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以蜇的书画研究

摘 要：邓以蛰一生对中国传统艺术尤其是书画艺术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的研究，他充分借鉴和吸收了黑格尔美学里的核心理念及其进行美学研究的方法论，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观。对邓以蛰艺术思想中的西学渊源进行梳理，可以帮助我们从整体上理解和把握邓以蛰的书画艺术思想。

关键词：邓以蜇 书画研究 黑格尔 历史辩证

邓以蛰是中国“五四”以来著名的美学家和美术史家，早年留学日本和美国，在此期间他接触了大量的西方美学理念。虽然中国传统艺术理论和书画艺术是邓以蛰一生学术研究的主要内容，但西方美学理论对他的艺术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黑格尔的美学理论对他的影响始终贯穿于他的学术生涯中。

一、邓以蛰的艺术发展观——“体”“形”“意”

黑格尔在其《美学》第三卷中对西方艺术发展理论进行了系统分析，其中关于艺术发展史的论述对邓以蛰的艺术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黑格尔认为，随着艺术的发展，物质的因素逐渐下降，精神的因素逐渐上升，艺术发展呈现出这样的规律，即艺术发展由低级到高级、由形式到内容、由简单到复杂。从具体艺术的历史进程上看，艺术是从“建筑”到“雕刻”、从“雕刻”到“绘画”、从“绘画”到“音乐”、再从“音乐”到“诗”来发展的。邓以蛰借鉴了黑格尔的这种历史分析方法，将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发展和变迁从历史形成上看作是“体”“形”“意”不断转变的过程。他指出，中国绘画越是向前发展，物质因素越少，精神和心灵的因素越多，发展到了宋元明时期，就成为心画了。

另外，黑格尔指出，西方象征时代的建筑出现在古典时代，象征时代的建筑和古典时代的雕刻也可以出现在浪漫时代。但是，这也不是绝对的，较后阶段的艺术类型也可以出现于较早的时代。邓以蛰接受了黑格尔的这些观点，具体体现在他的《画理探微》中，他指出：

若就艺术自身言，则形之出也，不能使体之艺术灭迹，因人间一日器用不绝，则物质之造作一日不能免也。山水画之兴也，亦不能使禽兽人物画消沉，因人类富于感觉之目力一日不失，则生类动静之态终为其表现之无尽藏也。{1}

除外，关于艺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黑格尔做了不少具体的论述，这些论述也深刻地影响了邓以蛰对中国山水艺术的研究与思考。例如关于艺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黑格尔指出：“建筑的美就在于这种符合目的性本身”，“通过它所有的形式使它的目的显得一目了然，而在它的这些关系的和谐配合中就把单纯的符合目的性提高到美”{2}。 黑格尔认为内容和形式是统一的，但是内容又起主导作用。他认为：“形式的缺陷总是起于内容的缺陷”，“艺术作品的表现愈优美，它的内容和思想也就具有愈深刻的内在真实”{3}。在艺术的表现形式上，黑格尔指出：“从主体的外观方面来看，把真正的客观性定成这样：使艺术家得到灵感的那种真正的内容（意蕴）不能有丝毫部分仍保留在主体的内心里，而是要完全揭示出来。”{4}

黑格尔特别强调了艺术的表现方式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艺术形式中表现是极其关键的，艺术的内容和意蕴“一方面是直接自然形态的事物，另一方面是普遍、太一、改变、转化、生长和消逝这些内心中的抽象概念”{5}。也就是说，产生真正的艺术美，需要艺术表现不仅仅是外在的、客观事物的表象，还必须表现出真正的内容（意蕴），要求艺术在表现的过程中主观和客观达到统一。他在《美学》中强调了这种主客观的关系：“精神认识到它自己的真实不在于自己渗透到躯体里；与此相反，它只有在离开外界而返回到它自己的内心世界，把外在的现实看作不能充分显现自己的实际存在时，才认识到自己的真实。”{6}这样的艺术意蕴与内涵就是艺术理性的实现。

