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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田里的收音机

作者:jnscsh   时间:2022-03-03 08:42:06   浏览次数:

我的人生跟一条河有关,这条河叫“太子河”。

在太子河南岸有一片芦苇地,小的时候常玩耍于此。多年以后,我才从姑姑口中得知了一个石破天惊的消息,我从未见过的生母的骨灰就散落在这片芦苇丛中。而在芦苇地的对面,也就是太子河的北岸,在1998年之前,这里曾是一片麦田,那儿有父亲给予我的很多美好的童年记忆。

故事倒回1998年,那一年是全国水灾之年。那条曾经让我夏天可以下河游泳,冬天可以敲冰窟窿抓鱼的河流,一改往日温柔的模样。

那一年太子河泛滥得异常凶猛,洪水一泻千里,淹没了南岸的芦苇地,也淹没了北岸的麦田,更带走了父亲的生命以及在那之前,我时常可以发出的天真不羁的笑声。

在1998年之前,我的人生是快乐的。虽然那时年幼的我,尚不知“人生”这两个字到底为何意。但是快乐与不快乐的区别,在这一年泛滥的洪水面前,我淋漓尽致地尝尽了它的滋味。

我的父亲叫大葱,这是街坊邻居给他起的外号。之所以会起这个外号,是因为我父亲特别喜欢吃大葱。大葱不仅是他的下饭菜,也是他的下酒菜。他一顿饭可以蘸着酱吃一捆大葱。

所以我们家门口地里种的大葱,根本就不够我父亲吃。每年入秋后,硕大的秋葱一长出来,父亲就会拿他打的鱼跟左邻右舍换大葱吃。

由此便得了这么个外号。

我是父亲的独子,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叫惯我父亲“大葱”的缘故,打从我记事开始,父亲身边的亲戚朋友都叫我“葱头”。一开始觉得这外号特别难听,非常抵触,谁这么叫我,我就跟谁急。但外号被大家叫多了,久而久之也就习惯了。长大后进了城,才知道原来城里也流行这个。但是他们不叫“外号”,有个更雅的词汇叫“昵称”。

在我看来,昵称只是一个穿着马甲的外号罢了。不知道长大之后,是想保存儿时的记忆,还是故意矫情,我竟然不喜欢告诉身边的人,自己真实的名字。谁一问我叫啥名,我就说我叫葱头:

大葱的葱,大头的头。

1998年之前,我的人生是快乐的。是的,那时候的人生的确是快乐。虽然那时候,我不了解什么叫快乐,只知道成天到晚的傻笑。母亲因难产致死,所以我从一出生就没有见过她,但父亲给予我的爱,却让我知道能一口一个爸爸的叫,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

1998年之后,我的人生彻底与“快乐”二字无缘。从1998年至今,我几乎没有笑过。有些冷血,有些浮夸,更有些愤世嫉俗,消极厌世。

我觉得这个世界所有人都对不起我,现在回头想想,我又对得起谁呢?

自1998年那场洪水夺走了父亲的生命之后,我孤言寡语,喜欢打架斗殴,用暴力应付身边的人。我没有朋友,这世间偌大,心里能牵挂的唯有在东北的姑姑,还有姑姑的儿子——远在西安读大学的表弟。而我现在在深圳工作,彼此之间的地理距离都相隔千山万水。

虽然我没有母亲,但是我能感受到母爱,而这爱来源于我的姑姑,一个心地特别简单善良的女人。她至今仍然觉得没有教育好我,没有完成父亲的临终遗愿,考上一所不错的大学,然后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在我上初中的那段期间,染头发、逃课、跟地痞流氓厮混在一块,砸校长的办公室门、带人殴打老师,甚至一遍遍对姑姑嘶吼:“我知道我X妈的就是个混蛋,我的事儿不用你来管!”

我知道姑姑常常背着我以泪洗面。他的儿子,我的好弟弟,从小就比我懂事,从未让姑姑操过心,而我却一再伤害她,我心中亏欠不已。我故意多次恶语相向,只为让她绝望,然后彻底放弃我,这样我会觉得良心上好过一些,就不必如此受内心仅存的善念道义的折磨。我企图想变成恶魔,但是姑姑却不抛弃不放弃的在我内心播下爱的种子。

ާiivO5?ui]单位安排我和几个同事,一人开一辆大卡车向灾区运输救援物资。主要是矿泉水和桶装面以及大量的常用药品。因为受灾最严重的一些城市,已经陆续有很多政府和民间的救灾物资到位,我们商量之后选择了甘肃省陇南市去派送一些救援物资。

当我和同事们的卡车驶过地势险恶的山川,到达陇南下属一个我们也叫不上名字的城镇时,民众已经搭起了一间间简易帐篷,其中一个帐篷里有几个孩子暂住在一起。不知道是学校的学生组织在一起,还是与家长走散的儿童的集结。每个孩子脸上都满是泥土,拿着锅碗在等着开饭。其中有一个小男孩很特别,吸引了我的注意。

男孩儿的样貌和身高约摸十来岁,恰是我1998年丧父时那么大。男孩儿面前放着一台老式收音机,他趴在土地上,双手托着下巴,集中精力地注视着那台老式收音机。看到那台老收音机的时候,我心里一颤。木质的老收音机,有几个可以来回拧动的键子,比早期的黑白电视机略小几圈,我的父亲也有这么一个样子差不多的收音机。

我走上前去,本想用手抱起来看看是否跟父亲那台收音机是一个牌子。没想到男孩儿一把咬住我的手腕,眼神突然变得凶狠起来,冷冷的盯着我,像是猛兽被抢去食物般,充满了暴躁与不安。

