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致远舰！

工作日。在这个带有特殊纪念意义的日子里，谁也没能够想到，大东沟海底一件特殊的物品将会进入潜水员的视线，一艘凝聚了国人太多情愫的北洋海军沉没军舰，会在这一天揭去笼罩120年的神秘面纱。

数次无功而返的打捞

在中国文化中，有追寻失落或者被埋没的事物“重见天日”的习惯性现象，这种特殊的追寻，不仅针对古代文化的遗存，也包括很多近现代产生的特殊历史证物。寻找甲午战争中沉没的中国军舰就是国人常说常新的话题，恰如找寻老战士的遗骨散落何方，也具有某种洗雪耻辱的隐喻。

建军于1888年的北洋海军，是中国在发展近现代意义海军道路上所取得的迄今最突出的成就，实力排名一度位列亚洲第一。这支龙旗海军每年北上南下，在北起俄罗斯海参崴，东抵朝鲜、日本，南迄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广阔海域上频繁活动，是当时东亚海域最活跃的海上武装力量，掌控东亚制海权达七年之久。然而这支军队也是中国在发展近现代意义海军的历程中，空前失败的当事者，1894至1895年爆发的甲午海战，北洋海军历经丰岛、黄海、威海三场恶战，全军尽覆。

这支军队，同时凝聚了辉煌的荣耀和惨痛的失败，作为最早试图追赶世界的近代化努力样本，在中国近代史始终处于特殊的地位。伴随着北洋海军的兴亡胜败，很多战舰的命运也跌宕起伏，其订造时的显赫身世，来华后纵横海上的雄姿，以及最后海战中悲壮的战事令人熟知。其中最让后人牵挂的，莫过于甲午海战中沉没的中国军舰，常有人想象着，蔚蓝色的大海下，那些老战士的遗骸究竟在何方，想象着有一天这些沉没的军舰能够重见天日，将关于中国海军和海洋的一段久远历史变成眼前实实在在的真实存在。

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沉没军舰主要集中于两个地点，即辽宁大东沟外海的黄海海战沉舰和山东威海湾内的威海保卫战沉舰，尤以沉没在大东沟外海的英雄舰“致远”最广为人知。

由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众所周知的坎坷变迁，甲午沉舰得到国人关注已是1949年以后之事。最初的关注动机容易让当代人感觉一丝尴尬，20世纪50年代中国掀起了一轮打捞沉船的运动，很多沉没水下的舰船都被纷纷从水中拖出，肢解回炉炼钢，以此支援国家经济建设，此时甲午沉舰也被一些地方当作找寻的目标，不过因为当时水下调查能力的欠缺，加之对沉舰资料了解不足，甲午沉舰幸运地没有被发现。

沉舰这一话题再度引起国人注意，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电视剧《北洋水师》的热播，加上1994年甲午战争100周年纪念热潮的催动，寻找北洋海军沉没军舰在社会上引起热议，其关注的焦点自然是英雄舰“致远”，有关“让致远舰重见天日”等呼声在社会上出现。在1996、1997年出现了声势浩大的打捞大东沟海战沉舰活动，主办人获得国家文物局批准，成立“中国甲午黄海海战致远舰打捞筹备办公室”， 委托江苏江阴澄西海洋特种工程有限公司于1997年4月30日至8月29日对大东沟海战沉舰进行勘测、探摸。主办人宣称寻找成功，但并没有举出任何有力的水下文物实证。不久后“打捞办”被撤销，此事不了了之。留下的结果，除了具体承担水下调查的打捞公司为了追索拖欠的打捞费而向法院起诉外，就剩下几个向公众宣传的所谓甲午海战沉没军舰坐标，以示虽然没能打捞，但是找到了全部的甲午沉舰，尽管这些坐标都没有任何水下考古的实证发现为依据。

进入21世纪，接连又出现了香港某周刊意图打捞沉没在威海的“定远”舰，北京某电视台有意向出资打捞沉没在大东沟的“致远”舰等新闻，这些活动也都相继因资料和资金等问题胎死腹中。不过海军史研究界在新世纪后借助互联网手段，对日本历史档案的查询日益便捷，使得寻找甲午沉舰的档案依据出现了重大转机。

