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顺一舟轻

高平百年诞辰之际，回首高平的一生，早年地学才俊，历战时而独领风骚；中年坎坷多劫，小心事人、事事，而躬耕于地质的心力却从未消减，坚守的是学识和道义。

2009年8月，高平先生100周年诞辰之际，天津蓟县地质博物馆隆重开馆。蓟县拥有由中上元古界地质剖面等景观组成的天津市第一个国家级地质公园。今天，知晓高平的人已经不多了，而他的人生足迹与著名的蓟县剖面连在一起，早已载入青史。

拂去历史的尘埃，看高平其人，堪称中国地学界一代干才；阅其一生，可敬，可叹。

求学的选择

高平(1909－1985)，名德明，以字行。浙江海宁人。

高平的家乡在海宁县南乡袁家坝。父亲在清朝末年中秀才，坐过馆，民国以后在杭州做公务员。高平自幼长在西子湖畔。自私立安定中学毕业时，高平名列前茅，尤其感兴趣于数学、物理。当时浙江省政府为了鼓励国民教育，对考入北京大学的浙籍学生每年补助64元，这更多的是表彰与荣耀。高平决心北上，1926年考入北京大学理预科。选择哪个系呢?高平徘徊不定。最终选择地质系，两人起了作用，一位是教分析化学的温宗禹，一位是地质系矿物学助教杨铎。

温宗禹早年留学美国，1919年以工科学长代理北京大学校务，高平在校时他已有相当的声誉。温宗禹顿无奈地对高平说，国内受实验设备、经费所限，搞物理、化学英雄无用武之地，连一个烧杯都要进口。在中国，数学和地质学不依托精密的仪器和设备也能出成就，这一点很要紧。

1927年暑假，高平返杭州度假，经天津搭轮船到上海时，巧遇北大助教杨铎。杨铎极力鼓动高平入地质系。他说，祖国山川是天然实验场，大有可为。学科上地质学是冷门，人才少，但施展前景广阔；其二，北大地质系师资阵容强大。开学后高平开始关注地质系的情况，结识了地质系本科三年级同乡计荣森，计给高平灌输了粗浅的地质知识。两年预科毕业，高平进了地质系。

在北京大学地质系

高平选择地质专业得益匪浅。他回忆道：“我本是一个瘦弱者，面白而无血色。一直到进了大学本科，还是坐着嫌腰酸，立着脚酸；忙的时候会感到疲累，闲的时候会感到无聊烦恼。自从习了地质，经过几次野外训练，身体慢慢地改变了，食量开始增加，体重增加。起初走平路感觉累，后来只有爬山才费劲，到后来跋山涉水可以说毫不在乎了。”

高平办事严谨，为学认真，他的前半生可谓幸运。大学期间一次平常的野外地质实习，竟让高平等人名载中国地质学史册。他写道：“1931年三年级完了的夏天，三、四年级大部同学得到地质调查所的供给旅费，赴冀东蓟县一带学习测绘地质图。我和高振西、熊永先3个人一组，费了50天工夫，除大家共同测了一幅盘山地形地质图外，还详细研究震旦纪地层。”“一个剖面，测了50多天，天天是披星戴月地在山上细细敲打，相互讨论。3个尚未毕业的学生，知识浅，经验缺，但功夫是相当深。”3年之后，3名学生都已工作。北京大学地质系高振西和地质调查所熊永先、高平的英文论文刊载于《中国地质学会志》，题目是《中国北部震旦纪地层》。这篇文章奠定了我国北方晚前寒武纪岩石地层学的基本框架，70多年来，被中外地质学家广泛引用，无数的国内外学者和地质院校学生到蓟县考察实习。高平等人最先研究的蓟县中上元古界地质剖面在世界同一类型的地层里最为标准。蓟县北部山区一个长24公里、宽0.35公里的狭长地带因此于1985年列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01年12月，天津蓟县国家地质公园建立。

蓟县历来以蓟北雄关和独乐寺古刹闻名于世，蓟县剖面竟繁育为享誉世界的地质学胜地，这是高平等3位学子最初探索和研究时无法想象的。

1931年秋，上大四的高平收到离校近一年的李四光教授的信，让助教高振西和高平那一班9名学生到庐山实习。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李四光带着他们用庐山管理局测制的最精密的1：10000地形图做地质填图。高平回忆：“他的方法，不是先测剖面分层再填图。他是先找到一层标准层——牯牛岭凝灰质砂岩，顺层追索，把构造轮廓一一绘出，即使一个小小横断层，也逃不过。这样先树立了骨架，然后再填绘其上下岩层界线，使我们琢磨和领会大比例尺填图的方法，也是我一生不能磨灭的深刻印象。”

