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何以分南北？

背景

南与北，本是相对而言的一组地理方位，可是，在中国，何处是“南方”，何地又是“北方”，中国人自有一套自古而来的约定俗成。细究起来，中国的南与北各自包含着特定的文化意义。许倬云认为，夏商周时整个中国是一个天下，天下没有边，也没有界线，只有向远处扩散而逐渐淡化的影响力。中原成为中央政权的基地，而又以同心圆的方式扩散其势力于各处。影响力不一定是统治的权力，而是通过文化交融而形成的一个新文化，其中包含了各种地方文化。古代中国所说的南、北，大概是中原一带为北，长江流域以南为南，这一格局，可能南北朝之后就形成了。文化上，北方奉中原文化为圭皋，南方则以江南文化为翘楚。然而，如今中国的“南方”文学，不僅有浙江、江苏这样的传统文学大省，还有经济崛起后的广东、福建等地区，那里的文学正伴随着社会发展而萌兴，特别是八九十年代台港严肃文学、电影、通俗小说进入中国大陆，深刻影响了大陆的文化发展，比邻而居的粤闽两地，或多或少有领风气之先的意思，它们的发展也逐步突破了江南作为南方主要代表的文化格局。另外，还有云南、贵州、广西等西南各地，呈现出描写边地、民族、晚发现代性等差异性文学风貌……本期“非常观察”栏目特邀鲁迅文学院李蔚超女士主持，由她邀请了相关人士，就文学意义上的南北话题各抒己见。

一

李蔚超：您心里是否认定自己是北/南方人、是一位北/南方作家？

贾平凹：从来没有想过这问题，只觉得自己是中国作家，用汉语写作。经你这么一问，我经常在西北，那就是北方人，北方作家了。

刘庆邦：北方人，北方作家。

李敬泽：我没想过这个问题。在我的认同系统里，并没有南或北这样的方位。现在，如果一定要我选择，我会觉得人生之幸福是终老南方。你梳理一下南北之别的历史渊源，我想，这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经验的塑造性影响。国民党，那基本上是一个南方政权，他们的兴起之地在广东，然后北伐。共产党大部分是南方人，但他们有深刻的北方经验，从陕北东进、南下，席卷全国。从这里隐然可以看出中国历史的一个大节奏。建国以后，集中统一的政治动员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有一个深远的后果，打破数千年根深蒂固的地方意识和地域认同。在清朝，特别是1840年以前，一个人对我是中国人没多大感觉，但他必定牢记我是江苏人或山西人，这是他的身份意识中非常重要的环节。共和国完成了这个意识的现代重构，你可能不太在意自己是哪个地方的人，但你一定清晰地意识到，我是中国人。在一开始，主要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战略考量，比如支援边疆、支援内地、支援三线建设，包括大学生的统一分配，都是国家在全国范围内配置人力资源。但它的文化后果非常深远。比如我自己，我父亲是山西人，我母亲是河北人，他们在北京上大学，毕业分配到当时的河北省会天津，我在那儿出生，然后，河北省会开始乱转，先到保定，又到石家庄，我们家也跟着转，我自己十几岁又到北京上大学，然后留在北京到现在，父母后来也调到北京。那么你说我是哪儿的人呢？身份证上写着山西芮城，我们西周春秋时也是一国，叫芮国，不过它对我来说也就是地名而已。我说这些的意思是，在地方、南北这些问题上，不能忽视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验的塑造性影响，共和国七十年，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完成了现代建构，那就是我首先是中国人。至于是中国哪个地方的人，那就因人而异，但人们很少提到的是，人力资源的全国性统一调配，造就了一批没有什么地方认同的人，比如我。中国作家特别爱谈故乡，我就很惭愧很自卑，没什么故乡可谈，我是现代羁旅之人，我之所在便是故乡。这个进程在改革开放后没有停止，相反获得了更大的速度和规模，现在配置人力的主要不是计划，是市场，人口大规模迁徙，农民工第一代还很在意他是哪里人，二代三代呢？恐怕也就和我差不多了。

胡性能：是的。我是一位南方作家，确切说，是云南作家。

朱文颖：我出生在上海，大部分时间生活在苏州。我不知道认定一个人是北方人或者南方人，是以出生地为根据？生活的地方为依据？或者源于心理感受？这第一个问题就非常有意思。因为问题本身已经确认了可能性、边界、以及拓展和想像的余地。在这里，如果最终一定要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那就是：我出生以及成长在南方，性格上我认为自己南北兼容；我不希望自己仅仅被认为是南方作家，我也不认为自己仅仅是南方作家，但在我的作品里，一定会有着南方的血脉和烙印……我不知道有没有说清楚我要表达的意思。

李 浩：我个人，对地域没有特别的强调，但从不否认地域对自己的写作有着潜在而深刻的影响。有批评家谈到“所谓个性本质上即是地域性”——虽然这句话里有它强大的片面但其合理性、概括性和针对性也不可忽略。地域的环境、人文、历史及诸多因素都会对个人和个人审美有丝丝缕缕的影响，直至影响到性格的养成。从这点上，我承认自己是一个北方作家，但同时也觉得自己骨血里有一个“南方”的存在。我甚至希望自己是南方人。

弋 舟：这个问题于我，可能意义更特殊一些。我祖籍江苏无锡，江浙之地，大约是典型意义上的“南方”，而且，这个祖籍，也并非三代之前的归属，我的父亲迄今仍是一口乡音。可是，我却出生在西安这座大约是典型意义上的“北方”城市，生于斯，长于斯，不认领一个“北方人”的标签，似乎都说不过去。在很大程度上，自小我就有着“南方人”的自我认定，这里面确乎有着某种略显矫情的孩童般的“优越感”，“南方胜于北方”的想象，至少在现代以来，的确是我们文化的一个特殊现象。然而时至今日，让我再做这样一个身份的认定，实在是很难决断了。如果非要有个答案，我倾向于自己的写作气质也许更“南方”一些？这里没有文化的优劣，只关乎个人禀赋吧。

黄咏梅：我是不折不扣的南方人，同样在写作中我也认为我是南方作家。

陈崇正：这个还是比较清晰的，我是南方人，也是南方作家。我二十多岁才到过北方，那时候第一次见识北方冬天的寒冷，就如走在冰箱里。那天晚上我在外面走了很久，街上并没有雪，但我还是走得很兴奋。不单没有雪，北方冬天晚上街上基本就没有人了，同样钟点南方的夜宵摊才刚摆开，夜生活才刚开始。说来惭愧，看见真正的雪花从天上飘下来，那是不久前在鲁院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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