首先，此前在国内并不为人所知的有关甲午海战北洋海军沉没战舰的隐秘历史浮出了水面，甲午沉舰一段更为久远的历史被揭开了。

未经验证的沉船坐标

实际上，早在甲午战争还未结束的时候，日本海军已经对沉没的中国军舰动起了心思。

1895年日军占领刘公岛后，曾派潜水员对威海湾中的北洋海军沉没军舰进行调查、绘图，而后可能进行了打捞拆解，“来远”、“靖远”等沉舰皆在此时被先后打捞拆解，在一幅拍摄于刘公岛刚刚沦陷时的照片上，就能看到海面上停泊着日本海军的打捞工程船。对于威海湾北洋海军沉舰中规模最巨的一艘——旗舰“定远”，日本海军则公开出售，由日本香川县知事小野隆助以3万日元的价格买下，从1895年至1898年陆续拆解运输回日本，其中大量舰材当作废旧物资变卖，少量则被小野隆助留下当作建筑构件，在其故乡福冈太宰府修建了一座私人住宅，命名为“定远”馆。

在日本的档案记载中打捞开始最早的则是沉没在大东沟海战场上的中国军舰。1894年9月17日的黄海浴血搏杀中，北洋海军共战沉“超勇”、“扬威”、“致远”、“经远”4艘巡洋舰，其中尤以“致远”舰的事迹壮烈而著称。大东沟海战结束后不到一个月，日本海军即预备将战场上沉没的中国军舰当作废铁出售，因为“扬威”舰搁浅于浅水区，事前已经被日本军舰用鱼雷炸散，而“超勇”舰体量小、遭受过严重的火焚，拆解变卖的经济性不高，日本海军标价出售的是“致远”、“经远”二舰的打捞权。1894年11月10日日本海军正式售卖授权给东京的商人山科礼藏，任其打捞拆解。

按照这一记载，“致远”、“经远”舰已不具有存世的希望，然而日本海军在出售二舰的打捞权时曾有附加条件，为了研究“致远”、“经远”沉没的原因，以此为舰船设计提供经验借鉴，海军要求打捞商必须就打捞过程进行及时报告，并提供完整的打捞出水物品的清单目录。此后的日本海军档案中非但找不到这类文件，甚至出现了1919年时仍有人向海军申请购买“致远”、“经远”沉舰打捞权的记录，同样的，1919年的申请过后，也没有任何的下文。这一情况，又使“致远”、“经远”和日本海军从一开始就未打捞过的“超勇”舰成为仍然有着寻获可能性的军舰。

更加重要的是，在日本防卫省档案以及日本海军1905年出版的官修军史《明治廿七八年海战史》中还记录有大东沟沉没北洋海军军舰的沉没点坐标，这些坐标与国内1997年那场所谓的打捞甲午沉舰活动标定的沉舰坐标基本不同。这些未经水下调查验证的历史坐标，又给找到甲午沉舰新增了重要的可能性。

聚焦大东沟

大东沟位于鸭绿江入海口西侧，是一条被海水冲刷出来的河沟，百年的岁月变迁，已经使得这条河沟的面貌较甲午海战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大东沟外不远处的海面上，有一座距离甲午黄海海战战场最近的海岛——大鹿岛，当年就曾有一些脱险北洋海军官兵漂流到这座海岛遇救。有关甲午沉没军舰的传说，在小岛上也流传甚广，岛上还有一些老村民回忆过抗日战争时代日本人在大鹿岛附近海域打捞、拆解甲午沉舰的历史。岛民们对于甲午沉舰的朴素感情，可以透过岛上一座现代新建的带有衣冠冢、纪念碑性质的“邓世昌墓”窥见一斑。

源自大鹿岛村民回忆的甲午沉舰被日本人拆毁的说法，虽然在日本防卫省档案中找不到相关的记录，但在未经水下考古验证之前，却是不得不面对的口述史料，也是新世纪后史学界探讨找寻大东沟沉舰一事时最忐忑的心结。

从2004年丹东打捞“致远”舰的新闻不了了之后，社会上关于甲午海战沉没军舰的关注热情消散，仅仅在一些小范围的发烧友圈子里还会有人乐此不疲。而无论是发烧友或是研究者，此后关于甲午海战沉舰多停留在一种“纸上谈兵”式的讨论中。

时间到了2013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部组织拍摄有关甲午海战的纪录片《北洋海军兴亡史》时，在创作会议上有人提起能否进行水下拍摄大东沟甲午沉舰的建议，而正当这一建议仍然处于讨论中时，辽宁大东沟外海突然传出重要发现。

