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创业：敢问路在何方

当“鼓励科研人员创办企业”写进了今年的中国政府工作报告，牛顿与那棵苹果树的故事又可以演绎出新的版本：牛顿爬上苹果树，像苹果一样落地，亲身体验和展示自己发现的万有引力。虽然这样的情节无法在现实中呈现，但是，学者们投身创业的暗涌已经不可小觑。这股力量正在提醒人们，无论你是否接受或者认可，创业的学者，已经成为万众创业洪流中独具特色的队伍。而且，他们的创业实践，好比牛顿爬上苹果树的纵身一跃，绝不会是只为了吸引眼球的试验秀，而应该是一场对科学、对社会都具有长远意义的变革。

但是，创业的学者听到的并不都是掌声，相反，质疑甚至反对的声音也不绝于耳。有人担心，秀才难以在书外找得到黄金屋;有人失望，教书匠掉进钱眼里是学问的悲哀;更有人无奈，当“象牙塔”不再，知识分子不得不到名利场去找回自己。与此同时，在路上的创业学者走的也并不轻松，从苹果树上跳下的牛顿有可能生死未卜，带着学者标签的他们，依然需要像小学生一样，在摸爬滚打中接受教育，即便他们学富五车。不过，有一点毋庸置疑，科研人员创业对推动产业向价值链高端跃升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有必要理清对学者创业的认识，提炼学者创业的实践路径，从而有助于为学者创业营造良好的环境，提升学者创业的成功率和贡献度。

学者创业的四条路径

学者创业并不等同于学者职业发生变化，而是意味着学术注重价值实现的过程。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认为，科学的以及非科学的新知识，是创业机会来源的“超级明星”。因此，学者作为新知识的缔造者，不可能与创业相隔绝，会伴随知识与创业的关系演进，而不同程度地参与创业活动。

转型之路

曾经具有老师身份的明星企业家，并不鲜见。他们离开“象牙塔”，在校园外开拓自己的事业，转型成为创业弄潮儿，最广为人知的当属马云和俞敏洪的外语老师背景。在自然科学领域，桑德环保的创始人文一波算是一个代表。他1989年研究生毕业于清华大学环境工程专业，然后在环境系任教，1991年离开清华，曾任国家化工部高级工程师，1993年创立北京桑德环保集团并担任董事长和总裁。他在创办桑德之前，曾拥有多项国家环保专利，这也成为后来桑德的主营业务方向。

不过，学者转型创业，并不都只是为了赚大钱。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穆罕默德·尤努斯，当时的身份是格莱珉小额贷款银行的创始人，而在创办格莱珉之前，他曾是美国某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他为家乡孟加拉国农村妇女的极度贫困所触动，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开创了有助于消除贫困的小额贷款模式，探索从社会底层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道路。因此，他也被誉为社会创业者的典型。

学者从大学出走，还需要面临诸多挑战，制度约束、机会损失和社会认可等都是摆在曾经的教书匠面前的难题。马云刚留在杭州师范学院当老师时，学校就要求他5年内不能辞职，因此，当时他只能做兼职翻译。马云后来还说，“跳槽穷半年，改行穷三年”，他的翻译社创办三年后才告别亏损。但是，更大的冲击可能在于，当时“杭州英语最棒”的他，在创业初期一度被很多人视为“骗子”。

跨界之路

横跨学界和商界的范例当属陈春花莫属。她集教授、企业家和作家于一身，不仅是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的博士生导师，还是新希望六和联席董事长兼CEO，同时，以她自己名字命名的《陈春花管理系列》图书正在热销。2015年4月，她在微信上开了个人公众号“春暖花开”，开始了自媒体平台的探索。但是，她坚持做老师，其他的工作都是兼职。她一直保留了在华南理工大学的教职，每个月和她的研究生见面，指导学生的学习和课题研究。在任职的企业里，大家也都按照陈春花的习惯，称她为“陈老师”。擅长企业文化研究的陈春花在公司文化管理中，也善于利用教师式的循循善诱来引导新员工。

因此，跨界的创业学者，需要将自身知识与创业事业进行有效融合，而不单单是找一份兼职。但是，能做到这点，并非易事。陈春花跨界的代价是，辞掉了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的职务，不参加各种论坛、不外出讲课、不做企业咨询项目、不写专栏文章，把更多精力放在研究中国本土企业成长路径。那段时间里，有人甚至“差不多快忘了”陈春花，而她也有点佩服自己的“自控力”。不过，持续20多年的企业研究不仅成为她拓展管理实践的最重要名片，也为她的教学科研提供了绝佳的素材和根基。