成功的演讲

大学四年级的最后一个学期，面临就业。地质这个冷门可加入的科学机构很少。“李四光那个研究所经费有限，名额更少，不需要增加人，我的成绩又不算拔尖的，所以希望很小。”“北大地质系留校当助教，名额很少，况且上一班已留了高振西做助教。”地质调查所更是高平梦寐以求的单位，它学人聚集，学术开放，具有良好的学术声誉和社会声望，但可望不可即。“大考的时候，前途渺茫，心绪很乱。我的中学老师肖仲劫在做浙江省立第六中学校长，来电叫我去教数学。我父亲想给我介绍到杭州陆地测量局做事。亲戚朋友，谁也不了解地质系毕业该做些什么事。”

1932年毕业后，高平百无聊赖，在宿舍里枯坐，回南方还是留北平?犯难之际，听说地质调查所提供出差费，组织北京大学的学生到北平西山一带填绘1：25000地质图。高平立即报名，他和二年级同学张寿常为一组，分到妙峰山这一幅。高平在行前意识到这可能是命运的转机，势必勤勉，仔细做好。时正酷暑，“山高谷深，工作异常艰苦。除图幅西北部占图幅1／4为古生代地层，富产化石外，均为大片髫髻山系火山岩所掩复。(我们)对火山岩的调查研究没有学过，按沉积岩的办法分层叙述……”

填图做了三个星期，高平和张寿常晒得黝黑。果然不出所料，地质调查所在兵马司9号召开会议，参加填图的人“次第在讲台上报告工作结果”。高平有备而来，条分缕析，图文要点历历分明。果然，地质调查所用这种考察方法录取了高平、熊永先和陈恺。同学赵金科留校担任葛利普的助教。高平如愿以偿，长舒一口气。这时，浙江省六中拍来“请任数学，月惰九十”的电报，尽管工资比地质调查所高出许多，但高平丝毫不为所动，复电谢辞。

翁文灏、丁文江与高平

高平于1932年8月1日来到兵马司九号。首次工作是跟随刚回国的采矿工程师孙越崎到河北遵化马兰峪调查金矿。高平第一次见到金矿，他在蜂窝状的烂石英脉中采集碎样，放在饭碗里搓洗，可见金屑。高平测了一个矿区图，矿场对他的工作很满意，准备领照开采。回所之后，孙越崎对翁文灏所长夸奖高平，翁文灏喜笑颜开。翁与高不仅是上下级，且有师生之谊。1929年大学期间，地质调查所所长兼清华大学地理系主任翁文灏带领高平他们到河北下花园和宣化龙烟铁矿一带考察，翁文灏用他创立的燕山运动理论讲解鸡鸣山的逆掩断层。

高平在北大听过翁文灏的讲座，中西兼备学识广博、身材矮小干练的翁文灏很让高平钦佩。到所不久，高平返回原籍与冯朱粉结婚，后偕眷来北平。1933年夏试用期满，任调查员。所里派高平单独一人调查杭江(杭州一江山)铁路沿线煤矿，供铁路用煤之需。

高平一人出行，不敢有丝毫懈怠。当时他不满24岁，清晨出发，中午忍饿，忙到下午反不觉肚饥，天黑回驻地吃饭。连续十多天如此，患了胃病。晚年的高平回想当年说：“其他的工作都有工人干，而搞地质的本身就是工人，是骆驼，亲身去荒野调查，有吃的就多吃，没有果腹的要耐饿。”想来高平晚年罹患恶疾，与此有关。

工作直到1934年春节，国防设计委员会(后称资源委员会)秘书长兼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从南京过浙江长兴到杭州，考察长兴油苗并拟视察高平在杭州的工作。不料车过长兴，在浙江武康县境内遭遇车祸，翁文灏头部受重伤。蒋介石对翁的伤情关怀备至，组织最佳医疗阵容。翁文灏感念蒋的厚意，南京政府与知识阶层的联系也趋向和谐。

此后的3年，每逢暑期，所里便派高平带领北大地质系的学生到西山，在2.5万地形图上详细填绘地质内容。“一方面训练后进，一方面将西山地质填图扩大范围至察哈尔及山西境内，为华北最精细之地质工作。”

