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优势渐行渐远，制造业亟需转型升级

原材料涨价、劳动力涨价、人民币升值……我国制造业长期赖以生存的“低成本优势”正在消失，制造业规模持续增长，效益却明显下滑。专家认为，随着“低成本优势”的消失，我国制造业“粗放增长”道路也即将走到尽头，尽快实现从低端向高端的转型升级，是今后我国制造业的必然选择。

“市场换技术”无法实现的目标

目前，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取得明显进步，已初具规模，有效带动了区域经济发展。以东北老工业基地哈尔滨市为例，通过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规划，依托国家重点工程，哈尔滨工业大学、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三研究所、哈尔滨哈飞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电站设备集团公司等一批高端装备制造研发单位经过多年创新攻关，已在航空航天、飞行器导航控制、百万千瓦核电火电水电、能源动力装备研发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科研成果，不仅为“神舟”飞天、“嫦娥”探月、“天宫”对接、“蛟龙”入海提供技术支撑，还成为当地经济的主导、产业的支柱、科技创新的主体。

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的辐射作用日渐显现，引领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十一五’期间，哈尔滨市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比‘十五’末增长了12%，达到53%，高新技术产值年均增长23.2%。”哈尔滨市科技局局长于沐琳说。

然而，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产业仍存在较大差距。统计数据显示，在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领域，80%的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装备、40%的大型石化装备、70%的汽车制造关键设备及先进集约化农业装备等仍依靠进口，拥有自主品牌的产品不足20%。之所以造成这样的局面，是由于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的技术大都来自国外，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加之发达国家在这一领域产业技术转移有限，高技术、核心技术难以转让，多以跨国公司形式进入我国，增加了我国培育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的难度。

这从燃气轮机的发展道路中就可以明显看出。上个世纪前，由于自身技术基础落后，我国的燃气轮机设备几乎完全依靠国外进口，长期处于引进阶段，很难消化吸收。2003年以后，为了达到“市场换技术”的目的，短时间内缩短燃气轮机设计制造技术的差距，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先后主持三次打捆招标及后续招标，还组成了三对合作方—哈汽—GE、东汽—三菱、上汽—西门子，以帮助我国企业消化吸收再创新，其代价高达350亿元。经过几年的引进，上汽、东汽、哈汽都建立了先进的车间，购买了制作燃气轮机的特殊设备，但得非所愿，“我们真正能做的还是以冷部件为主，核心的热部件仍然被国外垄断。一旦热部件坏了，更换费用十分昂贵，由于我国不掌握这一技术，仍需付出高昂的代价。”不少企业正是吃了这样的苦头才被逼上了创新之路。核心技术买不来，这在高端制造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

“中国制造”迎“黄金增长期”须补足的“短板”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三研究所，作为国家唯一从事大型舰船主动力研究和能源动力装备研究的科研单位，目前正在组织30兆瓦燃压机组项目的研发攻关。燃气轮机是能源动力装备领域的最高端产品，被誉为制造业领域“皇冠上的明珠”，在航空、舰船等领域都有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和作用。“此前，只有几大发达国家掌握了燃气轮机的核心技术，我们的目标就是打破国外的长期垄断，实现30兆瓦级天然气压缩燃气轮机的自主设计和制造，跻身这一领域的先进行列。”七○三所副所长常山介绍说。通过多年来的技术创新，七○三所不断提高核心竞争力，努力满足国家日益提升的国防战略需求和关乎国计民生的能源装备需求。

这仅仅是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的一个缩影。装备制造业是工业的基石，要从根本上发展工业，壮大装备制造业，做强高端装备制造业是必由之路。2010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今年5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了《高端装备制造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培育和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产业这一战略性新兴产业，已成为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战略选择。

