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粮与抗命

一

与之前的所有朝代一样，清朝并不缺乏战争，各种形式的暴动和叛乱绵亘不绝，而终清之世，规模最大、破坏最烈、影响也最巨的，毫无疑问当属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运动。洪秀全及其拜上帝会在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于广西桂平金田村起事，并于咸丰三年，即公元1853年的3月19日，攻占江苏南京，改名天京，作为太平天国首都。定都不久，太平天国就展开了大规模的西征和北伐。领导北伐的是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和地官正丞相李开芳，他们率领两万精锐，由浦口出发，穿过安徽，经由蒙城和亳州进入河南，攻克商丘，准备渡过黄河继续北上。但因没有船只，只好沿黄河南岸一路西行，直到1853年6月23日，农历五月二十二，才在汜水、巩县一带渡过黄河。

这支北伐军并没有全部过河。其中有一部兵力被清军截断，渡河无望，于是折锋南下。他们攻占开封府辖下的长葛县，然后纵兵西侵禹州，其骑兵一度直抵禹州城东关。之后又南下襄城，纵贯河南，一路杀掠去了湖北。这支太平军在流动作战之中的所作所为，比比可见于各地方志及清人笔记，《豫军纪略》亦可作为一个参考。兹不赘述。

自清朝立国以来，河南地处国之中央，一直安堵无事，所以驻防营兵一再裁减。以禹州为例：清朝建立之初，遵前明旧制，设立分巡大梁道，驻扎禹州，录标兵一百名，但在康熙元年即予大量裁撤，军器也减去很多：“大炮二十八尊，三眼枪二十八杆，俱解省讫，铅子、硝黄并革。”兵员与装备俱已有限。至道光年间，驻兵进一步减少，仅有襄城营分汛驻防禹密千总一员，外委把总一员，所有马步兵一共四十五名（据《道光禹州志》），各地驻军既已如此薄弱，又兼长年无事，暮气深重，战斗力很差，根本无法阻抗如狼似虎的大队太平军。这也是太平军之所以能够纵横冲突的重要原因。

河南巡抚陆应谷以剿防不力革职，英桂擢任。英桂，满洲正蓝旗人，晚清重臣之一。他就任河南巡抚之后，即传檄各地方，着令组建联庄会抗贼自保。既然官兵在“流寇”面前穷于应付，无法善尽保土安民的责任，让百姓开办团练对抗太平军和捻子不失为一个数全其美的办法：既不需官府操心费力，也不劳朝廷资粮助饷，解了官兵难以济事之窘困，而又使百姓得以团结起来保护自己的财富。

建立联庄会的确是个保境御敌的好策略。乡民们在官府的支持下被动员起来后，保卫乡土和自家财富之积极性不言可喻。太平军或捻子队伍再次出现时，看到的不再是四散逃命的百姓，而是整兵自卫的乡团。可以想象，对于流动作战、没有任何后勤供应的军队来说，这是多么令人头疼的事。

直接参与组建联庄会的，是地方上的乡绅和大户。中国历史上一向是皇权不下县，最低级的行政机构就是县衙，县级之下的地方则属于自治的范畴，在乡规民约和宗族制度的规范下，由民间有影响力的乡绅作领袖，承担起维持乡土秩序的责任。当官府要求各地建立联庄会时，也是由这些人出面主持组建。大户田产众多，生活富裕，当太平军、捻军或其他匪寇到来时，受损失最大的正是他们。因此可以想见，当官军无法指望时，那些大户们对于筹建地方自卫武装将会非常賣力。而在官府之外，也只有这些大户和乡绅们，才有充分的财力和影响力，去动员整个乡土社会，建立联庄会这样的自治武装。而当联庄会如愿建立起来之后，他们又理所当然地成为各地联庄会的首领。

接到巡抚的檄令后，在创痛和余悸中惊魂难定的禹州立即动手，很短时间内就在各里甲都建起了联庄会。这应该是官府与民间少有的目的与利益高度一致的事情之一，因此一切进展顺利。但是有一天，却发生了一件令新生不久的联庄会蒙羞的丑闻。

这桩丑闻是由一件不大不小的纠纷引起。紫金里有个穷人跟一个富人因为某件事产生了矛盾，去找紫金里的联庄会首领仲裁评理。大户出身的联庄会首领在仲裁时没有保持应有的公平公正，而是偏袒了富人。至于为什么偏袒，是因为被贿赂买通，基于自身利益之上的现实考虑，还是身为大户习惯性的歧视穷人，此时已难以确实考证，但是穷人被伤害，受到了不公对待却是事实的结果。事情发生之后，舆论大哗。紫金里有个叫刘化镇的人，为人正直，有侠义之风，他听到消息后愤愤不平，主动出面替这个被欺负的穷人说话，当众指责联庄会首领不公不义，欺压弱者。

这是刘化镇第一次以公众人物的面目出现在禹县的史藉上。在此之前，关于刘化镇的记录则是空白，因此关于他的家庭状况和个人履历全都不详，《豫军纪略》上也只是说他是东乡人。更多的信息来自民间传说，说他开过杂货铺，算是个小商人；或者是铁匠铺，因为职业关系而孔武有力。他为人仗义，急人之难，经常打抱不平。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刘化镇是个有意于承担社会公共责任的人。我们甚至可以推断，当官府命令组建联庄会时，刘化镇必然也曾热衷于此，甚至有意出任首领。但是由于他仅仅是个小商人，资产太少，在注重门阀资历的乡土宗法社会里，他的愿望必然无法实现。但是此时，这场发生在穷人与富人之间的矛盾冲突，为他提供了一个极佳的机会。而他也适时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在大庭广众之下严厉斥责了偏袒富人的联庄会首领。联庄会首领在他义正辞严的指责下无言以对，就辞去了首领的职位。我们可以将此理解为是这位大户良知尚存，还保有做人最起码的羞耻之心，但这同时也证明了刘化镇所具有的威望和影响力，否则，大户不可能因为他的指责而轻易辞职的。

虽然我们可以假定，像刘化镇这样热衷于公众事务的人，对于联庄会首领之职会有向往之心，但是对于那些大户来说，领导这种武装组织却未必是其所愿。因为打打杀杀的事毕竟危险，当敌军杀来时，作为抵抗武装力量的头领，无疑要比平民承担更大的政治风险，一旦被敌军打败，对方要惩罚反抗者，自己必然首当其冲，身家不保。所以，当官府下令组建联庄会，让他们自己保护自己的时候，这些大户们的确会很热心，因为这与他们的利益相关，但是让他们出任武装力量的头领，却未必是他们所愿。这也应该是紫金里的那个大户在受到刘化镇的谴责之后立即辞职的原因之一。而在此事件被广泛传播开来之后，其他里甲大户也相继辞职引退。这种大面积的大户辞职风潮，是不能简单地用意气行事来解释的，因为县境广大，各里甲大户之间未必有足够亲密的关系，使他们在其中一人遭遇打击时，出于同情或义气而与之同进退。相反，如果有足够的亲密关系，或者结有政治和利益联盟的话，他们反而会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胆敢与他们作对的刘化镇，而不是借着这个风潮纷纷辞去联庄会首领的职务。唯一的解释就是，在自己的切身利益受到损害或威胁时，这些大户们虽然在官府的支持下热心于建立武装组织自卫，但是他们却并不愿为此赌上身家性命，去做武装组织的头领。这是一种非常现实的考量与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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