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机之父钟兆琳教授

1　引言

成立于1896年的交通大学是我国创办的第二个新式高校，而在1908年筹办的交通大学电机学科则是我国高校中最早的同类学科。1923年毕业于交通大学电机学科而后服务于交大电机60余年的钟兆琳教授为中国电机之父。他是最早讲授《电机学》的中国教授，他又是中国第一台交流发电机与电动机的研制者。他是一流的教育家。他是江泽民、钱学森等的恩师。他还是一位人性化的社会活动家。

2　中国电机之父

2.1　最早讲授《电机学》的中国教授

钟兆琳1901年8月23日诞生于浙江德清。1914年考入上海南洋公学(即后来的交通大学)附属中学，1923年毕业于南洋公学电机科。1926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硕士学位，并任美国西屋公司工程师。1927年回交通大学任教授、教务长、系主任、一级教授、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教务委员会副主任等。1957年，随着交通大学分设上海、西安两地，他到西安交通大学执教，一直到1990年4月4日于上海逝世。钟教授以其卓越的天才教育家的努力培育了大批电机人才。他本人及其部分早期弟子都成为我国电机工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钟教授在1927年回到交通大学，担任了电机科教授，是讲机械工程系的《电机工程》，同时主持电机系的电机实验及其课程，在30届电机系学生的一致推崇下，钟兆琳教授接任了电机系的《交流电机》课，且一直担任主讲，此课程原来一直由外籍教授担任主讲。他是第一个开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概念性极强并最难理解的《电机学》的中国教授。

2.2　中国第一台交流发电机与电动机的研制者

远在30年代，钟教授把自己的教学和祖国电机工业的发展结合起来，为民族电机工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932年初，他说服华生电扇厂总工程师杨济川先生研制成他设计的分裂芯式电流互感器和频率表、同步指示器、动铁式频率表等，均取得成功。随之，受总经理叶友才先生的聘请，钟兆琳作了华生电扇厂兼职工程师。1933年，他又说服华生厂买下南翔电灯厂，并介绍自己的助教楮应璜进厂，和他一起设计制造交流发电机，由新中动力机器厂制造柴油机配套进行发电，成为一个系统。中国的电机工业从此真正的发展起来了。

1934年初，钟兆琳教授又说服由汉口到上海来的实业家周锦水先生，和华生厂合作办起了电动机厂，起名“华成”。他又介绍并带领自己的九个学生和助教，开始制造电动机。他自己担任技术指导，解决关键技术问题，使发电机、电动机等的制造业都发展起来了。

钟兆琳教授指导并参与研制出我国第一台交流发电机与电动机，是中国电机工业的鼻祖。

2.3　第一位支持创办中国高校电机制造实验室的教授

钟兆琳教授一贯重视实践。上海解放后不久他就积极向领导建议：“我认为：(1)直观教材能增加学生之了解能力，拟收集直观教材方面的资料。(2)工业生产与学校必须密切合作，才能顺利的开展科学研究工作。”这实际上是最早涉及到教育和生产相结合，工业发展要以科学和教育的发展为前导这一辩证的双向对流问题。50年代初，钟老注意到当时电机制造方面的教学实践性环节比较薄弱，在他的支持下，电机专业增添了电机制造方面的设各。在此基础，上，以后又正式成立了全国高校中第一个电机制造实验室。

在中国电机界，无论是理论或是实践，钟兆琳教授都堪称中国电机之父。

3　国家主席之师

国家主席江泽民，1947年毕业于交通大学电机系，他对恩师钟兆琳教授尊敬有加。江泽民在交大读书时，钟兆琳教授担任电机系主任，并讲授《电力工程》课程。钟教授精彩的讲课，严谨的治学态度，“重实践，恶空谈”的精神，给江泽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几十年后，江泽民仍然记得钟教授上课的风采。他回忆说：“他擅长运用启发式教学，尤不喜灌输，特别强调基本概念一定要搞清楚，记得变压器等值电路这个问题就足足讲了一个月。”钟兆琳上课还有一个有趣的特点，就是常常用3种语言。先用英语，然后用普通话，最后再讲上海方言。据说，后来江泽民做电子工业部部长，有时候讲话也用3种语言。他的同学们笑称，“是受了我们系主任钟兆琳老师的影响”。

在交大读书期间，江泽民不仅在学术上受到钟兆琳教授的教诲和影响，而且钟教授高尚的人格力量和强烈的爱国热情也深深地感染了他。多年以后，职位不断变迁、最终成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江泽民依然念念不忘这位恩师的培养和教诲，尽自己之所能关心老师的工作和生活。