综观美国、德国等世界工业强国，无不遵循控制高技术、高附加值装备设计和制造的理念，以技术优化提升传统装备制造业，利用高端制造保持产业优势。培育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已经成为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实现“由大到强”转变的突破口。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顾问陆燕荪表示，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技术含量高，体现出多学科和多领域高精尖技术的继承；并且处于价值链高端，具有高附加值的特征；在产业链占据核心部位，其发展水平能够决定产业链的整体竞争力。因而，高端装备制造产业作为工业技术、信息技术及新兴技术的集成载体，直接关系到各个行业的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

经过10年来的大力发展，在高端装备制造的一些重要领域，我国也获得了长足进步。“我们的装备技术从前与国外差距很大，但在汽轮机制造的一些领域，我们现在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张秋鸿自豪地说，“我们正在努力摘取装备制造领域皇冠上的明珠。”哈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如空冷机组系列、超超临界660兆瓦机组、300兆瓦等级供热机组、联合循环机组等，其综合性能已跻身国际先进水平。目前，哈汽正在研制开发更大容量、更高参数的超超临界火电机组、联合循环汽轮机、重型燃机等产品的道路上不断迈进。

但整体来说，我国的高端装备制造业仍是发展“短板”，与制造业大国的地位不相适应，为寻求更加有效的发展出路，陆燕荪表示，应着重解决高端装备制造业存在的以下几个普遍问题。一是要解决过度依赖要素投入，效率不高的问题；二是大企业集团不强，也缺乏专特精的小巨人企业为之配套；三是技术创新体系亟待改善；四是政府各部门需要真正落实振兴装备制造业的各项政策。

此外，“十二五”期间，我国还将充分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建立实施重大技术装备跨区域、跨行业、跨部门的协调机制，统筹制定装备制造业的相关政策，组织协调重大技术装备联合攻关等举措。在多项政策引导下，专家预测到2020年，高端装备制造业将会迎来黄金增长期，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能源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陈柳钦表示，经过技术积累和沉淀，中国制造将会依托全球的技术标准，走上中国创造之路。

规模增长效益下滑致“低成本优势”消失

在刚刚结束的中国大企业峰会上，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说，2012中国制造业500强，总体规模大幅增长，营业收入总额达21.7万亿元，同比增长21.86%；资产总额达19.7万亿元，同比增长17.27%；从业人数达1261万人，同比增长10%。

会上，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连续第8次向社会发布“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排行榜。中国企业联合会研究部副主任缪荣说，从规模分布看，目前仍延续两头窄、中间宽的“梭型”模式。

从营业收入看，500强中过万亿元的只有中石化1家，不足百亿元的企业86家，比上年减少39家。“主要力量集中分布在中间水平。千亿级、500亿级、百亿级企业数量，都有不同程度增加，尤其百亿级企业达315家，占63%。”缪荣说。

从资产规模看，过千亿元的企业只有39家，百亿元以下的162家，主要力量仍然集中分布在中等规模企业。企业总体效益下滑明显。制造业500强企业利润总额6304.5亿元，同比减少13.66%，亏损企业14家，比上年多8家；收入利润率2.90%，同比降低1.24%；平均资产利润率3.18%，同比下降1.22%。

效益主体下移，中等效益水平的企业比重越来越大。李锦分析说，利润超百亿元企业7家，利润总额占比23.74%；10亿元以下企业337家，利润占比21.22%，效益主体是10亿至100亿元间的中等企业。“14家企业共亏损94.6亿元，3家企业未填报利润情况。”

“劳动力总量大、成本低曾是我国制造业的突出优势，随着人口结构变化，这一优势在不断流失。”缪荣说，近年来东部沿海地区大面积“用工荒”、工资薪酬快速上涨就是例证。

长期以来，我国制造业依靠闲置土地、大量人口、低廉甚至免费的自然资源，拿下了全球低端产品市场。随着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对能源资源的需求持续提升，资源类产品价格上涨趋势不可逆转，直接推动制造业生产成本上升。

技术创新能力仍然薄弱，大量制造业企业处于产业链底层，从事高消耗、低附加值产品的生产。李锦说，以服装、机电、化工等为例，主要途径是代理品牌加工，特点是劳动密集，生产、管理简单，但能源消耗大，污染也较为严重。“技术引进上一直存在重硬件、轻软件，重引进、轻消化，重模仿、轻创新问题。”