野外调查，风餐露宿，尤其到年节，旅店歇业，农户也不愿路人进家。一次高平下山找住宿，村民把他带到正在停灵的破庙，在庙后的破屋住下。高平夜半醒来，见一个灰色幽灵在床前转悠，壮胆一问，才知自己睡了乞丐的破床。又骇又脏的地方，谁能睡在这儿?令乞丐迷惑不已。

1935年3月，高平见到原地质调查所所长、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丁文江，受广东省建设厅委托，丁文江通过翁文灏邀请地质调查所谭锡畴和高平赴广东调查云浮县沼铁矿和紫金县磁铁矿。早已耳闻丁先生欧化很深，果然名不虚传。谭、高二人由北平至宁、沪、穗，一路由丁文江安排，乘外轮一等舱，住头等旅店。当地对专家十分尊重，接待细致周到。这让习惯于筚路蓝缕野外奔波的高平惊奇不已。高平悟到，工作有苦有乐，人生可高可低，受宠不惊，受辱不馁，为学人志士崇尚的境界。

战时的卓越成就

1934年秋，所里派高平和中央大学地质系刚毕业的徐克勤到江西调查地质，由此开始了他的江西10年，也是他人生最辉煌的10年。1935年9月，高平与徐克勤到江西西部调查南昌、新建、高安等15个县的地质矿产，历时半年，填绘地质图2.6万平方公里。其间地质调查所由北平迁往南京。1936年高平升任技士，又与徐克勤到赣南7个月，足迹遍及赣南、赣西南18县，填绘地质图3.2万平方公里。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地质调查所的工作仍继续开展。高平奉命偕刚毕业的赵家骧到江西东部调查地质，从铅山县开始，走遍金溪、资溪至南城，此时得知宁、杭相继沦陷，与所及家人均失去联系，焦急万分。后终于接到家中来电，告知已举家逃难到建德。高平日夜兼程往聚。此时南京户部街的家遭轰炸，高平的家当尤其是积攒的书籍资料和笔记付之一炬，让高平痛惜不已。1938年初，高平将全家老少18口安顿到江西吉安，回南城继续工作。途中在广昌接到所长黄汲清来电，“谓本所技正尹赞勋接长江西省地质调查所，我被调任为该所技正。”

江西省地质矿业调查所成立于1928年，仅做过少量的煤田地质和局部地质矿产调查。1937年更名为江西省地质调查所。随着尹赞勋、高平等人的加入，面貌为之改观。1939年夏，尹赞勋调往四川的经济部地质调查所，高平代理所长，从此领导江西地质调查所4年多。为加强后方急需矿产的调查，长江一带各大矿的部分人员和机器撤往赣境，江西急切寻找适当煤田，以图迅速开发，同时做铁矿和金矿的探采，锰矿的采炼，完成20吨化铁炉的厂址和原料采选等设计。从此江西省的工矿事业开始建立。

为保障战时急需，当时矿产勘查特别注意开发内地的富源。蒋介石在1940年曾表示：采金、收金不必计成本。高平任所长后被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聘为研究员，课题是在江西地质填图中加强构造体系的研究，寻找“山”字型构造；同时高平接受经济部采金局的委托，成立江西省金矿探勘队，兼任队长，技术人员全部由江西地质调查所的人员兼任。采金局下拨的经费大大超过所里的财政拨款。高平延揽人才，增添设备，从乐平、雩都、瑞金三个点开始，探、采并进。他们从红层底部的砾岩开掘，顺层寻找。凡是红层覆盖于变质岩之上的，其底砾岩一般都蕴藏有丰富的砂金。高平晚年回忆：“从砂金到脉金，从河床到两岸，采金数百两。成绩是好的，受到嘉奖。1941年底采金局另设江西金矿厂，接收我队探采任务(成果)，每月补助江西地质调查所三千元。”

学者出身的科学机构主持人一般长于学术研究和科研领导，对生产活动的管理能力相对不足。江西金矿从勘探、采、选、冶炼，直到金条送进银行，高平组织和亲历了全部过程，充分显示了他高超的专业素养、领导才能和调节各方面关系的能力。高平抓住半壁偏安、金矿开发补充经费的时机，既支援国家急需，又将因经费短缺难以出版的江西地质矿产资料汇集付梓。高平主持出版了7期《江西省地质调查所地质汇刊》，编印的9幅江西1：20万地质图为全国该比例尺地质图之发端，同时编印一册《江西地质矿产图表》，颇受后方建设部门的重视。高平派出两拨人马，一队据已有资料编制1：100万地质图，另一队回应战时需求，调查煤、锰、铁及非金属矿产，同时填补地区资料空白，迅速补充于室内编图。1：100T江西地质图于1941年底完成，虽因战时条件所限，内容和印刷都不够理想，但了却了高平一大心愿。高平深深感到，国家的强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钢铁工业的发展，而钢铁原料又是重中之重。1941年，他综述赣境煤、铁矿的分布，地质构造和矿产开采现状，发表《江西之钢铁原料》于《资源委员会季刊》第1卷第1期。老部下的工作再次引起资源委员会主任翁文灏的注意。

