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华传统农耕文化的稳定性看近代中国的落后

[摘 要] 中华传统农耕文化的长期稳定、孤立造成中华民族民族性格的缺陷，为日后形成落后、盲目的民族思想意识形态提供了厚重的温床，在明代中期以来逐渐封闭的国际视野中，又进一步刺激了国家对外政策和国民思想意识中的极度保守成分，拖累了国家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创新，并使国家主流文化意识趋向封闭。这种恶性积累终于在百年之后的清王朝末年彻底爆发出来，从内因上造成了中国走向没落的现实基础。

[关键词] 中华传统农耕文化；稳定性；落后；封闭

【中图分类号】 S-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7-330-2

通常意义上的国家间竞争和战争不仅代表了国家利益和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的博弈，也表现为更广阔的国家思想文化与历史传统的博弈，并通过政治、军事、经济和制度等内容反映国家之间文化思维和思想观念的异同。自从郑和七下西洋以后，中国日益明显的文化活力与魅力逐渐固化，顶层统治者的文化高压政策，精英阶层持久的儒家思维惯性和广大下层传承的宗族制度，都加速了原本内敛收缩式的中国传统农耕文化，使其更加保守、固化、封闭。伴随着18世纪洲际航运的扩展与区域封闭的打破，世界的轮廓更加清晰，中国却沉醉于昔日的传统和成就而闭关自守，无法拥有稳重宽阔的世界视野和胸怀，接轨世界文化的潮流，更新中国新时期文化。

一、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产生与延续

中华传统农耕文化是世界上最久远、最稳定的世界文化系统之一，一般指上起夏、商、周，下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的农耕文化内容，包括中国传统农耕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社会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情操、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学艺术和教育科学等独特文明的文化整合体。

（一）农耕文化是原始文化的基础

中国最早的农耕文明出现在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在公元前6000年已经栽培粟（小米），长江流域在公元前5000年已经种植水稻，并且农业耕作地区上出现了早期的农业革命与文明。人类利用自然提供的资源来创造、生产食物，并且改造自然，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在由食物攫取者转变为食物生产者的过程中，诞生了对自然和人类自身生存理念的初步认识和理解，原始的宗教崇拜与原始艺术相继诞生。“中国北京的山顶洞遗址的一块墓地上发现了三具完整的人头骨化石和一些躯干骨，都配有装饰品，身旁安放着生产工具，骨架周围还有赤铁矿粉撒成的圆圈。”红色的赤铁粉象征着鲜红的血液，显示着生命的来源和灵魂的寄生处，显然是原始人类对生命和死亡的禁忌和尊重，原始宗教已经催生出萌芽；手工装饰品的出现证实了当时人类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和艺术追求与表达的变革，但局限于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阶段，社会生产力十分落后，人类的思维也局限于生存、食物、宗教、艺术等初级原始的自然崇拜文化。

（二）农耕文化是社会制度的基础

夏商周阶段，对于农业的重视逐渐的体现出来，农业成为了华夏儿女赖以生存的基本手段。“大禹治水”的反映了人们为了减少洪水泛滥对农业收获的影响。夏二里头文化遗址中，除了发现用于耕作的耒、耜外，还有石犁、石铲，垦荒用的锛、斧，收割的刀、镰等农具，可见当时农业科技工具的完善与专业；夏的天文历法也是直接服务于农业生产的。到了商代，农业文明已经达到较高水平，是当时社会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生产部门。卜辞中屡见商王卜卦各地“受年”、“受禾”、“受黍年”的情况，农业产品为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提供了较为富足的工业原料和生产基础；商代发达的工商业也从侧面反映了农业的强大生产力。周朝建立后，宗法制与井田制两种社会制度出炉，为庞大的周王朝巩固建立了新的统治思维和建国理念，创造了中国农业文明中社会制度文化的重要成分。而这两种社会制度的物质基础就是周朝疆域内的土地，土地和农业是周王分封王侯将相和实施农业政策的依据，是国家顶层统治和基层管理的根基，诞生了中国宗族制度的雏形，开创了土地国有化的序幕。农业高度发达创造了社会制度文化的基础。