20世纪50年代，一次全国电机科学大会在上海召开，钟兆琳和江泽民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两人一同下榻锦江饭店，且住在同一房间。这天，钟教授身体有恙，正发着高烧。钟教授的小女儿来探望父亲，江泽民就把床铺让给钟教授的女儿，说让她在父亲身边精心照顾，自己则住到条件较差的另一个房间。

1985年，钟兆琳教授因病住进了上海华东医院。这一年，江泽民调任上海市市长。他到任的第二天，就轻车简从，带着夫人王冶平到医院看望钟教授，询问老师的病情，向医院了解老师的医护条件，临走的时候还一再叮嘱钟老师要安心养病，如果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告诉他，他一定尽力帮助解决。在钟老师住院的那些日子里，江泽民多次去看望老师，时刻关心着老师的病情，盼望老师尽快康复。当时有其他人来探视钟教授，钟向其他人介绍江泽民说：他是我的特别能干的学生。

1985年，我国首次设立教师节。9月10日这一天，因病住在华东医院的钟兆琳教授收到了江泽民的一封亲笔信。因在市里参加庆祝教师节活动，无法分身前来，江泽民遂让儿子赶到华东医院，将信送到钟教授手上。信中说：

1989年以后，江泽民到北京工作，虽然不能经常到医院看望钟老，但一直关心着老师的病情，并关照医院的领导和医生一定要精心治疗和照顾好钟老师。只要到上海来，他就会到医院去看望钟老师。

同年，江泽民到西安交通大学去视察，还特意问起老交大的教师和他们的家属，当得知钟教授的儿子钟万劢教授正在西安交大任教时，江泽民非常高兴，亲切地询问他的工作和生活情况。

1990年4月4日，钟兆琳教授走完了他的生命旅程，在华东医院病逝。在北京的江泽民为老师献了花圈：“沉痛悼念钟兆琳老师”，以寄托对老师的无限哀思。

钟兆琳教授逝世后，江泽民得知老师的孩子们用录音带录下了老师生前最后的声音，就希望保留一份老师留言的录音带作为纪念，钟教授的儿子遂将录好的录音带给了江泽民。钟教授在临终前几天的这份留言里，特别讲到：“请领导转达江总书记，感谢对我的关怀。”

一次次看望，一声声慰问，都传递着江泽民对老师的感激和关怀，也

履行着他的“人呢，不管怎么样，不管做到什么位置，他不能不回忆起曾经培养过他的母校和曾经培育过他的老师”的诺言。

4　国家科协主席之师

一位教授门下的两位主席，一直在国人中传为美谈。1934年毕业于交通大学的钱学森院士，可以认为是国内科技界知名度最高的知识分子，曾任全国科协主席，是真正的中国自然科学的主席。他在其传略中写道：在交大，非常感谢两位把严密的科学理论与工程实际相结合起来的老师，一位是工程热力学教授陈石英，一位是电机工程教授钟兆琳。钱院士还在1994年2月7日致胞妹钱学敏的信中写道，教电机工程的钟兆琳教授和教热力工程学的陈石英教授都非常重视理论根底。钱院士常说，我若能为国家、为人民做点事，皆与老师教育不可分!他对钟老师的教诲和恩情终生难忘。钟教授去世时，他敬献了花圈。钟教授百年诞辰时，他以90高龄亲笔给西安交通大学致函：

5　一流的教育家

1927年，钟兆琳在美国鹏翅正举，生活优厚。为了爱国报国，他想回国到母校交大任教。于是致函导师卡拉比托夫。卡教授复函说：“Youare a teacher by nature.”(“你是天生的一个教师”)，这句话钟教授一直都视为珍宝。

20世纪三四十年代，钟教授以其认真负责的精神，引人入胜的启发式教学方法赢得了学生的一致好评，正如他的学生们所说：“钟先生属于天才型教授，讲起课来如天马行空，行云流水，使人目不暇接”。“他先把一个基本概念(特别是较难理解的概念)不厌其烦地详细而反复地讲清楚，当同学们确实理解后，他才提纲挈领地对书本上其他内容作简要的指导，随即布置大家去自学。令人信服的是，每当先弄清基本概念后再去消化书本上的知识，会发觉既清楚又易懂，而且领会深，记得牢。”