2013年秋季，辽宁丹东港集团的一艘工程船在该港的海洋红港区进行勘测和扫海作业时，从海底挖出的淤泥里意外发现有一些带有铆钉的铁板、横梁等金属物品，以及一些煤块。由于该处也属于历史上甲午大东沟海战的古战场区域，丹东港立即停止作业，将这一发现上报文物保护部门，同时邀请海军史研究会提供史学研究支持。随后进行的情况分析会上，针对几块意外发现的铁板，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丹东港以及海军史研究会等方各抒己见。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通过事后化验，鉴定出了出水铁板的材质属于炒钢，和北洋海军军舰所属时代的冶金工艺相符，加之这些金属件上都有铆钉，铆接工艺也是北洋海军时代军舰的特征之一，由此怀疑水下存在有北洋海军沉没军舰。而海军史研究会在比对日本防卫省档案和《明治廿七八年海战史》的记载后，惊讶地发现这些金属件出现的位置，和日本档案记录的一艘北洋海军沉没军舰的坐标点十分接近，进一步判断可能是发现了某艘北洋海军沉没军舰。

日本档案对于在大东沟外海沉没的4艘中国军舰的坐标都有明确记载，但在丹东港发现水下疑似沉舰构件后之所以不能立即判断是哪一艘中国军舰，主要因为日本档案自身存在着严重的矛盾。

发现疑似“超勇”

就当时所能找到的记录有北洋海军沉没军舰坐标的日方原始资料，一份是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保存的原始档案，形成于1895年左右，是当时日本海军为了编纂甲午海战史而做的档案汇总中的内容。而另外一份则是1905年由日本东京春阳堂出版发行、日本海军官修的甲午战史《明治廿七八年海战史》。两份资料均记载了沉没在大东沟海战场上的4艘中国军舰的坐标，两套坐标点除1个坐标存在较大差别、难以重合外，其他3个坐标的位置都相差不大，但是各坐标上分别是什么军舰，则存在较大的记载差别。

丹东港工程船意外发现金属件的位置，与日本防卫省档案中标定的北洋海军“超勇”舰沉没位置接近，而这一坐标在《明治廿七八年海战史》中，标注的则是国人异常关注的北洋海军“致远”舰。鉴于《明治廿七八年海战史》不仅出版时间较晚，且是公开出版物，而防卫省相关档案则是为了编纂《明治廿七八年海战史》而预做的档案汇编，而且是近年来才被发现的新鲜史料，此前国内的多次寻找甲午沉舰都未依据过这份档案，海军史研究会在分析史料时认为防卫省档案价值更大。

联系大鹿岛流传的“致远”舰已经被拆毁的说法，日方档案所显现出的“超勇”舰未作打捞的迹象，乃至于认为日本海军将“致远”等沉舰的打捞权拍卖牟利，逻辑分析表明，显然不应该在公开出版物上公布沉舰坐标。据此判断，《明治廿七八年海战史》所登载的坐标很可能是日本海军为保护沉船位置的秘密性，而故意混淆资料，进行修改后的假坐标。日本防卫省档案中的坐标记录可能是最真实的记载，由此丹东港工程船发现的金属碎片极可能属于北洋海军的“超勇”舰。

丹东一带海域冬季风浪大，不具备潜水作业的可能性。因工程船无意的发现而引起的大东沟沉船调查在2013年11月告一段落，至2014年4月全面开展。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出于慎重考虑，不仅对日本防卫省档案和《明治廿七八年海战史》所记载的沉舰坐标进行测扫，同时还对1997年“中国甲午黄海海战致远舰打捞筹备办公室”公布的沉舰坐标进行调查。

在甲午120周年纪念引起全社会聚焦甲午热潮涌动之际，文物局和丹东港的工作人员以异常低调的姿态在大东沟附近海域进行百年来从未开展过的系统调查。利用磁力仪、声呐等设备，对各坐标点的情况相继探明，1997年“中国甲午黄海海战致远舰打捞筹备办公室”公布的所谓坐标下均没有发现沉没舰船，而根据日方资料，在防卫省档案标定为“致远”舰沉没位置的坐标下只发现了金属碎片带，没有找到完整的舰体结构，在“超勇”舰坐标点发现海底淤泥下掩埋有一艘沉船，根据磁力仪测得的数据，淤泥下保存着的金属结构重量在1500吨左右。“扬威”舰沉没位置因为水浅，已经没有遗存，而大东沟海战沉没的“经远”号则在远离丹东港海洋红港区的辽宁庄河黑岛附近海域发现，且提取了带有德文标注的铭牌。

