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源探宝路,拳拳赤子心

他从事地质教育事业近60年，培养了大批高层次地矿人才。获国家级和省部级科技奖励20项，1997年获第五届李四光地质科学奖，1999年获北京市“五一”劳动奖章，2007年当选为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

站在屋顶，如果你在浏览城市繁华景象的同时，还想呼吸一下来自身边的草木的清香，那么，屋顶种植是一件很有必要的事。

说到屋顶种植，很多人脑海里会浮现一幅美不胜收的画面：绿色植物的沁人心脾，鲜花的姹紫嫣红，农作物果实飘荡的芬芳……的确，在钢筋水泥为主要建筑内容、PM2.5污染频频来访的城市里，人们对生态文明、对优美环境从未像今天这样充满渴盼。

谭天鹰是北京屋顶绿化协会会长，原北京市人民政府首都绿委办公室副主任、绿化管理高级经济师。北京屋顶绿化协会作为全国第一家屋顶绿化行业的社团组织，自2005年筹办到2006年3月12日正式成立以来，一直在为推进屋顶绿化做着不懈的努力。

谭天鹰表示，所谓屋顶绿化，是在包括屋顶、墙面、阳台和露台在内的一切离开地面自然土壤的建筑物表面上所进行的绿化。这项早已在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得到很好发展的事业在我国刚刚起步。

“眼下城市化进程迅猛，国家相关部门亮出了必须坚守18亿亩基本农田底线的‘黄牌’，在城乡一体化发展中，城市的屋顶已被有识之士视为城市农业化有待开发利用的空间资源。”谭天鹰这样表示。

谭天鹰掰着指头算了算说，粗略估算全国建筑屋面可利用空间范围约占2亿亩地，是一个有惊人开发潜力的空间资源。在这个空间搞特色农业种植，除景观和生态效益、病虫害及人为毁坏会少于地面等同屋顶绿化一样外，还可以缓冲粮食、蔬菜个性化供应相对紧张的情况；因为近身劳作，可以创建精耕细作的都市小园艺；可以吸引人上房登顶，缓解城市市政交通人流压力，其环境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都是可见的。

实践已经证明，屋顶绿化是提升城市生态质量和园林环境建设水平的重要步骤。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市住房与城乡建设委员会已经把屋顶绿化列入“十一五”绿色建筑的创新技术之一：“推进屋顶绿化、立体绿化，研究适应北京的小区植物的选择和匹配，开发功能性植物”；同时市政府把屋顶绿化列入了控制大气污染的措施和城镇绿荫工程之一，新颁布的《北京市绿化条例》又明确提出了屋顶绿化，公民认建绿化屋顶可抵顶义务植树法定责任。

作为北京屋顶绿化协会会长，谭天鹰当前致力的主要目标和任务，一是加强行业自律，提高社会认知与诚信度，做好年检和会员证业绩登录；二是本着建设发展和巩固完善提高两手抓的原则，规范技术，严把质量关，力争让每一个屋顶绿化工程都成为样板示范工程，为扩展屋顶绿化打下坚实基础。三是努力摸索实践发展中的规律，协助政府职能部门稳步推进屋顶绿化工作，把这项防治城市荒漠化、造福人民的环保公益事业办的越来越好。

“农村城市化、城市农业化的浪潮兴起，无论从自然生态角度，还是社会、经济、人文角度讲，屋顶种植不仅必要，而且可行，应当只争朝夕。建设生态文明、美丽中国每一个人都有责任。”谭天鹰站在生态环境建设、社会创新发展的高度，表示了自己的见解。

套上笨重的胶鞋，下到几百米深的矿井，沿着曲折的巷道察看，对于翟裕生来说，平常得如一日三餐。矿上的工人们常常暗暗吃惊：那上上下下数不清的台阶和铺满碎石的陡坡，他也能走！

在矿坑中发现新的地质现象，翟裕生新奇、兴奋得像找到了宝贝，很多时候要被身边的学生提醒：老师，我们已经走了几个小时，该上去了。

不久前，翟裕生刚刚度过80岁生日。但他对地学的探索一如既往地保持着年轻人般的活力和激情。

奠基矿田构造学

翟裕生率先提出的“成矿系统及演化论”，将传统的矿床研究提高到地球系统科学层次，成为我国当前成矿学研究的主导理论之一。

翟裕生与矿床研究结缘要追溯到1952年。这一年，他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来到新成立的北京地质学院矿床教研室任助教，当时教研室拥有冯景兰、袁见齐、张炳熹等著名教授（后来都当选学部委员），教授们严谨宽容的学术思想让年轻的翟裕生受益匪浅。

