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徒弟——大山（下）

大山拜了师，并没有把说相声当成自己唯一的追求，他依然把自己的兴趣放在了对中华文化的学习、研究上。

1991年放暑假，许多外国学生都回国度假去了，大山没有回去。暑假快结束的时候，他来到我家。“老师，我这儿有几个字，您看您认识吗？”他掏出一个小本，从中拿出几张纸，上面有他早预备好专门考我的几个字。这几个字是“餶”“斾”“棼”“龝”。我一下子被难住了。这几个字当中，除了“龝”字我知道是秋天的“秋”字的古写，因为我爱好书法，曾经写过这个字，其余这几个字，我连见都没有过。“大山，你从哪个犄角旮旯里弄来这些字？这字甭说我不认识，我爸爸也准不认识！”我说这话不是玩笑，我爸爸是学文学的，而且是上了两次大学学中文。他曾经告诉过我“参差不齐”千万别念成“参（cān）差（chā）不齐。

我问大山：“你学这些蹩脚而又没有实际作用的字干什么？”大山把他的小本打开，这里面一页一个，全是这种我从没见过的中国古字，满满的一本。“老师”，大山说，“有一本资料说，中国人平常的用字量在四千到五千字之间。我自测认识近四千字。有些字我一见面认识，但是念不出来；有些字这次认识了，下次还不认识；还有些字我能从字形上蒙出念什么，但是不知道什么意思。于是，我就利用暑假学了三百五十个中国疑难字，我跟它们全认识了，一回生，二回熟，看下次见面，我还记得它们不。”外国的青年人对于一门知识追求的敬业态度很值得我们学习。

1992年，我带大山到香港演出。我们住在香港新华分社的招待所。那一年，这个招待所的改造工程还没有完成，条件非常简陋。大山一米八几的个子，睡在一米七五长的床上，非常难受。他经常把脚伸到窗户外面去，他说让脚“透透气”。就是在这种条件下，演员逛街的时间，他全用来读中国的近代文学。时不常的，他碰到我就问张天翼的《包氏夫子》、艾青的《大堰河——我的母亲》等文章的一些问题。仗着我上过电视大学，对他学的这些东西还不陌生，能对付一阵。我称赞他：“大山挺刻苦的。”他谦虚道：“回去考试，我这是临阵磨枪，不亮也光。”我夸他：“大家伙儿都说你不错，别人上街逛商店，你在家里温功课，有点‘南京路上好八连’的劲儿。”他问我：“‘南京路上好八连’是怎么回事？”我自讨苦吃，解释半天。没事我提这典故干什么！

不过，可能就是这样，他用自己的刻苦和执着学习中国文化，了解中国国情。

在1992年元旦晚会上，由赵连甲老师出题，我创作了相声《名师高徒》，导演是中央电视台的张子扬。这个节目由我、唐杰忠和大山一起表演。我演一个蹩脚的老师，大山演一个聰明的学生。创作这个节目时，大山选择了他妈妈教给他的一段英文绕口令：How much wood would a woodchuck chuck if a woodchuck could chuck wood.在表演时，我既笨嘴拙舌又故作逞能地把这句话说成：“衣服上的扣子卡住了裤子，卡住了裤子也卡住了扣子！”而大山的演出，已经完全没有了他第一次在中央电视台亮相时的那种“洋腔洋调”了。他熟练地说中国的绕口令，熟练地说外国的绕口令，令中国观众折服。大家说，大山的中国话越来越地道，能和中国的相声演员媲美了。

大山在中国第二次掀起了外国人演中国节目的高潮。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留学生学着他的样子，在电视台里演节目，拜中国艺人为师。唐杰忠老师一下子收了好几个新加坡、南斯拉夫等国的学生。相声演员刘洪斌、丁广泉也收了几个外国留学生为徒。

1993年，他探亲回家。刚到加拿大，就给我写了一张明信片寄到北京。这张明信片上写着他发自肺腑的话：“老师，我回家两天了。不知为什么，总是有一种旅游者的感觉。白天是加拿大，晚上全是中国（做梦）。我盼着快点回去。我想，当我回中国坐上飞机着陆的那个感觉，可能才是回家了的感觉。”我把这张明信片给许多人看，让他们看看我这个爱中国的外国徒弟。

