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家苏轼

写作的宗旨：

余尝爱梁武帝评书，善取物象，而此公（王巩）尤能自誉。观者不以为过，信乎其书之工也。然其为人傥荡，本不求工所以能工此，如没人之操舟，无意于济否。是以覆却万变而举止自若，其近于有道者耶。

日行于天，委照万物之上，光气昕及，或流为庆云，结为丹砂，初岂有意哉？太宗皇帝以武功定祸乱，以文德致太平，天纵之能，溢于笔墨。

类似地，“信乎自然”、“纵手而成”、“颓然天放”在苏轼看来更近于理想的书写状态：

昨日长安安师文出昕藏颜鲁公与定襄郡王书草数纸，比公他书尤为奇特，信乎自然，动有姿态。乃知瓦注贤于黄金，虽公犹未免也。

此数十纸皆文忠公冲口而出，纵手而成，初不加意者也。其文采字画皆有自然绝人之姿，信天下之奇迹也。

张长史草书，颓然天放，略有点画处，而意态自足，号称神逸。

在体验“信乎自然”的妙处和一定程度上心存法度之念以外，作为书法家的苏轼几乎并未对一点一画的具体经营流露出过多的兴趣。

但既然把重点落到“浩然听笔之所之”与“纵手而成”上，那么，操纵这支笔和纵手的“人”就值得注意了。

相比“法度”，“人”恰恰是苏轼更为看重和强调的因素。

在他眼里。字即是人的化身，他总能从字中直接读出“人”的信息来：

率更貌寒寝，敏语绝人，今观其书，劲险刻厉，正称其貌耳。

吾观颜公书，未尝不想见其风采，非使得其为人而已。凛乎若见其诮卢杞而叱希烈，何也？其理与韩非窃斧之说无异。

钱公虽不学书，然观其书，知其为挺然忠信礼义人也。

章文简公楷法尤妙，足以见前人笃宴谨厚之余风也。

由于对人的重视，人们常常在他的书画题跋里读到“某某书政使不工。犹当传宝”这样听起来似乎没有道理的批评句式：

正献公晚乃学草书，遂为一代之绝。公书政使不工，犹当传世宝之，况其清闲妙丽得昔人风气如此耶。

欧阳文忠公书，自是学者昕共仪刑，庶几如见其人者。政使不工，犹当传宝，况其精勤敏妙，自成一家乎？

欧阳公书，笔势险劲，字体新丽，自成一家。然公墨迹自当为世昕宝，不待笔画之工也。

虽然这一句式后面往往又紧跟一个转折，“况如何如何”，读起来却更像是苏轼对主人公“政使不工”的礼节性弥补，相形之下，实在难以体现出批评的力量。

假如了解苏轼批评的信条，人们就知道他为什么很少就字论字，而始终更倾心于“人”的因素了：

辨书之难，正如昕响切脉，知其美恶则可，自谓必能正名之者皆过也。

问题的关键也许在这里。他认为字确实有美恶之分，但一定要说谁怎么好，谁怎么坏，却也未必行得通。他另有一首诗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杜陵评书贵瘦硬，此论未公吾不凭。短长肥瘦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他还说：人之字画，工拙之外盖皆有趣。

这便是苏轼。他的心和眼几乎不是一个标准的“书法家”的心和眼。他带来的是另外一重视角。

由于“书”时时唤出“人”的在场，当一次次偶遇先贤和已故亲友的书迹时，苏轼也就有如一次次重新见到了他们本人：

欧阳文忠公言，焦子皎洁，寒冰泉者。吾友伯强也，泰民徐君，济南之老先生也。钱吕仲盖尝师之。以伯强与泰民往还书疏相示。伯强之没盖十年矣，览之怅然。

慈雅游北方十七年而归，退老于孤山下盖十八年矣，生平昕与往还略无在者。偶出蔡公书简观之，反复悲叹。耆老雕丧，举世昕惜。慈雅之叹，盖有以也。

轼自省事，便欲一见范文正公，而终不不可得。览其遗迹，至于泫然。人之云亡，邦国殄痒，可不哀哉。

故人杨元素、颜长道、孙莘老皆工文而拙书，或不可识。而孙莘老尤甚，不论他人。莘老徐观之，亦不自识也。三人相见辄以此为叹。今皆为陈迹，使人哽噎。

偶至勤舍，出此诗，盖公之真迹，读之流涕。

处处见欧阳文忠公书，厌轩冕思归而不可得者十常八九。乃知士大夫进易而退难，可以为后生汲汲者之戒。元祐五年三月八日，偶与杨公同过刘景文。景文出此书，仆与次公皆文忠客也，次公又效其抵掌谈笑，使人感叹不已。

公与文忠交盖久，故文忠谪夷陵时赠公诗，有落笔妙天下之语。轼自黄迁于汝，舟过慈湖，子上昆仲出此文相示，乃泣而书之。

虽然前人也曾论及过见书有如会面，比如，唐张怀璀就曾说：四海尺牍，千里相闻，迹乃含情，言唯叙事，披封不觉欣然独笑，虽则不面，其若面焉。苏轼之后，清人也曾论到，当面对一幅书作时，人们也会“读其文，羡其霞举清脱之踪，不特翰牍可师千古也。”

但到苏轼为止，人们对此还从未有过如此具体生动，以及频繁的记录。苏轼的时代之后，由于书法家们越来越把注意力集中到字迹本身的构成、推敲上，这类记录亦不多见。

现在，当“为一太息”、“览之怅然”、“反复悲叹”、“使人哽噎”、“至于泫然”、“读之流涕”、“感叹不已”等这些字眼以醒目的方式反复出现时。苏轼也就把一个问题有力地推到了读者的面前：书写与生命、以及人的关系。

人们面对画作时会产生相同的反应吗？从画史中的记录来看，难得一见。

苏轼无疑是一位伟大的书法家，但他眼中所见，却似乎又不是一位“书法家”的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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