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旅游发展笔谈

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旅游研究

Alan A. Lew

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以本科交换生的身份来到香港学习，那是我第一次到中国。然而，当时我能到的距离中国大陆最近的地方就是香港新界的罗湖火车站。直到1984年，完成了新加坡的博士论文调研后，我本打算回美国，后终下定决心要到中国走一遭。于是我走访了广州，还去了中山大学，尽管那个时候我在广州没有一个认识的人。30年后，我已多次到访中国，有时一年能来两次，不过都是为了参加会议或是访问大学。这些年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每次前往，呈现在我眼前的都是全新的面貌，在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尤其如此（Lew， 2007）。

30年来，中国的高等教育，尤其是旅游研究，也同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大学教育越来越普及，新的校园不断扩建，学生人数显著增加。20世纪90年代以前，自然科学占据主导地位，如今社会科学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与此同时，30年来旅游业已然成为带动中国经济和景观发展的核心要素之一，旅游学科也成为高等教育的一个核心专业（Lew， et al.， 2003）。然而，中国高校的制度文化和期望还没有产生相应的变化，这种情况在世界上多数国家的高校颇为常见。我认为，中国的旅游研究要在未来几年内扩大全球影响力，需要重点思考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应用VS理论驱动的研究

中国的旅游学教员们有很多机会给地方和区域政府提供应用咨询服务，他们可以由此获得酬金，作为自己相对低廉工资的补贴，也能为研究生开展研究项目提供资金支持，这也直接反映了中国政府对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大力投入。正因如此，中国的学术研究和出版主要体现了几乎耗尽旅游学者所有非教学时间的应用咨询工作。

在某种程度上，这一点可以从中国学者在学术会议上所做的汇报中体现出来。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些汇报已经有了很大提升，这也显示出中国学者越来越受到国际会议上汇报方式的影响以及外国访问学者的熏陶。然而，发表在这些会议上的论文仍然以描述性案例研究为主。这点也并非不同寻常，因为世界范围内多数旅游学术会议论文都趋向于描述性案例研究，很少交代理论背景，更多基于初步的结果和正在进行的研究。这是因为，很多的学者更擅长教学而不是做研究，并且社会科学的教学涉及更多应用案例和讲故事，而非理论发展。因此，虽然案例研究作为教学辅助有一定的需求和用武之地，但这种方法明显有其局限性（Lew， 2010）。

出版界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案例研究的数量远大于理论导向研究。很多投递到我主编的《旅游地理》（Tourism Geographies）的论文都是理论框架很弱的描述性案例研究。在《旅游地理》首次出版的时候，这些案例研究的论文完全可以接受。可是，现在该期刊已经成熟了，尤其投稿量越来越大，我们只能接受首先解决了重要理论或概念问题的文章，而案例研究将成为次要考虑因素。

目前，世界范围内约有250种与旅游相关的出版期刊（McKercher， 2013），其中，大多数完全乐意接受精心设计的案例研究论文。然而，大型学术出版社的经理一再告诉他们的期刊编辑，案例研究是他们刊物中读者最少、引用率最低的文章，因此，他们不主张期刊发表这些文章。一般而言，期刊的SSCI排名越高，投稿量越大，它能够接受的案例研究文章也越少。

出版界通常有两个级别的期刊。在旅游研究中，低级别的期刊主要指未被列入汤森路透科学网（Web of Science）的SSCI数据库中的刊物，当然也存在例外。多数低级别期刊投稿量少，因此能更开放地接受非理论基础的文章。SSCI排名越高的刊物每年会收到更多的投稿，由于版面有限，他们在选择发表哪些内容上会更挑剔一些。虽然案例研究将被接受，但它们必须建立在一个坚实的理论问题之上。

通常，期刊的排名，特别是Web of Science上的排名，是极具争议性的，因为排名结果具有主观性，较不科学（Jarwal， et al.， 2009）。比如影响因子，在不同的学科和专业领域相差巨大，主要基于由汤森路透碰巧在每个领域接受的期刊的数量， 以及不同学科间的普世出版文化。此外，任何一个期刊的影响因子多是基于被大量引用的极少数论文， 而不是所有发表的文章。这驱使编辑倾向于选用引用率高的文章，其中多为文献综述。实际上，与具有吸引力的综述文章相比，研究论文较不受欢迎。尽管学术出版评估优秀的方式有诸多缺点，但SSCI及其影响因子组成的系统仍被全球的大学管理者所接受，所以研究人员要学会玩这个游戏。

我认为，在中国，其大部分的旅游教育、研究和出版仍在努力理解并企求达到更高级别国际出版物的要求。当然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例外。不管怎样，中国的旅游学者在国内主流的旅游及相关领域的期刊成功发表论文已经更为司空见惯了，但是当他们向我请教如何在国际刊物发表论文时，很明显，他们的研究只是很少会涉及社会科学理论中的全球论题。我所看到的来自中国的实力最强的论文，主要是发表在《旅游学刊》上的文章，倾向于固化的定量方法，包括GIS。虽然这是好事，但他们的概念基础仍时常略显浅薄。

要做高度基于概念和理论议题的研究非常困难。中国年轻一代的学者中很多都接受了高级教员的培训，而这些高级教员自身的研究成果大都基于应用咨询工作，因此，他们写出的文章多与之相关。此外，由于自然科学之前在中国高校中占主导地位，这也会对高校的研究产生强大影响，导致社会科学家比较倾向于定量和描述性方法。这些因素塑造了中国对高品质研究和写作的定义，一个完全被国内高等教育市场接受的定义。这似乎是中国政府想要的，而且也是中国政府资助学者这样做的目的。

另一方面，提高中国高校和学者的国际地位还面临着新的压力。要完成这一目标，需采用不同的标准来衡量什么是优秀。国际旅游研究界需要的是这样的思想、框架和理解：既要能够扩大国际讨论范围，还要具有国际适用性，而不只是符合中国的特殊情况。中国旅游学者不仅要试图满足国内学术项目的应用研究需求，同时还需兼顾国际期刊和研究人员更加纯粹的研究兴趣，因此他们深陷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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