我只好老老实实地把收音机放回地面,冲着他不断微笑,以示友好。可是男孩儿对我高度警觉,他不说话,只是凶狠狠盯着我。我返回车上,拿了几碗泡面和一些零食,给他送了过来。男孩儿看到食物,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食物全部抢走。

他一屁股死死坐在收音机上面,跷着二郎腿,碗面都不泡热水,直接撕开袋大口吃了起来,嘴里发出咀嚼干脆面的清脆声音,边吃还边盯着我,保持高度的警觉,我望着他扑哧笑了一下。

或许我的笑容在此时的灾区出现,显得是那么不合时宜。但是与同来的同事比起来,只有我了解在大灾面前失去亲人的那种痛。

渐渐的,男孩儿对我的警惕性没刚才那么强烈,态度也放得缓和起来。他用手指着老式收音机,方言味很足的对我说:“不可以给你,这是我爸爸的,他能用这个给我讲评书,非常好听。”

这句话像是封闭的黑匣子找到了开锁的钥匙,十年前的情景,也就是我在1998年之前的童年记忆,全都一一浮现眼前、历历在目。

1998年前,我们家里比较穷,别说当时已经流行起来的彩电了,就是黑白电视机也买不起,家里只有一台父亲朋友送的老式收音机。我和父亲平常的娱乐生活,就是时常听听收音机,收音机主要放评书。我们爷俩最喜欢听的评书当属单田芳的《隋唐演义》。

父亲文化不高,小学毕业,但记忆力和模仿力却特别好。他常常对一集评书反复听几遍,就能倒背如流,而且还能学时下电视里很流行的真人模仿秀。如果我父亲还活着,那些模仿单田芳的模仿选手都可以捂着脸回家了。

父亲在太子河北岸有一块麦田,春夏打鱼,入秋收麦。那会儿我常常跟在父亲的屁股后面,见他勤劳的工作。无论打鱼还是收麦,都是耗时耗力的活计。父亲每每带着我的时候,怕我无聊,临出门除了带干活用的工具,还不忘扛着那台老式收音机,放到船上让我听评书。

记忆中最深刻的,是1997年的秋天。那一年太子河北岸的麦田,像滚动的金色波浪,衬着太子河洁净的河水,在清风的拂动和阳光的照耀之下,熠熠生辉。父亲带着我上船,顺着太子河南岸的芦苇地,划到了太子河北岸的岸边。收音机此时正播放到李元霸大胜宇文成都。李元霸是父亲在这部评书中最喜欢的人物,他觉得养儿子就要养得生龙活虎、力大无比。即使智商不够,但是力气至少可以保证自己不被欺负。

等到了麦田之后,父亲把收音机放在田地中间,整个麦田的任何角落都能听到评书的声音。父亲用镰刀割麦,我在后边一摞一摞的拾到一块儿。每每回想那时候的画面,都特别留恋,特别感慨。

古时候,在江湖,是上阵父子兵。而当下,在农村,是收秋父子兵。我想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比父子更默契的男子组合了。

还记得当时出现了一点小状况,收音机突然停止工作,放不出声音了。我向父亲哭闹着要继续听,他只好放下手头的活儿,摸着我的小脑袋,冲我一笑,然后让我坐在收音机上,转过身子去。父亲模仿单田芳的声音,开始讲起了评书。父亲的声音是那么富有磁性,一字一顿夹着平仄押韵,慷慨激昂中含着抑扬顿挫。

有些东西,一旦失去了,这辈子都再也找不回来了。

“你怎么哭了?”男孩儿的声音将我从回忆中拉回了现实,我摇了摇头,什么都不想说。只是学着父亲曾经的样子,摸了摸男孩儿的小脑袋。

我问他:“这收音机现在能放评书吗?”男孩儿一脸落寞回答:“要等爸爸回来才能修好。”

你爸爸现在在哪?”

男孩儿把头轻轻低下,不愿回答,末了只小声地说一句:“我也不知道,我是被当兵的叔叔们从绵阳接过来的。”

从陇南回到深圳的一个月后,我买了回东北的机票。我想回去看看姑姑,我想弥补内心的愧疚,我更想找回遗失掉的笑容与麦田里的那台老式收音机。

就在姑姑为我开门的一刹那,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我号啕大哭,歇斯底里。我带着哭腔,结结巴巴地说:“姑,我知道错了。我有很多话想对你说,可是我现在一句都想不起来了。”

姑姑的泪水流了下来,只是摇了摇头告诉我:“什么都不要说了,姑都明白。回来就好。”我一把抱着姑姑,如当年姑姑在月台那样,亲着姑姑的额头。

我知道姑姑是爱我的,甚至为我付出的精力远比给她的亲生儿子要多。虽然我没正经读过几天书,但是我也知道这么一句谚语:“宁舍怀中亲生子,不舍娘家一条根。”

回深圳的前一天,姑姑带我到了她在家里为我保留的一间卧室。这间卧室我已经许久没来过了。打从上初中后,我就跟地痞流氓玩在一块,经常睡朋友家或者网吧、游戏厅。所以当我走进这间卧室后,竟是那么陌生。卧室里有个老式柜子,我一看就知道是父亲生前家里的家具。

姑姑打开柜子,上面全是我儿时的衣服。挪走这些衣服,从里面捧出个老式收音机,正是麦田里我们爷俩听评书的那个台。我一把抱住收音机,如同抱着我的父亲一般。我试图按动按钮,但很显然不可能再播出当年的评书了。

我失望的对姑姑说:“收音机坏了,再也听不了评书了。”

“但是要相信你的心能听到的”。

是的,我们要相信用心是能听到的。而前提是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千万不能拒绝亲情的关怀。

(本文为《1998,我们的童年时代》《芦苇少年》姊妹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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