当时，教材都是英文版，钟兆琳用英语讲解。钟教授很注重英语语法，并通过严谨的语法结构，使他讲授的《电机工程》，《交流电机》等课程中的基本原理和概念得以准确地表达出来。经过融会贯通，同学们便可以触类旁通。

1937年抗战前，钟兆琳教授还受聘于浙江大学任兼职教授，主讲“交流电机”课，每星期由上海去杭州一次。那时，我国有电机专业的学校不多，象钟兆琳这样的教授，自然很不好找，钟兆琳担任的《交流电机》及《电机实验指导》两门课的教材、讲义、实验指导书、补充教材等均由他自己用英文编著。因为这些教案他都能背下来，所以他上课可不用讲稿。交大和浙大两校听过钟兆琳教授授课的老校友均回忆道，钟教授教课不仅严格，而且系统、扎实，重视实验，他坚持“重实践，轻空谈”的精神，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教学思想。

从1955年9月到1956年7月，钟教授教我们班的《电机学》，他把高度抽象、枯燥的课程讲得十分具体、生动。一些难懂的概念问题，经他一讲解，你就能豁然开朗。他说主磁通与漏磁通，主磁通是匝连一次、二次绕组的的磁通，而漏磁通则是只匝连一个绕组的磁通。漏磁通只是自我匝连，它自私自利。我们的共产党员要做主磁通，要联系群众，相互匝连，决不能只顾自己，不管他人。钟教授把讲课看成是头等神圣的工作。他在1954年当选为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有一次，他对我们讲课非常卖力专注，满头是汗。他说：很抱歉，太热了，我要脱一件衣服。他把外衣一脱，露出一个小红本本。他拿起来说：最近上海市开人大会，这是我的代表证。因为今天有课，所以请假了。当时我们用的是原苏联教材，符号比较混乱，常常是一个符号代表几个意思，几个符号代表一个意思。钟老对此深表不满，认为给学生学习增添了困难。有一次，钟教授上课时说起：昨天晚上我考了苏联专家，他考不出来。他讲的苏联专家是著名的电力拖动教授，交大的校长顾问。我们很为他的大胆披露捏一把汗。因为当时向苏联一边倒，非议苏联专家就可以上纲为反苏，而反苏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1957年，钟教授开设了《电动机机械转矩的测量》等专题讲座。我们又有机会聆听他的学术报告。听他的课是一种高级享受。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钟教授一方面在交大任教，另一方面又担任我国许多工厂和公司的技术顾问或者董事，并先后介绍交大电机系的优秀教师和毕业生到这些民族企业中去工作。同时，他还亲自培训工厂工人掌握技术。有一次，快过年了，他在课堂上津津乐道地说：“解放前，那些工厂的总经理或者董事长在这几天要向我送红包了。”当时是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的时候，他也无所顾忌。

那时我们的考试是口试，五分制记分。我经历了钟教授的两次口试，每次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都给了我5分。这应归功于这位高山仰止的一代宗师对我们的辛勤培养。一流的教育家钟兆琳教授高尚师德的精神将永远激励后辈。我们十分感谢钟教授对我们的教育，以做钟教授的学生而感到自豪。

6　人性化的社会活动家

中国电机之父钟兆琳教授不但是一位硕果累累的高层专业知识分子，而且是一位社会活动家。他是人性化的社会活动家，是性情中人，处处时时与人为善，广交朋友，联系国内外，同情弱者，关系和谐，讲究民主，不整人，不害人，光明磊落，平易近人。

1934年，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在上海交通大学成立，钟教授是创始人，后来他是终生荣誉会员。他还是中国电工技术学会荣誉会员。

1945年，抗战胜利，钟教授激动地书写了杜甫的两句诗：“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高兴地重回到华山路交大校园。这时，因为国民党政府称抗战时留在上海未去重庆的学生为“伪学生”予以歧视。钟兆琳教授复归交大后，坚持重庆来的学生和上海学生一起上课，做工作让彼此消除歧见，维持了学生的团结。

在解放前，交大曾是著名的民主壁垒，钟兆琳教授常常发表言论抨击国民党政府的黑暗和不民主，为著名的民主教授。就在1947年底到1948年，钟兆琳经其舅父俞寰澄及杨卫玉介绍，在上海加入了中国民主建国会。

钟老对学生十分关心，因此他对班上学生的姓名大多能记住，而且不少学生的姓名和毕业年份，在多年后仍能随口说出，使大家惊奇不已。因此，许多校友，甚至国内外已很知名的老校友，对钟老总是十分尊敬和感谢。每次来西安或者上海，总要去看望钟老。