据初步调查估计“致远”、“扬威”沉舰可能已经无存，而“经远”沉舰在近年中国沿海出现的疯狂盗捞、变卖沉船的活动中遭严重破坏，舰体损失极大，唯有“超勇”舰因为掩埋在淤泥下，且根据磁力仪测得的金属重量看，这艘排水量1000余吨的巡洋舰可能是甲午大东沟海战北洋海军沉没军舰中仅存的保存状况最好的一艘。

带着“致远”舰已经被日本人拆毁的无奈慨叹，以及确证了“超勇”沉舰存在的喜悦，2014年6月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决定对疑似“超勇”沉舰进行重点水下调查，并将沉没在这一坐标下的沉舰命名为“丹东01号沉船”，定为A级文物遗址。

“致远”浮现

2014年9月，刚刚降生不久的中国第一艘专业水下考古船“中国考古01”号从母港青岛首航，北上大东沟，开始了这艘船生涯中的首次考古活动。与此同时，丹东港集团也派出了包括工程趸船、“安东22”号拖船等多艘船只和相关人员，配合文物局的调查工作，在“丹东01号沉船”发现海域汇集起了一支壮观的海上作业船队。具体分工配合上，由丹东港集团的工程趸船充当潜水作业平台，搭载各种潜水设备，“中国考古01”号因配备有专业的出水文物保护实验室，担任调查作业的文物保护中心，“安东22”号拖船以及其他辅助船只，则担负现场保卫、交通联络、补给运输等工作。

每年的9月是大东沟附近海域一年中海况最佳的，水下能见度较好，但实际也不过只有几米而已，潜水员在水下仅能见到近距离的物体，根本无法对一艘长度几十米且大部埋在泥沙下的船获得直观的整体印象。最初的工作首先从逐一发现和记录暴露在泥沙外表的各种沉船构件展开，试图根据这些发现一点点拼集出沉舰总体的形象，颇有“盲人摸象”的无奈。又因为“丹东01号沉船”沉没海域百年来渔业活动频繁，暴露在海底泥沙表面的舰体构件上挂带有大量现代物品，诸如渔网、绳索、铁链、酒瓶乃至拖鞋等等，不一而足，使得潜水调查更具难度。

水下调查工作至9月上旬渐有眉目，潜水员在水下大致辨清了暴露在海底泥沙表面的舰体构件的位置，并提取了一些物品出水研判。其中包括有疑似传话筒、蒸汽机构件、锅炉冷凝器构件、军官舱装饰物、洗面池碎片、煤块等。这些物品因为过于碎片化，难以从外形和功用上判明属于“超勇”舰上的哪一位置，反而从这些物品发现，沉船的蒸汽机、锅炉舱可能发生过剧烈的爆炸，而根据史料，大东沟附近沉没的北洋海军军舰中发生过锅炉舱爆炸的军舰实际只有“致远”舰。此时，《明治廿七八年海战史》关于这一沉船坐标点标注为“致远”舰的记录情况重新引起注意。

没有发现能够证明沉船是“超勇”的水下证物，反而发现了疑似“致远”的迹象，针对“丹东01号沉船”的水下调查，在9月中旬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对发现“致远”沉舰有了一线微弱的希望。对防卫省档案的沉船坐标标识和《明治廿七八年海战史》的标识何者更具价值，也从最初笃信防卫省档案开始出现变化。

为了能找到更多的水下实物以帮助鉴识判断，沉船调查工作开始加强局部抽沙，希望通过将沉船上覆盖的泥沙局部抽除，能够暴露出这艘沉船的舰体本身。然而因为海底的渔网等垃圾过多，采用大直径的吸沙管以机器抽沙，常常被渔网等杂物堵塞，被迫采取由潜水员在水下用直径较小的管子人工抽沙的办法，进度慢、效率低。

2014年9月16日，潜水员在水下发现了一枚子弹，经测量直径约为11毫米。现场有人认为是步枪子弹，有人则根据11毫米这一口径认为可能是当时北洋海军“超勇”、“致远”等舰都装备的11毫米10管格林炮的炮弹，然而子弹上没有任何能证明其身份的标识，当天的议论以存疑结束。

格林炮让沉舰身份清晰无比

2014年9月17日，黄海大东沟海战爆发120周年纪念日。潜水员在水下发现了一个特别的圆筒状物体。有人根据此前连续发现锅炉、蒸汽机残件的情况，怀疑其是锅炉的管路残件，也有人根据这个圆筒左右各有一个耳轴，而且有一端存在一个圆钮的外貌，怀疑是一门前膛古炮。和很多重大的考古发现相似，在至关重要的证物出现的那一刻，现场大多数人并没有注意到它的重要性。