一方面发达国家“回归”制造业，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加速追赶，我国制造业正面临双重压力。发达国家开始反思虚拟经济过度的弊端，把制造业作为未来经济政策的重要取向。

制造业亟需加快转型升级步伐

随着低成本优势的消失，我国制造业企业的“粗放型”增长也即将走到尽头。专家认为，应对新形势下的全球竞争，我国制造业应加快转型升级步伐，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告别“粗放增长”不断增强我国工业核心竞争力。

专家建议，制造业企业应“练好内功”，培育本土市场竞争力，采取渐进式的国际化经营战略。缪荣认为，制造业企业的国际化，首先应是技术研发环节的国际化，其次是市场销售环节的国际化，最后才是生产环节。一味依靠外资和技术，追求高速增长，只能成为“代加工厂”。

方向一：出口产品结构的转型

出口型制造业提升国内附加值占比将成为一个重要的制造业升级方向，也是抵消海外需求对国内产业链冲击的重要方面。根据IMF的研究测算，世界平均出口价值的国内附加值比率是75%，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出口价值100美元的货物中，75美元是国内创造的价值。这表明全世界都是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某种形式上的“加工”贸易。中国出口价值中的国内创造部分约在50%左右。对于中国的加工贸易来说，国内附加值比率要低得多，大约在20%左右；一般贸易国内附加值比率接近90%；这两类贸易综合，得出总出口的附加值中有50%是在中国国内创造的，这一比率要显著低于世界75%的平均水平。未来高端制造业仍有巨大潜力，并有望在出口总量下滑的情况下，使出口的国内增加值提升，而且这一部分的提升将加大对国内相关制造业产能的消化力度，从而弥补外需中长期疲弱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方向二：从几个比重关系可以观察中国出口结构的变迁过程

从全球出口结构来看，中国数亿劳动力大军加入全球制造业产业链是过去10多年全球经济中最为重要的事件，伴随着这一过程，1990年代末以来，日本在全球出口份额中的比重已由19%左右下降到今天的14%左右，下降了5个百分点，德国则由7%下降到5%，下降了2个百分点，相反，中国由6%上升到15%，上升了9个百分点，大于日本和德国的总体降幅，这是全球产业链向中国转移的结果。

从中国的出口区域结构来看，2011年“珠三角”和“长三角”出口占比为74%、环渤海占比16%、中部六省和西三角占比7%，这意味着到目前为止，所谓中国出口和中国制造仍然主要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其中广东集中了 “珠三角”87%的出口份额，江苏和浙江则集中了“长三角”74%的出口。

从中西部的出口区域占比来看，金融危机以来，虽然整体上中西部出口份额略有提升，但是内部的差异十分明显，重庆、四川和河南是三个出口增速最为迅速的省市，2011年分别实现100%、40%、80%以上的出口增速。

通常比较可以发现，中国制造业从沿海内迁一定程度上只是广东、江苏和浙江制造业向中西部少数省市的内迁，这个背后反映的逻辑是重庆、四川和河南作为曾经的人口流出重镇逐步成为人口回流的重镇。而且，也正是这些省市才能提供更大的制造业用地供给空间。从数据上观察，2011年中西部地区在全国土地出让金的占比为24%，仅次于长三角，为第二大贡献源，而10年之前，这一比例仅为3%，从土地周期的视角看，这个比例的大幅跃升显示中西部在全国制造业结构的重要性已在显著提高，产业转移的步伐也已开始。

总体上判断，制造业内迁的核心驱动力仍然来自于流动人口的重新布局和土地供给的区域分化，在过去的十多年，流动人口从内陆向沿海的长距离迁移是中国劳动力市场最为常见的事情，但这一局面正在转变，短期的刺激因素是海外经济不景气导致人口和制造业内迁，这或许只是一个开始，人口迁移趋势的逆转恐怕不仅是一个暂时现象，还是一个趋势形成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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