大山一直走着刻苦学习丰富自己，当好中国第九代相声演员的道路。

他找丁广泉老师学快板，他唱《学雷锋》：

红旗飘飘舞东风，战鼓声声振长空，

世界人民齐响应，男女老少学雷锋。

学雷锋、唱雷锋，伟大的战士红色的兵，

苦水里生，甜水里长，雷锋一生向着党。

人民敬佩，敌人害怕，事迹都传到加拿大。

他一修改，观众乐得东倒西歪。

他学快板那阵子，兜里老揣着几片竹板，走到哪儿都叮当乱响，别人嫌他的竹板声太吵，他经常一个人跑到立交桥底下去练。我告诉他：“练快板找个没人的地方，立交桥底下打快板，车一停下更乱。再说，过去说快板是要饭的人在人多的地方唱，你在那儿影响也不好。”大山笑着又甩开了快板唱：“说我要饭我不怕，只要老师不把我骂！”那些日子，你要是打电话到他们家，准会在电话机里听到一个打着快板的录音：“大山有事不在家，有什么话您请留下，请——留——下！”你刚要说话，大山又拿起听筒来对你说：“您听这段快板行吗？喂，您是哪位？”原来他让人欣赏呢。

他还找了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老师学习评书，专门选择了一段小故事《胡不字》。这段书连我都没听过，大家看他讲得绘声绘色，听的人自然也津津有味。他翻译美国喜剧明星巴伯·霍普的书，说：“我要做中西喜剧文化交流的‘先驱’。”他跑到街上喝北京豆汁，呛得鼻子里全是豆汁味儿，他说：“我不怕‘以身殉职’。”他自己为《正大综艺》一百期写了一段“百字相声”。我和他一起登台，他说：“过去老师给我写相声，现在我给老师写相声，我们水平拉平了！”他一点一点把自己融在中国的文化中，融在中国的相声事业中。

一位西方记者采访他，他说：“中国接受了我，中国的一个家庭接受了我，这是我最大的成功。”我知道他说的家庭有两个含义：一个是他师父我的这个家，一个是中国相声宗系这个大家庭。

一天，大山哭着到了我家。男儿有泪不轻弹，总是乐呵呵的大山怎么了？坐在我家的沙发上，他一股脑儿地讲了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倒出了许多我从没听过的感慨。大山有个女朋友叫甘霖，这是一个模样长得普通，生长在一个普通中国人家庭，有着普通中国人的善良和贤慧品质的姑娘。他们相识了许久，而且定下了终身。大山喜欢甘霖身上那股清新无邪的纯朴劲儿，甘霖喜欢大山执着热情而且实在的性格。一些中国女孩爱虚荣、浮躁、追时髦的缺点，甘霖身上统统没有。外国男孩子的风流，不负责任，拈花惹草的毛病，大山身上也没有。

昨天晚上，他们俩在长安街上漫步，忽然冒出来一位干部模样的人，带着气不过的火头问大山：“你拉人家女孩子手干什么？”“……”大山被问得莫名其妙，不知怎么回答才好。此人看见他们俩散步不是一会儿半会儿了，情绪很激动：“你放开手，别动我们中国姑娘！小姐，你也太不自重了，你丢中国人的脸，别不要脸！”后面这句话太难听了。边上听见争吵的群众，一部分围了过来。说甘霖“不要脸”，太刺激大山了。大山头晕脑胀，一把抓住了这个人的衣领：“你凭什么污辱人？我们没有侵犯你一点儿，你为什么……”大山真是对这突如其来的斥责感到茫然。而这一抓领子使矛盾白热化了，双方拉扯起来，而且还动了手。站在一旁的中国人管他什么“大山”不“大山”，听说有人欺负中国女孩，尤其是外国人，全不答应了，蜂拥而上，有人趁机给大山几下子，大山倒在了马路上……旋即他又清醒过来，他不能犯众怒，他请大家和那个干部一样的人去派出所讲理。

派出所民警很公正地处理了这个问题，批评大山不能动手，也劝解了那位干部不要胡乱猜疑外国友人，总要有根据嘛。那位干部不依不饶，打电话到了甘霖家，斥责甘霖父母对子女管教不严，而且还给有关单位报告了此事，他认定了大山和甘霖谈恋爱是“不正当的交往”。大山含着眼泪对我说：“师父，中国人把你当成自己的儿子，你对他们至关重要，他们甚至可以依靠你。可他们却把我当成了孙子，高兴时让我唱歌，不高兴了就踢我一腳，让我一边儿去，别妨碍他们。”“不能这样说”，我劝大山，“昨天晚上这件事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如果你再遇上这样的冲突，一定要什么都不说地躲开，像球迷在球场上一样，矛盾交织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没了是非，冲动起来就会过火，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在那个时候，不能用理智去解释一切，因为那是不理智的时候。”我给他讲述了1989年我到兰州演出，受了主办单位的骗，在没有音响的体育馆舞台上让我演出，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可是观众不干了，围攻我们两个小时。而且新闻记者也添油加醋，不实的报道令人有口难辩。我问大山：“我不是也一样吗？委屈也全搁在肚子里。你不是想在中国工作、生活吗？那就要面对生活，接受它给你的甜酸苦辣，你说对吗？”我很理解那位干部的心，但是他把斥责的对象搞错了，也可以说好心办了坏事。如果那位干部看到大山现在已经有了一个非常美满的家庭，甘霖为大山生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儿子，而且大山让儿子不会说话的时候就一天听五遍唐诗的录音带，一定会追悔不已呢！