这件圆柱形的物体而后仍然留在水下，在标定了其所在位置后，考古人员继续进行其他作业。直到2014年的9月23日，丹东港邀请的水下摄影师吴立新先生潜下海底，去拍摄考古队员们口中所称前几天发现的那门“古炮”时，在水下几乎第一时间就发现，这门所谓的“古炮”和北洋海军装备的10管格林机关炮惊人相似，当天最终判定，这是一门1886式的11毫米口径10管格林炮，9月16日发现的那枚子弹其实正是这门格林炮的炮弹。

所谓格林炮，是清末中国对美国Gatling Gun的音译，这种速射武器现代中国翻译为加特林机枪，其特点是多根枪管围绕一根中心轴呈圆形排列，发射时各根枪管由中心轴带动高速旋转、逐一击发，火力极为凶猛。北洋海军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有部分军舰装备这种机关炮，当时主要用于扫射敌方人员以及攻击敌方的鱼雷艇等小型舰艇。吴立新先生在水下辨识出这门炮身份的依据其实非常简单，“圆柱筒”的一端能够看到10个成圆圈型排列的枪口。

辨识出格林炮的当天，“丹东01号沉船”的水下调查活动不啻发生了一场大的地震。根据历史档案记载，大东沟海战沉没的中国军舰中，“超勇”、“扬威”、“致远”3舰都装备有11毫米10管格林炮，但是“超勇”、“扬威”的格林炮是早期型号，10根炮管全部外露，而“致远”的格林炮是1886年型，10根炮管罩在一个铜制的圆柱形散热筒内，只能从圆柱筒的一端看到有10根炮管的炮口，外观上并看不到炮管，“丹东01号沉船”上发现的就是1886式的格林炮。

似乎是为了给这次发现加强说服力，随着这门格林炮发现的，居然还有这门炮的炮架。正常的机关炮，通常采用圆锥状的炮架底座，或者卡夹型的炮架，但是这门格林炮的炮架是一种专用于安装在桅盘（军舰桅杆高处外形像盘子一样的观察、射击平台）上，可以使火炮能沿着桅盘边调整炮位的铁猫式炮架，而大东沟附近沉没军舰中，只有“致远”舰的桅杆带有桅盘。

格林炮的出现，一瞬间颠覆了此前关于“丹东01号沉船”是“超勇”舰的判断，这艘沉舰的身份变得清晰无比——“致远”舰。随之，日本防卫省档案记载的坐标与《明治廿七八年海战史》坐标的价值关系立刻倒悬，极有可能的是，《明治廿七八年海战史》中记述的北洋海军沉舰坐标是在原始档案基础上修正而得出的最准确记录。而“致远”舰格林炮的发现，以及此前考古调查中发现这艘沉舰还有近1500吨金属构件掩埋在海底泥沙下，说明“致远”舰的舰体极有可能大部还沉睡在海底，大鹿岛上流传的这艘军舰曾被日本人拆毁的传说可能也并不完全真实。

对这次猛然出现的考察方向性变化，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保持着谨慎的判断，期待更多的证据。而在海军史研究会，基于对近代军舰结构的熟悉，由格林炮的发现所牵引，对一些之前未能判断出具体身份的水下舰船构件也有了新的辨识，疑似“致远”特有的系艇杆连接件、水密窗构件等物体相继被判读。

格林炮的发现正值2014年国庆前夕，这门奇迹般发现的火炮连同炮架很快被打捞出水，送往国家文物局的专门实验室，将包裹在炮身外的海底凝结物清除，期待通过判读出这门炮的炮身铭牌文字，借以对比史料记载，以及和至今保存在日本横须贺三笠公园的一门“致远”舰同型格林炮的炮身铭牌进行对比，解读出这门炮所蕴藏的更多历史信息。

2014年10月2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出了丹东港附近海域发现甲午沉舰，以及疑似为“致远”舰的新闻，格林炮被打捞出水的画面也随着电视传播开，甲午沉舰、“致远”舰、邓世昌等等再度成为社会上的热议话题。而“丹东01号沉船”2014年的调查工作实际在此时画上了句号，进入10月当地海况已不再适合下水作业，寻找、解开这艘沉没军舰更多的秘密，将要等到新一年的春天到来时。

10月，调查活动结束时，考古人员来到大东沟附近的丹东船舶重工参观，在这里，从2014年7月铺设龙骨开工的“致远”号纪念舰船体初具，120年前的“致远”英姿重现，而在建造开始时，谁也未能料到，将能真的找到这艘凝聚了中国人太多蓝色情怀的军舰遗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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