高平执掌江西地质调查所时期，该所的区域地质调查、矿产勘查以及矿床学研究等在全国各个省所名列前茅，其原因有二：由于战争袭扰，两广地质调查所迁往云南、粤北坪石，经济部地质调查所迁往长沙、重庆北碚，地质队伍有战时重新组合的机缘。两广所的陈国达、莫柱荪，地质调查所的盛莘夫、侯光炯、熊毅、席承藩、南延宗以及严坤元等人相继来所，使得江西所的技术力量极一时之盛。这与高平求贤若渴、各尽其用的胸怀密不可分。二是高平因势利导，把勘探成果迅速转变为生产力，直接经办矿产开发，使科研经费较为充裕，人心稳定。

1943年秋，李四光和孙殿卿来江西验证并寻找“山”字型构造，高平陪同去野外勘测。李四光颇有收获，兴之

所至，约福建省地质土壤调查所高振西在长汀会合，同赴闽西考查。当时厦门大学迁到长汀，校长萨本栋与李是多年好友，曾一同执教于北京大学。萨本栋当下留住李四光和3位年轻人，“声言大学师生水荒严重，一定要我们找到水源，才能放行。李先生挠头无策，我们3个年轻人只能硬着头皮去踏勘。那儿一片花岗岩，无地下水可能，只看到一些小规模水潭潭，久晴则干。想到花岗岩风化带较深，选择地形，掘坑蓄水。这样才勉强脱身。”由这件事，高平开始重视水文地质学。建国以后白云鄂博的挖潭蓄水，负责贵阳阿哈水库工程地质勘查，都是他开始于此的学术积累。

出国考察的波折

1943年10月，翁文灏提出派高平以江西省地质调查所所长的身份去美国，目的有两个：一是考察美国各州立地质调查所的工作现状、计划及实施情况；二是考察美国的钢铁工业，主要是钢铁原料一炼焦煤、铁矿的勘查与开采以及矿山的地质条件等。

1943年底，高平举家离赣赴渝，准备出国事宜。原以为很快便能成行，不料事情繁杂：首先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办的中央训练团受训，接受军事训练，填写多种表格，入国民党，入励志社。这本是当时公派出国的必办手续，高平并未在意，后来也未介入任何活动。不想建国以后，这便成了一个“柄”，平时悬于头上，须臾之间即可被人抓住。此为后话。

1944年初受训结束，听说出国全部停止，高平只好回到北碚地质调查所，兼任该所技正，工资仍由江西地质调查所发。江西工资低，随着法币跌价，物价急速上涨，江西汇来三个月的工资、米贴，在重庆还买不到三斗米。高平找到资源委员会副主任钱昌照，寻差事以补家用。钱一口答应，委任高平为该委员会专员，每月发米一担。1944年秋，高平迁眷属到北碚，工作再度安定。他协助黄汲清编制1：300万中国地质图。难得在战时能够安静地博览国内外各种地学书刊和资料，高平如鱼得水。他参加关于地层对比、区域构造的各种讨论，以他10多年，特别是江西10年丰富的野外资料，对南方地区的地质情况加以论证。高平感到学术水平大有提升，精神愉悦，出国一事完全置诸脑后。

1945年2月，翁文灏到所视察，见到正在编图的高平，十分诧异：“你还在画图?没接到通知?”翁文灏让高平马上到重庆办理赴美手续。经济部同批出国7人，高平只认识最年长的胡博渊。在美国的一年多，除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地质系考察两个多月外，高平“跑遍了美国34个州的煤矿和铁矿，参观了3个大的钢铁厂，同时在几个地质调查所和大学地质系去访问研究他们对于工作的方法和教育的方法。”高平的考察内容不仅是国内地质界关注的美国地质学科发展与研究现状，他更偏重于美国钢铁工业，如矿山、原料、出产甚至包括成品销路的一条龙情况。这是翁文灏对高平的特殊安排。