大约是1955年春节，我和班上的几位同学因为缺少路费没有回家。春节时，大家去向钟老师拜年。他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们，问这问那，极其关心我们的生活。当时登门向他拜年的贵宾络绎不绝。而他绝不因为我们是穷学生而怠慢我们。

1957年9月，我们毕业了。全系100余人在恭绰馆聆听钟系主任宣布

工作分布。他十分慈祥地把工作分配单分发给每一位同学。最后他不无遗憾地、极为温和地说：“我们系里有4位同学因为有点原因尚不能在今天宣布……”全话虽然难于记准记全，但是他绝无咄咄逼人之势，更无狠斗猛批之态，他的口气中表现出一种人性的同情。他的几句话一直在温暖鼓舞着这4位被错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同学的心。当时在最大限度地孤立与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总气候下，他还能称为“4位同学”，实在难能可贵。轰轰烈烈、腥风血雨般的反右派斗争过去50年了。钟老师也已作古17年了。但是他慈祥的音容笑貌仍令人记忆犹新、挥之不去。

1960年，钟兆琳教授在西安加入九三学社，1962年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出席全国政协会议。一次在北京开会小组会上发言，他坦诚地提到勤俭建国，在议及有些国营企业浪费严重，管理不善时，他很有感触地讲，解放前我和民族资本家联系较多，我认为民族资本家精打细算办事业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幸好，他的这段话没有人深究。不过，正因为没有人深究，二三十年前钟兆琳教授的这条有识之见没能得到应有的重视。)今天，应深思钟兆琳教授的这条有识之见，从近代中国的民族企业家、解放前专家学者办企业搞科研的经验中，找到可资借鉴的东西。

1963年10月，钟兆琳在出席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理事会时，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于10月10日亲切地接见了与会代表并和大家合影留念。钟兆琳由北京开会回来后，更增添了信心和干劲。他带领同学们在大西北实习、考察，除宁夏外，大西北的陕西、甘肃、青海、新疆他都——考察过，西北不少电机厂，都驻留过他的足迹。动员一批又一批的西安交大毕业生留在大西北工作，直到晚年，他还很具体地设想：在黄河上游筑坝，中下游建桥，改变黄河流域地貌；在西北增修西安经延安到包头至蒙、苏的国际铁路；修西安过秦岭到安康、重庆的铁路；修西安经商洛到南阳的铁路接京广线：修西安到银川线。现在发现，钟兆琳教授的这些设想国家都正在建设。他认为，铁路建起来，就会有物质文明，生产就会大发展，经济就会上去，各行各业就会跟上，进而也会有精神文明。他很重视铁路的建设，曾多次将实地考察后的建议细节向在铁道部工作的交大校友们讲述。

钟老无烟酒之好，恶奢侈之糜，淡泊人生，艰苦朴素。他穿戴简朴，建国后几十年一贯穿的是藏青色的人民装，戴的是蓝灰色的干部帽，足蹬的是黑平布小圆口布鞋，乍看像一位老农，还经常出入在教工食堂，亲自买菜提饭，与青年教工同桌餐饮，谈笑自如，安贫乐道。

即使是这位文质彬彬、德高望重的长者，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也难逃厄运，受到了严重迫害，因为钟兆琳讲：“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我想不通。一句话就是一句话，怎么能顶一万句?”为此，造反派给他加上“反对毛主席”的罪名，多次对他进行批斗，他被打断两根肋骨。当然，这比那些把教他念书的老师活活打死的红卫兵要克制得多了。当时有人写了打油诗：

咏“臭老九”十儒九丐古已有，而今又名臭老九。古之老九犹叫人，今之老九不如狗。专政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文化有。假如马列生今世，也要揪出满街走。

1978年钟老彻底平反后，他又到西安交通大学开英语课，82岁时还在家中辅导青年教师的英语，近90岁时还自学日语。

7　结语

中国电机之父钟兆琳教授的一生，无论在学术上和精神上，都为我们留下许多宝贵的财富。他那亲切的形象将永远留在我们心中。他不愧是我国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典范。为电机事业奋斗终生，正因为有了他，交大电机，中国电机才有今天。我们作为钟老的学生，要学习他崇高的民族气节和无私的奉献精神，学习他正直、坦率、治学严谨、诲人不倦、学而不厌、艰苦朴素的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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