邓以蜇用黑格尔关于内容与形式的辩证统一的分析方法分析了山水艺术意境创造过程中形与神的关系问题。从邓以蛰艺术观的历史分析可以看出，邓以蛰一方面借鉴了黑格尔对艺术进行历史分析的美学研究方法，提出了中国传统绘画艺术“体”“形”“意”的历史演变过程。同时还吸收了黑格尔关于美的对立统一辩证的分析方法，提出了“形体一致”“形意交化”等理念，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理论的发挥，提出了艺术最高境界——“理”的概念。这个理的概念就相似于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了。

二、邓以蛰艺术发展观的逻辑形成——“生动”“神”“意境”

黑格尔用其逻辑分析的方法提出了艺术与历史进程相呼应的三种逻辑发展类型，他认为艺术发展由“象征型”到“古典型”，再到“浪漫型”，同样在艺术观的逻辑形成方面，邓以蛰也提出了“生动”“神”“意境”三个阶段。

黑格尔强调：艺术发展进程中意蕴的表现是关键。他说：“纯然外在的客观形象如果缺乏真正的内容（意蕴），它就不能产生真正的艺术美。”{7}而邓以蛰在其艺术论中强调了山水艺术“得神”的重要性。他说：“生动，人之本体，若使生动能入画，必缩朝暮春秋之变动于一瞬之静然后可。得动之一瞬之静，画家谓之得神。”{8}这种“得动之一瞬之静”捕捉瞬间神韵的观点也体现在黑格尔的《美学》中。黑格尔谈论绘画艺术时说：

绘画不能像诗或音乐那样把一种情境、事件或动作表现为先后承续的变化，而是只能抓住某一顷刻。从此就可以见出一个简单的道理：情境或动作的整体或精华必须通过这一顷刻表现出来，所以画家就必须找到这样的一瞬间，其中正要过去的和正要到来的东西都凝聚在这一点上。{9}

黑格尔认为艺术之美是高于自然的，他认为：“艺术美高于自然。因为艺术美是由心灵产生和再生的美，心灵和它的产品比自然和它的现象高多少，艺术美也就比自然美高多少。”{10}邓以蛰继承了黑格尔的这一观点，认为艺术高于自然，艺术为感性之显现，非模仿性再现，艺术须抛开物质与人事之束缚与捆绑，呈现出意蕴。

正如他在《艺术家的难关》中说：“所谓艺术，是性灵的，非自然的，是人生所感得的一种绝对的境界，非自然中的变动不居的现象。”{11}邓以蜇认为中国山水艺术达到的至高境界就是气韵生动，这是山水艺术之理。

在邓以蛰看来，气韵生动的内涵至少应该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对象（宇宙、自然）的精神生命；（二）笔墨章法的形式（“发气韵于笔墨之笔”）；（三）艺术家的感情、性格、气质和修养等人格力量。{12}而黑格尔也同样有这样的论述：“精神必须是由完全实体性的东西渗透的，而且本着这种实体性的东西把自己作为知识和意识的主体表现出来。”{13}在艺术创作过程中，从材料的选择到艺术形式的表现，艺术家主体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黑格尔认为：“对于这种客观的确定了的材料，艺术家可以自由处理”，“对于他来说，一种自在自由的内容已经摆在那里，供他信手拾取，任凭他的意思去自由地再造。”{14}

同样，邓以蛰以王维作画为例进行了类似的阐述，王维作画经常不拘泥自然形式的表达，一幅画中，同时具有四季景物，桃花、杏花、芙蓉、莲花同时出现，如他的《袁安卧雪图》中有雪里的芭蕉。

为什么中国艺术家在表现艺术内蕴的过程中，能够不拘形式，超越时间与空间，精神自由往来。究其原因：

就是要使画面形象通向那个作为宇宙的本体和生命的“道“。“气”（“精”）就是“道”。“气”（“道”）是无限和有限、虚和实的统一。如果“拘于体物”（局限于描绘一个孤立的对象），就不可能做到“气韵生动”，就不可能体现“道”。只有“取之象外”，突破有限的现象，才能做到“气韵生动”，才能体现“道”，从而达到“神”“妙”的境界。{15}