重回兵马司九号

1946年5月高平回国，正值国内各机构复员，一片纷乱。翁文灏已无暇顾及高平的安置。资源委员会中国石油有限公司聘请高平任台湾石油探勘处处长。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李春昱与高平谈话，请他担任北平分所所长，整理日本人在华北、东北所做的地质工作，着重调查北方的钢铁原料。高平于1946年7月底启程北上，又回到十几年前工作的地方——兵马司胡同九号。

战后的北平分所很快恢复了新生代研究室、图书馆，人员就位。高平注重文献的收集，组织对接收的大量日文地质矿产调查和开采资料进行分类和研究。这些资料对日后的工作规划，如白云鄂博铁矿、大同煤矿的勘探开发起了重要作用。

战局动荡，难于开展野外工作，但分所还是进行了北京西山地层地质、门头沟和江西的煤矿调查，还对白云鄂博铁矿、大青山、鄂尔多斯、中天山周边煤矿以及新疆鄯善油矿做了调研，认为这些矿产地值得深入工作。这些认识在建国以后的地质工作中都得到了证实。

1947年秋，高平带领杨杰、王嘉荫和宋鸿年赴绥远调查地质，遇匪遭劫，衣服、皮鞋、眼镜都被掳去。当局很快破案。杨、王二人因此折返。高平偕宋鸿年继续到百灵庙白云鄂博铁矿、大青山、伊克昭盟的煤田和包尔腾山的石棉云母矿调查。临回北平时，绥远省政府主席董其武赠二人毛毯，以表歉意。60多年倏忽而过，今年86岁的宋鸿年先生和高平的家人得知兵马司九号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特意捐出那两条毛毯，供日后展陈。

1949年2月北平解放。北平分所的仪器、资料完整移交。同年6月，叶剑英、张友渔签署聘书，“聘高平为北平市计划委员会顾问”。1950年，高平任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委员，不久任矿产地质勘探局工程地质处处长。高平和同事调动几部旧钻机，开展了内蒙白云鄂博铁矿的勘探工作，坚持在零下40度不停工。200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刘东生院士在给笔者的信中回忆：“20世纪50年代初，我在兵马司九号高平所长办公室接受任务去东北调查。”1950年，高平奉命领导对北京官厅水库的地质勘察和钻探，新中国的工程地质队伍逐渐发展起来。高平参加和领导了甘肃刘家峡水库、治准工程和武汉长江大桥桥基的地质勘察。1952年，高平任地质部筹备处地质组副组长。

然而，高平的经历已经与政治的卯榫难以契合。次年，他从地质部调到北京地质学院任教，讲授普通地质学。有件事很能反映高平当时的处境。一次课后，公安部门的人来找他。一进门，那人拍着桌子吼：“官厅水库漏水了!你要负责的!”高平一愣，问道：“是库底漏?还是库壁漏?如果是库底漏那是我的责任，我负责。”来人马上缓和了。原来是库壁漏水。

热爱地质工作且忍辱负重，是高平转到教学岗位的写照。他以教研组的名义编写了普通地质学、工程地质学等讲义。高平有丰富的人生和野外实践经历。教学中，他不拘于书本，讲课深入浅出、形象生动，赢得学生的尊敬和好评。

与夫人和家人

1957年以前，北京地质学院32人的普通地质教研室办了一个《火山报》。反右派运动以后，教研室有一半的人因这张报纸成了右派。而从未参加过这个报活动的高平在反右高潮时正带着800多人的太行山实习队出野外，没有任何“右派言论”。他已经怕了，怕参加任何会议。地质部何长工副部长不只一次要他参加部里的座谈会，高平从未出席。正所谓在劫难逃，教研室曾开过一个肃反的平反会，领导一定要高平发言，高平说了一句实话：“希望今后有证据再开斗争会，否则会伤了知识分子的心。”好了，右派。

高平的夫人冯朱粉，字紫雯，上海同德助产学校毕业。抗战以前冯朱粉一直在杭州工作，侍奉公婆。随所以后，据寿振字回忆：“他们婚后几十年，始终亲亲热热地像一对新婚夫妻，我们常常和他们开玩笑。”高平夫妇育有一子三女。1958年，困为右派的高平

调往贵州工业学校(现贵州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不久浮夸风肆虐，政治的重压加上饥肠辘辘，高平又老又瘦。冯朱粉千方百计兑换全国粮票寄往贵阳。高平见粮票面值纷杂，知道积攒艰难，信又常被偷去，说什么也不让家里寄了。一次，冯朱粉将从家人嘴里抠出来的面粉用油炸了面果，装饼干简寄给高平，可邮局不收寄。冯朱粉回到家，大哭一场。

1965年，北京提出疏散人口。冯朱粉高兴地调到贵阳，家也搬去了。“文化大革命”时高平被关进“牛棚”。身上有伤痛，难友们互相擦松节油。高平嘱咐说，不要告诉冯朱粉，怕她难过。高平一再说，妻子在哪哪是家，倘无这个家，“文革”何以活过?

