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北平，林徽因家所在的东城北总布胡同是一个富有吸引力的“公共空间”，聚集了当时北平一大批对文学、艺术和学术有兴趣的文人、学者，其“太太的客厅”也成为现代文学史的经典记忆。以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为中枢，凝聚着当时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交往网络。在这个“客厅”中出现的既有如金岳霖、钱端升、张熙若、陈岱孙等哲学家、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也有如沈从文这样的主持全国性大报《大公报》文艺副刊的编辑，当然更多的是像萧乾、卞之琳这样慕名而来的在校大学生。不管来访者出身、职业或社会地位呈现出怎样的面貌，只要他们被这个象征着当时北平知识界顶峰的“客厅”所接纳，就可以融入一个知识贵族的公共空间。换言之，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与其说它是中国式的文人结社的现代延续，不如说是近代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沙龙等公共空间的“东方版本”。

林徽因——当仁不让的主角

在“太太的客厅”这个中国式的沙龙中，林徽因是当仁不让的绝对主角，她是沙龙的主持者，也是沙龙的灵魂和倾听者，是以之为交往网络的核心。费正清夫人费慰梅这样回忆她的“亲历感受”：“每个老朋友都记得，徽因是怎样滔滔不绝地垄断了整个谈话。她的健谈是人所共知的，然而使人叹服的是她也同样擅长写作。她的谈话和她的著作一样充满了创造性，话题从诙谐的轶事到敏锐的分析，从明智的忠告到突发的愤怒，从发狂的热情到深刻的蔑视，几乎无所不包。她总是聚会的中心人物，当她侃侃而谈的时候，爱慕者总是为她那天马行空般的灵感中所迸发出的精辟警语而倾倒。”与当时充斥北平的社交明星迥异的是，林徽因主要不是依靠她的美貌吸引众多的来访者，而主要依赖于她的学识、智慧与洞察力建筑了一种明丽而坚实的“精神魅力”。在这里自然有对国家社稷与黎民百姓的人文关怀，却更多地是对纯粹的文学、艺术、学术的探求与对话。

早在1920年，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被迫辞去司法总长职务，以国际联盟中国协会的名义赴欧洲游历。他行前给时为十六岁中学生的林徽因写信说：“我此次远游携汝同行。第一要汝多观览诸国事务增长见识。第二要汝近我身边能领悟我的胸次怀抱……第三要汝暂时离去家庭繁琐生活，俾得扩大眼光养成将来改良社会的见解与能力。”事实上，年幼的林徽因确实在欧洲的游历生活中开阔了眼界，锻炼了社交能力，习得了一口标准的英语，为十年之后的“太太的客厅”奠定了基础。

除了林徽因的“核心”作用，梁思成、金岳霖也是这个沙龙得以形成的重要原因。梁思成、林徽因都出身名门望族，梁思成早年毕业于清华学堂，梁的父亲梁启超更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元老之一，这为他们接触清华、北大等学府的学者提供了平台和机会。并且，梁、林的密友金岳霖跟他们居住在同一个四合院。金岳霖是清华大学逻辑学教授，终身未婚，喜好结交朋友，身边有一个固定的学者交往圈子。空间上的接近导致双方的朋友圈子也发生了高度的重叠。

“客厅”吸引了哪些人？

林徽因的女儿梁再冰的回忆大致勾勒了这个交往网络的成员与特性：“这时我家住在东城北总布胡同三号，这也是我记忆中的第一个家。这是一个租来的两进小四合院，两个院子之间有廊子，正中有一个‘垂花门’，院中有高大的马缨花和散发着幽香的丁香树。父亲和母亲都非常喜欢这个房子。他们有很多好朋友，每到周末，许多伯伯和阿姨们来我家聚会。这些伯伯们大都是清华和北大的教授们，曾留学欧美，回国后，分别成为自己学科的带头人，各自在不同的学术领域中做着开拓性和奠基性的工作，例如：张奚若和钱端升伯伯在政治学方面，金岳霖伯伯在逻辑学方面，陈岱孙伯伯在经济学方面，周培源伯伯在物理学方面，等等……在他们的朋友中也有文艺界人士，如作家沈从文伯伯等。这些知识分子研究和创作的领域虽不相同，但研究和创作的严肃态度和进取精神相似，爱国精神和民族自豪感也相似，因此彼此之间有很多共同语言。由于各自处于不同的文化领域，涉及的面和层次比较广、深，思想的融会交流有利于共同的视野开阔，真诚的友谊更带来了精神力量。我当时不懂大人们谈话的内容，但可以感受到他们聚会时的友谊和愉快。”?茭

（摘编自“天益社区”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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