三、邓以蜇的艺术方法论——论从史出、史论结合

邓以蜇的艺术研究方法论受到了黑格尔历史辩证法理论的影响，同时他又紧密联系中国艺术的创作实践与审美实际，形成了自己以史见论、史论结合的研究方法。从宏观上深刻地揭示了中国书画艺术的内在规律，揭示了中国艺术的基本特征与价值。他总结自己的研究方法时说：

古人谈艺，论与史向不分。有此，正吾之优点。分言之弊，流于穿凿失真，如今之美学流于形而上，则绘事即流于形式。影响所及，为害滋甚。{16}

具体表现在其书画研究实践中，从他早期的《国画鲁言》到后来的《中国艺术的发展》，始终贯彻着他的方法论，对中国艺术从史出发作出周详而深刻的辩证分析与历史性的阐述。

对于中国艺术的形成与发展，邓以蜇做了史论结合的辩证分析。他详细考察了中国书画发展的历史，认为艺术源于器用，之后又适应于美感以成其形体，绘画之兴是为了装饰器物，同样文字最初代结绳以记事，都与“体”紧密结合，有直接的实用目的，同时也包含着人类的审美意识。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类审美意识的发展，艺术逐渐脱离体和实用目的，成为独立的艺术形式，自由地表现情感性灵，满足人们的审美需要。邓以蛰认为中国绘画的四个时期，即商周的形体一致时期到秦汉的形体分化时期、再到汉至唐初的净形时期、最后到唐宋元明的形意交化时期，这是一个审美意识不断发展，渐渐离体、成形、见意的过程。同样的，中国书法历经了甲骨、钟鼎、篆、分、隶、行、草体的演变。甲骨文、金文、篆隶出于铭功颂德的实际需要，均讲求端庄齐整、对称均衡，呈现出形式之美；到魏晋，为了自由抒发人之性灵，出现了行草，书法逐渐减少了“体”的束缚，实现了意境之美，成就了艺术的最高境界。“这是中国书画艺术发展的基本线索，也是邓以蛰对中国书画审美发展的认识，它包含了‘体—形—意’和‘生动—神—意境（气韵）’两个相互联系、辩证统一的系统结构，这是对中国书画艺术发展独特的精辟的理论概括和科学总结。”{17}

总而言之，黑格尔的美学思想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邓以蛰的艺术思想。黑格尔把辩证发展理论应用到美学中，他强调经验观点与理念观点的统一，在观照和研究艺术发展时要联系“一般世界情况”。具体来说，我们在研究艺术的一般问题时，不要进行孤立地研究，要注意联系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还要联系政治、经济、伦理、宗教等一般社会文化内容，要将研究对象放置于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去研究。邓以蛰充分借鉴和吸收了这样的观点，在艺术研究的方法论上提出了著名的“画史即画学”的观点，建构了其史论结合的书画美学体系。

{1} 邓以蛰：《画理探微》，《邓以蛰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217页。

{2}{3}{4}{5}{6}{7}{9}{10}{13}{14} [德]黑格尔：《美学》，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61页，第93页，第368—369页，第171页，第275页，第366页，第289页，第4页，第275页，第171—172页。

{8} 邓以蛰：《六法通诠》，《邓以蛰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46页。

{11} 邓以蛰：《艺术家的难关》，《邓以蛰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3页。

{12} 王有亮：《“现代性”语境中的邓以蛰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8页。

{15} 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第222—223页。

{16} 邓以蛰：《题刘纲纪藏明刊本〈王氏画苑〉》，《邓以蛰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78页。

{17} 凤文学：《基于现代学问的书画美学——读〈邓以蛰全集〉》，《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6期。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留学经验与我国早期艺术学研究”（10YJC760070）成果

作 者：王建英，中北大学艺术学院讲师，东南大学艺术学博士，研究方向：艺术教育、艺术史。

编 辑：康慧 E？鄄mail：kanghuixx@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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