场中，说书人在讲到故事发生的季候时，往往都是利用其事先储备的一些陈词套语来顺口套用，虚应故事，是否季候颠倒，他们是不太在意的；他们在意的主要是故事本身是否精彩，能不能扣人心弦，而听众的兴奋点也是集中在听故事上。另外，现场说书又是快速推进、一遍即过的，说书人有时候说到后边，就可能忘了前边是怎么交代季候的了，或者说书人在随口渲染氛围时忽视了气候与物种的对应，从而导致前后不一致，物候描述出现反常等，这都是常有的事情。比如，书中第五十五回说到呼延灼率军讨伐梁山，说书人只是顺口交代“此时虽是冬天，却喜和暖”，但在说到“大破连环马”时，他似乎忘记这是冬季了，所以也就没考虑地面是否会上冻打滑，适不适合大摆连环马的问题了。又如第四十一回，说书人在说到宋江率众攻打无为军时，随口点出：“此时正是七月尽天气，夜凉风静，月白江清，水影山光，上下一碧。”这些套语都是平时描写月夜时用惯了的，可是他没想到既然“月尽”，夜晚哪里还会“月白江清”？这些错误多半都是程式化描写带来的问题，如果不了解口头说唱文学的创编特点，一味地把它们当作文人书面独立创作的产物来加以阐释，就难免会得出作者是南方人，对北方的气候状况一点都不了解的结论。

二、“聚合式”成书与地理描写的错位

《水浒传》在描写长江以北的地理方位时也出现了不少错误。这些错误也被有的论者拿来作为《水浒传》作者是一个不了解北方地理状况的南方人的证据。实际上，这些错误的产生多半与《水浒传》“聚合式”的成书过程与情节建构的方式等密切相关。

根据史书记载，历史上的宋江起义行踪不定，时而淮南，时而京东、河北，时而齐魏，时而楚州、海州，并转掠十郡，到过太行山、梁山泊等地。这便导致宋江故事的分地域流传，在京东的注意梁山泊，在京西的注意太行山，在两浙的注意平方腊，并且各地还各有其所喜爱的英雄，只是没有统系，存在不少地区差异。1后来有好事者开始以梁山泊分支的宋江故事为核心来拼合其他分支的宋江故事，而在拼合时又较少或难以顾及地理问题，结果便导致地理上的一些差错。例如《宣和遗事》，一面写杨志卖刀杀人，在发配途中的黄河岸边被孙立所救，同往太行山落草；一面又写晁盖等八人劫取生辰纲后，“邀约杨志等十二人，共有二十个，结为兄弟，前往太行山梁山泺去落草为寇”[7]（P33）。梁山泊地处山东，太行山位居山西，中间有黄河相隔，该书把两支故事牵合在一起时，不仅没有注意地理上的问题，也没有顾及情理，因为杨志既已在太行山落草，又与晁盖素昧平生，怎么会突然应邀再去梁山落草呢？《水浒传》的叙事者已看出这个破绽，将《宣和遗事》中押送生辰纲的马县尉换成了杨志，再抹掉了太行山之说，改写了杨志的履历，这才把情节大体理顺了。

《水浒传》前七十回依然是以“聚义梁山”为核心来建构故事情节的，因此它在聚合其他分支的好汉故事时，势必要使这些故事与梁山泊的故事发生关联，而这样一来，有时就难免要做地理方位上的腾挪或改变，而不管是否符合实际的地理状况。

例如，第三十六回写宋江自山东郓城刺配江西江州，按地理方位，江州在郓城之南，梁山泊在郓城之北，宋江去江州怎么可能“正从梁山泊边过”呢？可是，小说这样写分明是为了使此事与梁山泊发生关联，否则宋江刺配江州的事，梁山好汉如何得知？后面的故事又如何开展？至于是否合乎地理常识，这就不在叙事者考虑的范围内了。

又如，第三十九回写江州蔡九知府抓住了吟反诗的宋江，立即派戴宗到东京送信，戴宗也急于到东京找门路救宋江。从江州出发到东京，戴宗直接北上即可，根本无须途经在东京东北面的梁山泊。可叙事者为什么非要让戴宗绕路走梁山呢？究其用意，无非是要让宋江身陷囹圄之事被梁山好汉们得知，以便为江州劫法场预作伏笔。

《水浒传》中有不少类似的地理描写错误，细加分析，其实多半出于故事聚合与情节建构的需要。如第三回写史进离开华阴县史家庄，要到延安去找师父王进，本该北上，可他却向西走到千余里的甘肃渭州，这不是错得离谱吗？可是小说这样写，乃是为了把本来在民间流传的相对独立的史进故事与鲁智深故事衔接在一起。如果史进不这样走，那他就遇不到鲁智深，如果遇到不到鲁智深，就难以从史进的故事自然地转换到鲁智深的故事上来。