1966年，次女燕珠利用红卫兵大串联从北京去贵阳看望父母。到了贵州工学院，不敢提父亲的名字，只说是冯朱粉的女儿。她小心地问起父亲的情况，人说“没问题，他没事。”在黑暗杂乱的筒子间，燕珠见到父母。她扑到父亲的怀里强忍眼泪说：“带我来的老师说你没有问题的。”一句话，让刚刚受批斗回来的高平十分感激。

高平一生中受的屈辱很多，但很少埋怨。他和子女讲的，多是苦涩人生里的甘甜。刚到贵阳，人生地不熟，孙恭顺带他熟悉地方，饿肚子领着他去山上摘野果子；“文化大革命”勒令限时搬家，别人不敢帮忙，孙先生不怕株连，帮着搬家；停水时，卿亭杰不顾病体，挑来水……高平有一件事内疚在心：“文革”之初，大字报铺天盖地。晚上，高平去看批判自己的大字报，见到地质系的一位女老师也在看。高平怕牵连她，没敢讲话。当晚，那个女老师自杀了。高平真后悔：“安慰她，说一句‘没什么了不起的’，她就不会死。我是‘死老虎’了，而她没有经受过，顶不住了，还丢下了一个年幼的女儿，唉……”

燕珠下黑龙江北大荒兵团八年，高平无力调女儿回城。幼女燕新设法把姐姐调到贵阳郊区的农场子弟学校教书。高平高兴得很：“教书好，我们都是教师了!”学校离家有十几公里的山路，没有公路，不通汽车。高平陪女儿走了几趟，才让女儿自己骑车。1977年初，贵阳下大雪，路面雨雪冻冰，当地人称“桐油路”。还去不去学校了?高平说：“要去，孩子们都等着你怎么办?你要对他们负责的。”高平蹲在地上，用草绳给女儿绑鞋子，防滑。女儿一步一滑，走了3个多小时来到学校。学校里静悄悄的，停课了。燕珠很是委屈。事隔多年，回想起来仍令人感慨：一位历尽坎坷的老知识分子，如此老实、敬业，痴心不改!

1977年恢复高考，一开始有年龄限制，“老高三”的燕珠30岁了，不能参加高考。一天，68岁的高平骑着一辆借来的破车，气喘吁吁地到学校找燕珠，说高考的年龄放宽了，可以报名了。天下一颗老父心!燕珠终于进了大学的课堂，遂了高平的心愿。

临终说出了心底的话

女儿上大学是高平脱离磨难的开端。1978年，高平一年带学生野外实习4次。多年来，高平对贵州的地层和岩溶地质颇有研究。下溶洞，爬高山，结合教学实践，他编写了贵州省第一份喀斯特研究报告，指导独山岩溶地热科研。在贵阳附近6个喀斯特不整合、贵州深部岩溶与浅部岩溶的划分、古生界与中生界的划分、火山喷溢岩能否作为层状岩体等问题上不断提出新见解。

1979年右派平反，高平兼职贵州省科学院院长。省科学院想调他当专职院长，高平写了申述报告，希望留在教育部门当他的教授。

贵州工学院成立职称评定委员会，未设主任，高平任副主任。这是一个得罪人的事，一时家里人来人往。高平尽职尽责。燕珠看见一位评上职称的老师提着东西来感谢他，高平把他推出去：“我没帮什么忙。这是你该得的。”或荣或辱，高平不失君子之风。

临终前，高平反复吃力地说：“没有丁文江，没有翁文灏，就没有中国的地质事业。”这是一位地质前辈师承身授，集50多年的亲身实践，埋在心底而长期不敢说的话，直到自知不治才说与家人。历史毕竟是公正的。今天，丁文江、翁文灏开创中国地质学的历史地位已经得到社会的承认与彰显。

高平百年诞辰之际，回首高平的一生，早年地学才俊，历战时而独领风骚；中年坎坷多劫，小心事人、事事，而躬耕于地质的心力却从未消减，坚守的是学识和道义。愿此文告慰于先者，留感念于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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