也许是因为在普通中国人的圈子内生活，也许是因为生活中经常遇到难以避免的磕碰摩擦，大山自觉地去掉了通常外国人在中国的“优越感”。他学会逐渐理智地处理一切，努力地把自己和中国人融在一起，为了一个目的——学习和发扬中国文化。融在普通的中国人中间也许并不难，而融在一个相声大家族之中，恐怕就要经受点一般老百姓体会不到的滋味。相声界辈分分明，我的辈分又小，大山拜了我为师，等于有了一大批的师爷、师叔、师大爷。辈分高叫两句吃不了什么苦，最让人难堪的是，技不如你的一下子长到了长辈的份上，按中国人心理就有点让人家占了便宜的味道。

继我收大山为徒之后，我的师叔们也收了几个外国的徒弟。这样，原来几个和大山在一起的同学就成了大山的师叔。论哪方面大山都优于他们，连他们上台演出，都被认为外国人长得差不多的中国人称为“大山”，可大山得管他们叫师叔。更让人接受不了的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北京大学一位研究中国曲艺史的专家，在撰写相声宗谱时，别人都写到了，唯独不写在中国相声界中影响最大的外国人大山。

我问大山：“这些事你都怎么对待？”大山说：“老师，我过去告诉过您，一位西方记者采访我，问我在中国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告诉他一句话：‘中国的一个家庭接受了我。’我说这句话两层意思，一是您收我为徒，家里面对我亲如一家。”我听到这很后悔，大山倒是不见外，经常到我家来，我们也不把他当外人，家里赶上饭就吃，而且是有什么吃什么。记得有一次他对我说：“老师，我已经是第六次到您家里来了，吃了六次饭，而且六次全是面条，您家没有别的吃的吗？”其实我们家一个月也吃一两次米饭，可他没赶上，您说怪谁，不过，让人家外国人老吃中国炸酱面，真不好意思。“第二点”，他继续说，“中国相声家庭接受了我。马季师爷喜欢我，侯宝林师祖和我一起照了相。我觉得如果能在继承相声方面再做出点有影响的事，我就能对得起这个家对我的情谊。至于家里面出点什么不顺心的事，这是常事，我不往心里去，也可以说早做好了心理准备。”他想了想，又补充说：“比方说，您那么忙，我不能每天缠着您学东西，我就找师爷丁广泉一起学习、演出，弄得别人都说我是丁广泉的学生，我观察您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可是不见得别人没往您耳朵里吹什么风，您往心里去了吗？”好小子，不是光学相声，也在学习生活。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对他思索了那么多表示赞许。我从收徒之前就相信大山能学好中国文化，现在，我更加坚信这一点。

又一日，大山打来电话，他最近在加拿大驻中国使馆文化处帮忙工作。“老师，昨天晚上外交部的官员在使馆请中国客人吃饭。这位官员出了个主意，十二个桌子，他一个桌子坐五分钟。可中国的贵宾怎么办？他不能跟着我们这位官员后面跑呀！把他安排在哪个桌子？中国官员到了以后发现这种情况，没有问礼宾官，而是把我叫到了一边说：‘大山，你说这种情况怎么办？’老师，我心里甭提有多高兴了，中国人把我当成了自己人，没有把我当外人，他相信我，他向我征求意见。我昨天一晚上都没睡着觉……”我听了，泪水充满了眼眶，我为大山得到中国人的信任而高兴。

大山有儿子了，是个混血，像加拿大人，也像中国人。在他儿子六七个月的时候，大山告诉我，他的儿子将来可能会当哲学家，也可能会当国家领导人。我问他为什么，大山说：“六七个月的孩子，不知为什么，老是爱皱眉头，估计他一定是在琢磨复杂的哲学问题。”当领导人是怎么回事？“这孩子怪了，在家的时候挺好的，只要一出门，抱着他走在大街上，或是他坐在车里，他老向群众挥手致意。”我让他在孩子的教育上注意，一个当领导人的坯子如果将来的职业是说相声，落差太大，怕心理承受不了。大山兴奋地告诉我说他的妈妈开始学中国话了，而且第一句是：“飞机怎么飞？”我问他：“你妈为什么学这句话？”“因为我妈一说这句话，我儿子就用手作成飞机的样子说：呜——”原来，儿子只听得懂中国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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