（三）农耕文化是民族性格的基础

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统治应接不暇，统治制度和制度改革层出不穷，但是以将农为主、重农抑商的统治政策贯穿始终，并不断加深。土地和农业是中国农民赖以生存的“衣食父母”，而农民是社会稳定和进步的坚实基础和主要推动力量；土地和农民又是国家兴盛和政权巩固的基础。农业是中国传统文化诞生和延续的基础，以土地和农业争夺为根本的权利追逐奠定了封建王朝统治的基本模式。统治者的重农固本与小生产者的安土重迁相辅相成，自给自足的封建小农经济模式形成了中华民族传统、保守、稳重的性格，与农业的深深缘分造就了中国人较为浓厚的乡土观念和乡土情结。

中国人民对农业和土地强大的依赖性和传承性，没有任何一种文明打破这种由农业文明创造的传统农耕文化，或者中国人早已适应了上千年的农业成果带给自己强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满足，变得不自主探索。当西方世界的工业革命创造出新兴的生产力时，中国的传统农耕速度就变得无法适应了。

二、西方工业文化的传播与中国农耕文化的抵抗

当中国的农业科技革命成就了强大的“中华帝国”时，以蒸汽机为代表的技术革命也造就了“日不落帝国”英国，电力技术革命、计算机技术革命壮大了“金元帝国”美国。科技革命的爆发会引起生产力的升级换代，传统技术和生产方式逐渐淘汰，新兴的科学技术不断创新，引起社会内容的整体革新，造就了新兴经济、政治和军事强国的同时，也铸造了新兴文化强国。

（一）能源变革催生工业革命

当清王朝统治下的封建小农经济在中国传承时，中国的薪柴能源应用还未曾找到相应的替代品。西方的工业化文明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着生产力的巨大解放，推动着人类社会进步。这是由封建时代的农耕生产形式向近代化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蒸汽机改变了一个时代，煤炭取代了人力畜力，创造了全新的能源。石油的出现，更改变了传统地理格局，内燃机成为了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发明，其取代蒸汽机的速度使人类眼花缭乱。近代，能源变革将西方领先变成了西方统治。

中国是传统农业大国，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家庭式作坊和官僚资本积累融合缓慢，农耕集团与弱势的工商业阶级形成鲜明对比，统治者也强力制约商业，维持政权的稳固。西方代表的工业大国和工业化全球化扩展，使得两个时空里的社会生产力形成悬殊的对比，中国的缓慢发展，在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产物交锋时便失败了。

（二）东西方文化碰撞

千百年来，中国的正统文化一直是本地区文化的主流，中华文化不仅集中于汉民族，中国领土的扩展也伴随中华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交融和整合，中华传统农耕文明相对于周边较为原始、封闭的少数民族文化而言，竞争优势和引导价值凸显，所产生的文化同化作用和扩散作用也更加雄浑。中国的农耕生产力创造的社会财富与价值使得中国传统农耕文化占据着区域文化的主导地位，唤醒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自豪感与优越感，中国逐步放松了对自身文化的更新和对外部世界的关注。

18世纪开始的欧洲文化变得更加开放，促使探险家漂洋过海，从西方到达了东方。欧洲殖民体系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逐步崛起，构建起了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和全球视野。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建立和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的建立，充分解放了英国农村自由、丰富的劳动力，为工业时代的到来照亮了曙光。之后，他们以强大的工业制造、先进的科学技术、领先的武器装备、宽阔的国际视野、完善的社会制度和全面的信息资源建立起了一个个商品市场、殖民地。紧接着欧洲的思想意识、社会制度、文化理念、思维与知识体系沟通了东西方的文化世界。

总体而言，中国在世界变的开放的大时代中被历史传统所阻碍，远离了世界。世界却未曾远离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差距在现实的博弈下愈发突显其弱势，造成了近代中国落伍。

三、中国传统农耕文化衰落的因果分析

中国的社会持久的由农业生产维系，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张时代，闭关自守只能换取一时的稳定，传统文化对与外界沟通途径的限制，造成了中西方世界的民族性冲突，相异的民族文化塑造了民族心理和精神的不同，民族性的实质就是文化性，是由不同的民族文化所赋予的其各自独特的思想、感情以及行为方式。