小说第五回写鲁智深离开山西五台山文殊院，要去河南开封大相国寺，本来一直往南走便可到达，可他却莫名其妙地走到山东青州附近的桃花村，然后再去开封，差不多走了近千里的冤枉路。为何会出现这种错误？原来鲁智深、史进等人的故事，都属于太行山分支，现在要把他们的故事牵合到山东梁山泊分支的宋江故事中来，自然就要把他们的行动路线改挪到山东境内来，由此也就不顾因此而产生的地理方位的错误了。从情节安排的角度说，鲁智深不绕路来到青州的桃花村、赤松林、瓦罐寺，就不可能遇到小霸王周通、打虎将李忠和九纹龙史进，也就不会发生大闹桃花村、火烧瓦罐寺的故事了。

小说第十六回写杨志押送生辰纲，事先对梁中书说：“今岁途中盗贼又多，甚是不好。此去东京，又无水路，都是旱路，经过的是紫金山、二龙山、桃花山、伞盖山、黄泥冈、白沙坞、野云渡、赤松林，这几处都是强人出没的去处。”据书中所写可知二龙山、桃花山和赤松林都在青州境内，黄泥冈在济州境内，都属于山东地界。而生辰纲是从河北大名府押解到河南开封府，稍有地理常识的人都知道直接从北向南直下即可，完全没必要绕道山东再去开封。可叙事者却借杨志之口把山东地界的荒山野岭都挪到了大名府去开封的路上。这显然也是因为要把原属太行山分支的杨志故事牵合进山东分支的水浒故事导致的（前文已述）。有意思的是，书中在写黄泥岗景色时竟然又说“须知此是太行山”，无意中留下了将两个不同分支的好汉故事扭合在一起的蛛丝马迹。从艺术角度看，杨志的话无非是要强调此去沿途凶险莫测，这也为此后将要发生的智取生辰纲故事设置了悬念。

小说第二十三回写武松离开河北沧州，去山东清河看望哥哥，可他居然越过清河东边，继续南下二百余里，来到阳谷。其实，这也是为了将景阳冈武松打虎故事嵌入《水浒传》所致。这个故事，元杂剧《折担儿武松打虎》等已经搬演，对塑造武松形象至关重要，所以叙事者将它嵌入了《水浒传》，却不管地理方位上是否会出现误差。

小说第三十九回写萧让、金大坚从济州出发，北上到泰安州岳庙写字、刻碑，本来无须拐向西北，路过梁山，再往东北去泰安的。小说这样写，也是为了让萧让、金大坚加入梁山泊阵营，因为他们是山寨发展急需的特殊人才，因此必须让他们绕弯路经过梁山。

小说第四十四回戴宗从梁山去蓟州，只要一路北上即可，可他在路行了三日，竟然来到了梁山正东面的沂水县界。这当然又弄错了方向。不过，戴宗如果不绕路到沂水，他又如何会遇见杨林以及在饮马川落草的邓飞、孟康和裴宣？看来，戴宗此行也是为了将身在沂水的几位好汉网入梁山泊的队伍，因此让他绕路是必要的。

小说第六十一回，卢俊义要从大名府去泰山岳庙烧香，燕青说：“这一条路去山东泰安州，正打从梁山泊边过。”可实际上泰山在河北大名府正东，梁山泊在大名府东南，泰山在梁山泊东北。按燕青所说，从大名府出发，就要往东南走到梁山泊，然后再转向东北去往泰山，这不是大转弯，绕远路吗？可是如果不让卢俊义绕远路，那么又如何使卢俊义与梁山泊发生关联，并引出卢俊义上梁山的故事呢？

这样看来，以上这些地理描写出错的例子，其实多半都是由于《水浒传》的叙事者以山东梁山泊的水浒故事为核心来聚合其他地区流传的江湖好汉故事，想方设法使它们聚集到梁山泊这个核心而导致的。这样做，从叙事建构上看，就使得本来分散在各地的好汉故事，被“逼上梁山”这根主线牵引、聚拢起来，形成了以“梁山”为情节走向的焦点叙事方式，使作品前七十回呈现出“千岩万壑赴荆门”的结构态势。明乎此，也就不必再用现实的尺度去衡量《水浒传》中的地理描写，讥嘲《水浒传》作者不懂江北的地理态势了。

