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心理学若干历史发展模式的审视与省思

[摘要]关于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普遍兴起于19世纪下半叶，并构成现代意义上的心理学区别于以往的心理学的根本标志；现代西方心理学及其历史的各片段，都是尝试实现这个必然观念的偶然的历史形式。但一方面，关于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的范畴含义并非一开始就是既定的和明确的，而是心理学的历史的目的；另一方面，现代西方心理学及其历史的各片段作为追求实现这个观念的偶然形式亦非等价地有效的，它们构成了从对这个观念的异化到对这个观念的实现两个极之间的连续谱。通过考察西方心理学中若干典型的历史片段，我们得以洞察其中呈现出的普遍的历史发展模式及其对关于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的指向性意义。这是我们据以理解关于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的范畴含义的有效路径之一。

[关键词]西方心理学；历史发展模式；德国心理学史；美国心理学史；詹姆斯心理学进展

历史毕竟是由一个一个的片段相续而成的。这些片段作为具体的理论内容，是相应时代作为历史创造主体的个人的思想的实现。虽然一方面，从尚未实现的未来历史的眼光看，正是作为历史创造主体的这些个人的思想的冲动及其理论的追求，塑造着历史的现实形态及其具体道路，但另一方面，从已经实现了的过去历史的眼光看，作为历史创造主体的个人的存在及其思想，不是游离于历史之外的，而必须从属于作为历史及其片段或表象的本体论基础的它的观念。因此，必须以作为历史及其片段或表象的本体论基础的它的必然的观念与作为这个必然观念的偶然的实现形式的历史的片段或表象之间相互渗透的关系为背景，才能透彻地理解作为整体的历史及其本质，并洞察作为历史的具体环节的它的各片段之间的关系，以及在这些片段中呈现出来的具有某种普遍性的历史发展模式对于作为这些片段之本体论基础的那个历史的观念的指向性意义。

当我们以同样的历史观来观察并思考西方心理学及其历史时，我们便能够获得若没有这个历史观便难以获得的理论的洞察。为论证方便起见，我们可以首先明确地指出现代意义上的西方心理学及其历史作为整体背后的那个总的观念。这个总的观念，就是于19世纪下半叶普遍兴起的关于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从这个角度说，构成现代西方心理学的历史的各片段，如它的各种思潮或流派、它在特定历史时期呈现出的一般面貌、它的不同的文化传统以及它在心理学家个人的思想中的实现形式等，都是尝试实现关于心理学作为科学这个总观念的偶然的历史形式。当然，这一方面并不意味着，关于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就其范畴含义而言，从一开始就是既定的和明确的，相反，以具体的理论内容及其塑造的概念内涵来实现关于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恰恰是心理学的历史的目的；另一方面也不意味着，现代西方心理学及其历史的各片段，就它们对关于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的实现（的有效性）而言，在逻辑上是等价的，相反，它们构成了从对这个观念的异化到对这个观念的实现两个极之间的连续谱。

那么，如何确立关于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的范畴含义呢？又如何判定现代西方心理学及其历史的各片段作为对这个观念的偶然的实现形式的逻辑的有效性呢？这两个追问自然会在我们心中立即引起一种强烈的逻辑感和一种厚重的历史感；若要系统地回答这两个追问，必将涉及全部心理学及其与人类思维作为整体背景之间极其错综复杂的关系，不能在这里展开。但是，以这种逻辑感和历史感为背景，以上述历史观的洞察为基础，通过考察西方心理学中若干历史片段及其呈现出的普遍的历史发展模式，我们可以获得据以回答上述两个追问的一些必然的思想线索。

一、心理学在德国的发展史

无疑，众所周知，关于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以及以知识体系的形式追求实现这个观念的学术实践，普遍兴起于19世纪下半叶的德国学术界。促成这个观念之兴起的历史趋势，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其一，自然科学自近代以来在西欧的稳定的加速式的发展及其取得的成就，为人类思维提供了理想的知识形式或关于知识形式的理想。因此，任何形式的人类思维的成果作为知识，除自然科学外，包括如哲学、心理学以及关于人及其社会的思想等，都必须向科学靠拢，并获得科学的形式，进而实现为科学。其二，作为心理学母体学科的生理学，于19世纪上半叶在德国已发展成为一门渐趋成熟的实验的自然科学，正是这门科学，特别是其中关于脑、神经系统及感觉器官的神经生理学，逐步孕育了或演化为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心理学，因为那个时代的生理学家们“已经认为心灵主要等同于脑”（波林，1982，第47页）。在这个过程中，生理学将它自身作为自然科学的合法性以及在它关于心灵等同于脑的信念中蕴含的那种关于作为心理学研究对象的意识的理解方式，同时一并赠与了心理学，从而先天地既培育了心理学对自然科学的（盲目）认同，又在心理学中强化了生理学的那种对待意识的物理主义还原论的理论素朴性。这就是由冯特引导的实验的、生理的、科学的新心理学的历史起源。其三，同样是作为心理学母体学科的哲学，特别是在德国，于19世纪中叶正经历着一个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哲学的这个历史特质只有从哲学自身的历史和逻辑得到说明：一方面，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完成同时也就意味着整个（近代）哲学事业的“终结”（孙正聿，1992，第224页），因为他的体系“以最宏伟的形式概括了哲学的全部发展”（恩格斯，1972a，第216页），在他的“博大体系中，以往哲学的全部雏鸡都终于到家栖息了”（阿金，1989，第64页）；所以，另一方面，就它自身的未来而言，哲学若要获得新生，就必须超越它的近代形式的思想逻辑，同时确立一种新的、亦即它的现代形式的思想逻辑，如历史证明的那样，这构成了那个时代的哲学家们的使命。在这个过程中，结合上述第一方面的背景看，未来的哲学，不管它的实质内容将如何，但就它的形式而言，必须符合科学的要求。这就是布伦塔诺关于“科学哲学”（施太格缪勒，2000，第49页）和“真正科学的心理学”（施皮格伯格，1995，第73页）的观念的背景。——这个观念后来由他的学生胡塞尔以现象学的名义得到系统阐述（胡塞尔，1999）。而且，在布伦塔诺的思考中，这种科学的哲学就是正在兴起的、他倾力加以倡导的新心理学，因为他确信，“心理学应该是对哲学进行必要改造的适当工具，也是重建科学形而上学的适当工具”（施皮格伯格，1995，第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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