（一）保守自顾的国内环境

中国传统农耕文化在农业文明基础上产生，在近代西方创造的时代机遇中转折，中国提出“闭关锁国”的政策，底层人群和统治阶层以地大物博的“中央之国”自居，无法短时期内接受和适应西方世界自由、民主思潮下的资本主义思想文明、制度文化和科学技术下的工业产品和技术成果，传统文化和传统秩序严重阻碍了清王朝认识、学习、容纳世界的步伐和速度。近代中国是一个依赖农业生产又闭关自守的半殖民半封建的人口、领土与资源大国，长期农业文明心理下的保守、封闭和稳重心态严重影响了中国对外部世界的思维判断和价值认知。中国无法再以强势的国家形象回归世界舞台，逐渐远离于全球化趋势与国际化大潮。

（二）逐渐成型的国际背景

当然西方列强仅凭船坚炮利和工业革命是不可能将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割地赔款、开放口岸同样也不能窒息中国的经济潜力和发展前景，导致清帝国衰落的真正原因在于西方文化的单面入侵和无孔不入的渗透。国际政治与文化的道德水平在殖民扩张时代的规则就是弱肉强食，西方世界适应了这一时代的历史规律，将外向输出型的工业文明与近代文化不断向外输出，把全球统统纳入其世界近代文化体系。近代西方国家各自拥有主权、在形式上平等，实质上是弱肉强食的不平等关系。而中国农业文明意识形态领域里诞生的传统文化则构成了典型的内敛收缩型的“东方朝贡体系”，通过运用文化交流和以德服人的方式让周边国家来仰慕文化，以大国之威让周边国家朝贡。它奉行“王者不治夷狄，来者不拒，去者不追”的所谓“不治主义”，也属于典型的传统文化里的“无为与顺遂自然之命”的道家思想，这就是一种内向的、自我封闭的孤独倾向，扩张意识非常淡薄。中国近代东西方冲突的本质便是中国“朝贡体系”与西方“世界体系”之间的较量，也是中华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工业文化的较量。

中国传统农耕文化大体传承了儒家学派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对于事物的认知与判断产生了敏感，是非曲直、明辨忠奸、正直刚硬、卑躬屈膝、善良纯洁和狡诈多疑等。这种辩证思维下的思考给中国人适应和接纳新事物、新信息提供了高素质的逻辑思维判断力和稳定成熟的心理。原本中国人可以借助自身的明显优势在外国武力沟通前扩展视野、提升科技，完善制度，重新崛起。但中国只是固执坚守和对传统的肯定。在英国殖民扩张思维中，坚船利炮对中国这样国家完全摧毁其国家机器，建立全新的殖民政府代价太高。只有通过文化交融与文化整合才能让这个民族确立起全新的文化意识形态，而中国最具价值的便是这积累了几千年的文化沉淀和文化传统。

五千年的传统农耕基础上所树立起来的文化根基与西方世界日益提速更新的社会生产力产生了趋于显现的差距，中国封建王朝的末期，在明清朝代中文化的缺陷性已经侵蚀到了国家和文明发展延续的深层次，中国迫切需要一次来自外部力量推动传统文化系统的更新和运转。历史上一个政权和国家的垮台并不是由于经济困难和军事衰弱，而是其维系社会稳定和社会传承的文化与社会需求出现断代、差距，失去了社会生产持续的活力和引导力。

四、结语

中国传统的农耕文化具有农业文明天然厚重的稳定性，这是中华文化的优势基础，也是中国重塑“文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只能不断创新中国的“软实力”，和与之配置的“硬实力”的同步。与西方近代兴起的工业文明与科技文明不同，我们所欠缺的，恰恰是科技的原始创新环境与创新基础，在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的双发引擎推动下，我们需要更全面的更新传统文化观念，变革传统生产水平，重塑适应国家发展需求与国际趋势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实现“中国梦”和中国文化传承创新建设变革思维观念，引领社会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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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何盼峰（1993-）男，汉族，甘肃泾川人，陇东学院历史文化学院，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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