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都”北京生存记

“乌黑的、浑黄的、绛紫的、以致辛辣的、呛人的”，这样的空气曾出现在作家老舍的文章里，他所描述的，是上世纪50年代的伦敦。半个多世纪后，它出现在王一坤的镜头下

1月11日深夜，首都机场，资深驴友“行走40国”乘坐的飞机刚刚降落。

一出舱门，辛辣的焦油味随寒风扑面而来。“行走40国”顿时觉得，“自己跟玉皇大帝一样，腾云驾雾的”。他当时的第一反应是，先屏住呼吸，然后赶紧从兜里掏出一只黑色口罩——他每次回北京的必备物品。

接下来几天，“行走40国”每到吃饭，必点木耳。他说，这是过去纺织工人们吃的，能清肺。

1月9日以来，全国中东部地区陷入严重的雾霾和污染中，中央气象台将大雾蓝色预警升级至黄色预警。环保部门的数据显示，从东北到西北，从华北到黄淮、江南地区，都出现了大范围的重度和严重污染。其中，北京尤甚。

由于怕“中毒”，雾霾天气里，“90后”摄影师王一坤“宅”了两天。到了1月12日傍晚，也不得不出门办事。此时，华北的污染达到峰值，据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网站数据显示，当晚八点，北京的可吸入颗粒物浓度为786微克/立方米，天津是500微克/立方米，而石家庄是960微克/立方米——数据超过300微克/立方米，即已是严重污染。

王一坤家住通州。据他称，通州是全北京污染最严重的地区，“我出门的时候，估计通州的PM2.5都快1000了”。途中，王一坤随手拍下了一个房地产广告牌，“复苏一个城市的幸福”。迷雾中，字迹隐约可见。

长跑爱好者钟峪此时正在山西出差，她的另一个身份是环保组织“绿色和平”的工作人员。“出差之前，我心里还琢磨，每次出差都得跟那些有毒有害的东西打交道，”钟峪说，“后来在微博上看到北京的天气状况，心里暗自窃喜，还好来出差了。”

而此时，在微博上，有苦中作乐的网友戏谑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你站在天安门广场，却看不见毛主席。”

364张照片

2011年，王一坤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他在中国传媒大学附近的小区里租了个房子，打算创业。办公室位于20层，从阳台望出去，几乎可以囊括CBD全景。

2011年11月22日起，王一坤在阳台上拍下了第一张照片，“当时只是觉得挺有意思”。接连拍了十几天后，碰到了在他看来“惊天地，泣鬼神”的2011年12月5日。资料显示，当天的空气污染指数为236，属于中度污染。不少航班因此延误，甚至取消。

那年年底，一个新名词出现在公众视野中——PM2.5，意为大气中直径小于或等于2.5微米的颗粒物，也称为可入肺颗粒物。2012年2月，国务院同意发布新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增加了PM2.5监测指标。

王一坤将这14天的图片发到网上，一时间，大量媒体蜂拥而至。他粗算了一下，有140多家。“当时觉得挺光荣的。”王一坤说。

他决定将拍摄工作坚持下去，“其实拍得也挺烦，但这种拍摄只有坚持，才有意义。”

有时出差，他尽量早上出发，晚上赶回北京，为了第二天能拍张照片。实在没时间的时候，就请同事帮忙按一下快门。

“这一年，拍照片都成我们企业文化了。”王一坤笑言，“大家忘了吃饭，也忘不了拍照，整天惦记着。”

2012年11月21日，王一坤完成了全部拍 摄。

之后在环保局查阅数据后，王一坤发现，在这一年中，官方统计的“良”以下污染天数，约占到全年的24%，为87天。完全没有污染物的“优”天数占总天数的20%，为74天。其中那个重度污染和重污染各一天，分别出现在1月和4月。

根据国际通行标准，王一坤得知，空气能见度依照能见距离的不同可以划分不同等级。于是，他和同事们用谷歌地图测量了照片拍摄地与几个关键被摄物之间的距离，并用肉眼对过去一年每一天的空气能见度进行了粗略测量。结果显示，所有照片中能见度清晰的天数只有38天，占总数的10%。而能见度“差”、“很差”、“较差”和“极差”的天数有243天，占总天数的66%。这一结果和官方数据显然有一定差距。

全部照片中，有两张昏黄一片，再无外物，分别摄于2011年12月2日和5日。

“我们办公室附近300多米处有个烟囱，一般都能拍到。如果那个烟囱拍不到，就什么都拍不到了。”王一坤说。

2013年1月12日到14日，看到更加“惊天地，泣鬼神”的天气，已经完成拍摄的王一坤忍不住又架起了相机。照片上，除了雾霾，还是雾霾。他不甘心，又对着天空拍了一张，温吞的天空上，隐约挂着一个苟延残喘的太阳。

“一年过去，除了我们又老了一些，北京的天空似乎没有任何改变。”统计报告结尾处，王一坤这样写道。但他已经不打算再拍下去了，“我觉得关注到这个地步就不是我应该关注的了，剩下的，是政府、专家以及每个人的事了。”