至于说《水浒传》为何在写平方腊故事时涉及的地理方位描写都比较准确呢？如前文所述，平方腊属于江南分支的宋江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梁山好汉大聚义之后，与江北其他分支的宋江故事不发生关联，不存在像七十回以前北方各分支故事围绕梁山泊聚合而不得不进行“乾坤大挪移”的问题。平方腊是相对独立的叙事单元，南方的说书人如果熟悉杭州一带的地理形势，只需要按部就班地演说平方腊的过程，就不会出什么常识性的错误。当平方腊的故事与北方的梁山聚义故事拼接在一起时，就会出现前七十回地理错误较多而平方腊的地理描写基本无误的反差。但是，我们只能说平方腊故事出自于南方说书人之手。至于把南北水浒故事嫁接在一起的，究竟是不是南方人，则不好轻易断定。

总而言之，对于《水浒传》中气候、地理描写存在的错误，我们似不必做胶柱鼓瑟的理解。《水浒传》脱胎于民间说书，受口头文学创作惯例的支配，说书艺人对气候风物的描写通常是程式化的，而非特殊的、个性化的；如果认为其所写的都是实有情景，甚至以现实实况去一一比附，指出其哪些描写不合时令，那么就会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至于其地理描写的错误，也多半与《水浒传》“聚合式”的成书方式密切相关，其集撰者（不管是否为南方人）为了将各地流传的宋江故事聚合成一个有机的艺术整体，别具匠心地选择了以山东的水浒故事为核心来牵连、聚合其他分支的好汉故事的做法，为此不得不施展“乾坤大挪移”的手段，使一些好汉不约而同地绕路来到山东，经过梁山，先后加入梁山泊阵营。而从《水浒传》是“传奇”并非历史纪实的角度来说，其创作原不必拘泥于历史与现实，完全可以根据情节建构或人物塑造等需要来对其中的地理方位做闪展腾挪的安排。这一点，就连诗文创作有时也不能例外。清代王士祯曾说：“诗家惟论兴会，道里远近，不必尽合。”[8]（P10）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苏东坡写《前赤壁赋》，他难道不知所游的并非三国古战场赤壁吗？可是为了抒发思古之幽情与人生之感慨，他便有意张冠李戴，读者无须以此嘲笑他缺乏地理常识。钱锺书也曾说：“诗文风景物色，有得之当时目验者，有出于一时兴到者。出于兴到，故属凭空向壁，未宜缘木求鱼；得之目验，或因世变事迁，亦不可守株待兔。”[9]（P90）这对我们如何理解《水浒传》的气候、地理描写错误无疑也是有启迪性的。其实，不仅中国古代传奇小说存在气候、地理描写错误的问题，国外的戏剧与传奇文学等也不例外。如小说理论家伊恩·P.瓦特所指出的：“在悲剧、喜剧和传奇文学中，地点几乎象时间一样，传统地呈现出笼统、含混的状态。……莎士比亚并不注意时间和地点的界限问题。”[10]（P20—21）

因此，我们似乎不宜以考证的眼光来审视《水浒传》中出现的气候、地理描写错误，也不宜以此作为实证的材料，来证明《水浒传》的作者是一个不懂江北气候与地理状况的南方人。也许《水浒传》的写定者确为南方人，笔者也无意于否定其为南方人，而只是想指出以书中气候、地理描写的错误作为论据，其说服力显然是有限的。

参 考 文 献

[1] 马成生：《“让〈水浒传〉自己来指认”——关于〈水浒传〉的作者》，载《济宁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2] 刘华亭：《〈水浒传〉中梁山附近的地理描述》，载《济宁师专学报》1998年第5期.

[3] 陈辽：《〈水浒〉作者施耐庵之谜再解》，载《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4] 马成生：《不是“虚假”，也非“仅仅”——读〈水浒〉作者施耐庵之谜再解》，载《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5] 约翰·迈尔斯·弗里：《口头程式理论：口头传统研究概述》，载《民族文学研究》1997年第1期.

[6] 约翰·迈尔斯·弗里：《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7] 无名氏：《宣和遗事等两种》，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

[8] 赵执信：《谈龙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9] 钱锺书：《管锥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

[10] 伊恩·P.瓦特：《小说的兴起》，北京：三联书店，1992.

[责任编辑 马丽敏]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mistakes in the depiction of the climate and geographical locations in the north of the Long River in Story of the Water Margin. The reason for the mistakes is related to the story telling origin of the work. Influenced by the narrative tradition， the story teller of the novel tends to adopt formulaic verse stock to describe climate， which is incorrect sometimes. As for geographical mistake， it is related to the compilation pattern of the novel. The story is based around Liang Hill in Shandong， collecting other stories in other areas to form an artistic whole， resulting in the change or mistaken location in the novel. Therefore， this heroic legend based on the oral tradition and collection by different people is not fit for investigation with a critical eye and is not the evidence to claim the author is a southerner who knows little about northern climate and geography.

Key words： Story of the Water Margin， climate and geography， geographical location， oral narration， novel formed by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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