期间，他曾随前苏联专家学习，并一同去野外协助指导研究生，先后调查了华南、华北的十多个金属矿山。他的研究生论文对河北大庙斜长岩及钒钛磁铁矿矿床成因进行了探讨，被认为填补了我国斜长岩类及钒钛磁铁矿矿床研究的空白，一直被同行所采用。

后来他在张炳熹先生的领导下，参加组织了湘、赣、闽、浙四省金属成矿规律研究，在广泛找矿、矿点检查和重点矿区研究的基础上，共同提出了构造—成岩—成矿带的概念，这项研究被评为20世纪60年代区域成矿研究的重大成果。

矿田构造学是一门兼有矿床学和构造地质学的理论基础，对找矿、勘探和采矿都有重要应用价值的分支学科。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前苏联专家来华讲授新课程协议突然中断，翟裕生“临危”受命讲授“矿田构造学”新课。为此，他深入东北、华南一批老矿山研究构造控矿作用，搜集典型实例。在此基础上，又系统参照对比前苏联和欧美同行的矿田构造文献，写出了讲稿，并于1961年率先开出了“矿田构造学”课。

在教学中，他发现，前苏联和欧美的矿床矿田构造研究，多只探讨成矿的构造控制，而与其他因素的联系注意不够。根据观测，他认为构造不是孤立地起控矿作用，而是在与其他因素的结合中起作用。因此，在1979年他提出了控矿构造研究与矿床成因研究相结合的思路。著名地质学家黄汲清在1982年全国地质学会议的总结报告中肯定了这一论点，认为这是“矿田构造研究的方向”。一位日本教授在日刊《地质新闻》1986年4月号上将翟裕生的相关论文译成日文，并指出，中国的矿田构造研究已走在前列，日本学者应该认真借鉴。

进入21世纪，伴随地球系统科学的兴起，翟裕生在长期对成矿系列研究的基础上，率先提出“成矿系统及演化论”，提出地球系统—成矿系统—勘查系统三结合的研究思路，将传统的矿床研究提高到地球系统科学层次，起到了先导作用，在成矿学研究领域也有重要的创新意义，成矿系统理论已经成为我国当前成矿学研究的主导理论之一。

永葆赤子之心

“地质科学的实验室在高山、平原、盆地、海洋、油田和矿山，野外就是我们的实验室。”

10年前，70岁的翟裕生写下“勤奋学习真诚奉献”以自勉。

在80岁生日庆祝会上，他又讲到了“深深感恩，努力回报”。他说，“自己赶上了一个伟大的时代，是时代孕育了我、培养了我”。

翟裕生1930年生于河北省农村。1937年他们举家迁至天津。经历了生存与求学的艰辛，使他刻苦学习，渴求光明。

在河北省立天津中学读书时，语文老师裴学海先生以“裕慰苍生”为立意，为翟裕生取字曰“慰苍”，希望他以天下为公，以社会责任为己任，“这对我的人生目标产生了深刻影响”，翟裕生回忆道。1948年9月，翟裕生考入了北京大学地质学系。在离开中学之际，他写下“永葆赤子之心”，以表达心志。

翟裕生说，他一生中最难忘的事就是1949年10月1日的新中国成立庆典。那天，他作为北大派出的纠察队员，在东三座门旁亲眼看到了天安门城楼上的人民领袖毛主席，看到了朱德总司令驱车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那一夜，他激动得没能入睡。3个月后，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半个多世纪后，翟裕生在总结科研心得时，将兴趣与责任作为从事科研的动力，摆在了第一位。他说，仅有兴趣还不够，我是党员教师，组织上要求我研究好矿床学，教好矿床学，这是我的职业，也是社会给我的责任。

在“十年动乱”的特殊环境里，翟裕生和陈毓川、李文达等同志顶着压力，共同组织了“宁芜火山岩区铁铜成矿规律和找矿方向”的研究项目，经过深入研究，共同建立了玢岩铁矿成矿模式。这个创新成果，获得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

1990年，60岁的翟裕生辞去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职务。从此，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科研和教学工作之中。有人统计，从1990年到1999年，以他为主连续出版《成矿系列研究》、《大型构造与超大型矿床》等专著、教材7部，参加主编文集两本，发表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76篇（部），这占了他研究成果的一半。今天，翟裕生依然活跃在地学探索第一线，一年中参加野外考察和学术活动的时间超过了一半。

回首往事，他诚恳地讲道，自己是做了些工作，但贡献不多，进步不快，与人民的培养和期望相比，感到“社会给予的多，自己付出的少”而心有不安。

地质科学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科学。为了得到第一手资料，翟裕生经常出野外、下矿井。“地质科学的实验室在高山、平原、盆地、海洋、油田和矿山，野外就是我们的实验室。”翟裕生说，进行地学探索付出的不仅是体力、智力，有时甚至要冒险。