目前，这个生于上世纪90年代的年轻人能做到的自我保护，就是每月回一次江西井冈山，“家乡空气虽说没以前好，但总比北京强多了。回去了，才敢大口呼吸，大口喝水。”

工作人员钟峪进一步解释，“所以我们就用模拟人体呼吸的个体空气采样仪，空气中的PM2.5将被吸附在一张滤膜上，让大家了解吸入肺里的PM2.5到底有多少。”

除去每天花在上班途中的一两个小时，Camille大部分时间在室内。工作人员每天收一次滤膜，再换一张新的给他。

“很恶心！”Camille吐着舌头，指着深褐色的手机套，一副要作呕的样子，“滤膜一开始像餐巾纸一样白，一天之后，就变成这种颜色了。”

今年初，更大的雾霾，让Camille开始盘算着离开北京了。“去加拿大，或是回普罗旺斯。”他苦着脸说，“但每次一和女朋友提到搬家，她就皱眉头。”

“有几个人想过以后少开车？”

作为马拉松爱好者，同时又是环保人士，钟峪也报名当起了空气质量测试的志愿者。去年11月25日清晨，她背着一公斤重的PM2.5个体采样器，参加北京国际马拉松赛。

当天早上的PM2.5指数已超过332。

“一看外面灰蒙蒙的，我就不想跑了。”钟峪说，但为了进行空气质量测试，她还是硬着头皮站到了起跑线上。

8点45分，参赛选手们从天安门出发。前18公里，钟峪一直戴着口罩。

“后来实在受不了，就摘了，跑步对氧气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钟峪说。

下午3点18分，钟峪完成了她人生中的第一个全程马拉松。

一个多星期后，钟峪收到了同事发来的测量结果。结果显示，钟峪跑马拉松当天的个体暴露浓度为152.73 微克/立方米，是国家空气质量标准（日均颗粒物空气质量二级标准75微克/立方米）的两倍。这样的空气质量下，“心脏病和肺病患者症状显著加剧，运动耐受力降低，健康人群普遍出现症状”，建议“儿童、老年人和心脏病、肺病患者应停留在室内，停止户外运动，一般人群减少户外运动”。

“我当时真有点儿后悔了，那种空气不该跑步的。”钟峪坦言。随后，她把前后两张滤膜的照片发到微博上，称“想投江的心都有 了”。

作为一个长跑爱好者，钟峪在北京最纠结的问题就是要不要跑步，怎么跑步，“对爱好跑步的人来说，在跑步机上跑和在户外跑，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显然大家更愿意在户外跑。但在户外跑究竟能吸入多少有毒有害气体，这个谁都不知道。”

“对一项运动热爱到发烧的级别，就会特别追求好的装备和技巧。但对跑步者来说，如果没有好空气，那其他一切都没意义了。”每次出差，钟峪都会带上跑鞋，碰到好空气，就跑上一段，“但其实这种机会还是蛮少的，我上次去湖南待了三天，跑鞋根本用不上。这次去山西也是一样。不是因为没时间，而是因为没有好空气。”

在山西出差期间，钟峪一直关注着北京焦灼的空气和微博上满屏的吐槽，“那几天很多人想着不出门，但能有几个人想过以后少开车？环境问题不单是政府的问题，也不单是NGO的问题，它是我们所有人的问题。”

“有多远滚多远”

“去旅行，有多远滚多远”，这是“行走40国”开出的药方。

1月11日回北京后，他每次出门必戴口罩。1月15日晚上，京城迷雾尚未散去，“行走40国”已经买好了1月17日一早到上海的机票，他在微博上宣布，要“逃离帝都”。但很快有网友提醒，“雾霾已经往上海转移了”。

“不怕，我19号就要去新加坡了。”“行走40国”开始得瑟。

从2000年开始，“行走40国”就给自己定下“硬指标”——每个季度出国玩一次。几年后，他把“玩”当成了职业，改成了每月出一次国。

2010年秋天，“行走40国”定居北京。除旅行外，他大部分时间留在这里。“我刚来的时候是秋天，那是北京最好的天气，看得到蓝天。”“行走40国”记得，当时他很开心，“我喜欢这城市，而且我的性格也适合在这个城市发展。”

从2011年开始，“行走40国”发现，北京的环境越来越恶劣，“春天有沙尘，冬天有雾霾，夏天比广州还热。前几天更可怕了，我一下飞机，还以为掉到蒸汽锅炉里了。”

每次从国外回来，“行走40国”总得花五六天时间适应，“主要是咳嗽，晚上咳得尤其厉害，嗓子疼得很。好不容易适应过来的时候，也该出国了。”

“其实国外的很多经验我们都可以借鉴。”“行走40国”说，很多人抱怨在罗马旅游很累，因为罗马有规定，旅游大巴只能停在中心区外面，不能开进去。这样，显然可以减少中心区的空气污染。“还有英国的一些城市，私家车只能停在市中心以外，然后必须换公共交通工具进入。这些方法都可以借鉴。中国现在有这样的污染问题不奇怪，也不是什么丢脸的事，很多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经历过。我们可以把发展速度放慢一点，太快容易摔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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