1950年，在北大地质系读书的翟裕生在马杏垣教授的带领下完成了第一幅1∶5万地质图——北京密云县镇罗营幅。他的大学同学陶世龙回忆说，为了完成这项工作，同学们在野外工作了两个多月。早上出发，下午背着沉重的岩石标本回来。离结束还有10多天的时候，要翻越一个山垭，翟裕生突然滑倒，左臂正碰在一块大石上，骨折了，但表面看不出来。他自己将手腕接上按住，大家帮他包扎起来，用水壶带吊着左臂继续野外工作。过几天不疼了，拆开绷带一看，手腕没回到原来的位置，而且不能活动了。到了医院一检查，错位的伤口居然愈合了，所幸开刀后恢复正常，但落下了一个长长的伤痕。

人常云：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翟裕生结合自己的经历把这句话改成了：入虎穴、得虎子。他风趣地解释说，可能第一次入虎穴，母老虎带着小老虎出去猎食了；第二次母老虎、公老虎都在，把你抓伤了。经历一两次的困难和挫折，未必会接触到科学的核心问题，要反复、锲而不舍地不断地克服困难，才有可能“登堂入室”，得到科学上的“虎子”。

上世纪60年代，为了能够率先开出“矿田构造学”课，翟裕生只身来到东北的老矿山调查。坑道低矮，有的地方高不到1米，身高一米八的翟裕生就爬着过去。不仅如此，还要冒着塌方、滚石的危险。事先有人提醒他，到了坑道后，跟采场工人打个招呼。可是看到“好现象”，他就忘记了提醒。一次，翟裕生刚刚走过一个溜矿口两三米远，大块的矿石就溜了下来。

长江中下游地区是翟裕生的科研基地，多年来他和他的科研集体都是冒着7、8月的高温进行野外作业。在烈日下，观测矿体的产状结构、采样、填图，一丝不苟。

有学生统计，几十年来翟裕生考察的国内外大中型矿床就有200多个。“有时因为太投入，或者因为粗心，曾经遇到一些危险，但我不断地记取经验教训，终究越过不少艰险。”翟裕生说，实践的确比较艰苦，但时间长了，也习惯了，而且是乐在其中。

服务经济发展

“矿床学研究不仅要查明矿床成因，更重要的是掌握成矿规律指导找矿工作。”

江西冷水坑矿田是江西省地矿局912大队20世纪80年代后期发现的一处银铅锌特大型矿床，但此后10年时间里囿于传统理论，找矿工作进展不大。

翟裕生在实地察看后，结合冷水坑矿田地层、岩浆岩、构造等地质特征及其他找矿信息等，指导建立了“冷水坑矿田成矿模式”。他提出，冷水坑矿区工作程度已经很高，应该向外围扩展，而区内的区域地质构造位置、构造岩石特征及控矿因素等则显示在矿田外围具备找大矿的地质条件，因此应当拓展找矿思路，进行深边部和外围地段找矿探索。

在这一新思路的指导下，912大队在该矿田外围发现并探明了小源矿区这一厚度较大、品位较高的层控叠生型银铅锌矿床，已达大型矿床的规模。

近年来，我国危机矿山日益增多，开展深部找矿已迫在眉睫。翟裕生多次向地勘一线的地质工作者介绍自己的成果，帮助他们开拓找矿思路、提高找矿效果。

20世纪90年代末期，他们研究组与山东招远的夏甸金矿合作，用成矿系统研究思路，摸清了矿体特征，采用地、物、化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了深部找矿，找矿空间从地下300多米拓展到了地下800多米，经过矿山利用坑道和钻孔验证，新增金储量20多吨，使本已接近闭坑年限的夏甸金矿延长服务18年，并从小型矿山步入大型黄金矿山行列。进入新世纪，他又受邀对山东招金集团的多个矿区进行系统的地质研究，在他的指导下，又扩大了谢家沟金矿床的储量规模，作为大河金矿的接替矿山……

“矿床学研究不仅要查明矿床成因，更重要的是掌握成矿规律指导找矿工作。”在长期科研工作中，翟裕生坚持科学研究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的理念，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

如今，翟裕生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培养人才上。他的学术品格影响了一批又一批学子。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授赵永鑫，是翟裕生带的第一位博士生。在研究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姑山铁矿时，赵永鑫的研究观点与老师不一样，迟迟没有把论文拿出来。翟裕生看了论文后，认为赵永鑫能够独立思考，具有探索精神，支持赵永鑫把不同的观点写进学位论文中，并出资帮助赵永鑫出版了论文。

“地学事业是勇敢者的事业，需要勇于探索、求真、务实的性格，它使人多得大自然的熏陶，又能深入基层，广泛接触人民群众，有利于造就优秀人才。我热切期望更多的青年人关注并喜欢这门科学，投身到地学队伍中来。”翟裕生充满期待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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