必须承认，并不是每一位跨界的创业学者都能像陈春花一样被誉为“传奇”，公众对他们的认识依然爱恨交织。反对者的理由在于，大学教师兼职创业就是不务正业，兼职会占用时间和精力，无法更好地保证本职教学和科研工作，导致对学生培养的投入不足。支持者的出发点在于，大学教育不是死读书，具有一定社会实践经验的教师，有助于提高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应用效果。

合伙之路

学者的智力资本与商人的财务资本联合，像是美丽佳人与成功才俊的结合，也是学者创业的路径之一。最为经典的代表，怕是要追溯到推动工业革命的蒸汽机发明人詹姆斯·瓦特。他的设计让蒸汽能量有效用于工矿和运输业事业，但是，倘若没有当时伯明翰企业家马修·博尔顿的鼎力相助，瓦特的发明极有可能化为泡影。资料显示，博尔顿为瓦特提供了铸造厂设施、筹集了大量投资，才得以让蒸汽机发明经过反复多次的试验最终获得成功。2010年，英国中央银行将二人肖像印在了新设计的50英镑钞票上，打破了英国钞票只有一人肖像的先例，也从另一个侧面展示了学者和资本融合的价值创造之道。

合伙的方式，可以发挥学者在自身特质和专业上的优势，而不必非得将“短板”拉长。学者纯专业的思维方式转向运作企业的经营性思维方式，对多数学者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为此，搭建什么样的团队、匹配什么样的资源尤为重要。而这可以通过学者和资本力量的合伙，将技术和商业结合。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学者创业的合伙之路只适用于自然科学领域，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同样可以与非学术力量整合并开创新事业。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友成大学（筹）校长汤敏，是著名经济学家，曾发表宏观经济、金融改革及教育改革方面的论文百余篇，但是，在他认为“自己快退休”的2010年，结识了友成，认识到公益领域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而且这个领域亟待具有创新思维和能力的专业人才去开拓，于是他决定加入，投身到社会创业的浪潮中。现在，他作为慕课革命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在众多场合阐述慕课的理念与中国实践，并用自己的亲身试验进行诠释和检验。

育人之路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学者创业也可以把目光聚焦在学生身上。上述的转型、跨界和合伙之路，都是学者面向校园之外开拓创业空间，以应用性的产品或服务为成果，可以被视为外向型学术创业的实现方式。与此同时，还有一些学者着眼于大学教育自身，将创业精神和能力服务于教学和科研活动，通过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服务于学术知识的成果转化和价值实现。虽然这种回归教育本源的内向型学术创业并不直接带来应用成果，但是，培育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和素质并通过他们创造新价值，也依然具有创业的革命性本质。

“创业教育之父”杰弗里·蒂蒙斯毕生投入创业学的探索和实践。他是全球顶尖创业教育机构美国百森商学院的创业学杰出教授，不仅在创业管理、新企业创建、创业融资和风险投资等方面具有研究专长，而且开发设计了创新性的课程和教学方法，开创了面向创业管理课程教师的创业师资培训项目，构建了整合创业者和富有经验教师共同参与教学和科研的运行机制，这一系列独特的新举措，不仅创造了新的教育模式，受到全世界的认可和效仿，更重要的是，卓有成效地培养了一批批具有创业精神和能力的学生和老师。他在创业教育领域的创新、超前行动、风险开发，就是一种创业行动。正如他所信奉的，“创业不仅仅局限于创建新企业或创造就业岗位，还意味着对个体天赋潜能的创造性开发，对整个人类发展和进步的推动和创新”。

学者创业的两条底线

对学者创业的鼓励，并不意味着毫无原则地一刀切，否则，最终有可能造成“学者不学、创业非创”的局面。中国科学院院士施一公近期指出，中国的技术革新和基础研究的创新能力并不强，而大学是科技发展的核心。一味鼓励科学家创办企业，会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创新人才培养是关键。从他的观点可以看出，鼓励学者创业，并不是只有创办企业一条路可以走。无论上述哪一条道路，学者创业都要坚守底线，抓住两个核心关键字“学”和“创”，这样才能有别于一般的创业活动，发挥出其长远的价值。

“学”意味着，学者创业不能以牺牲教学科研为代价，要保证创业对人才培养的贡献。这里的人才培养，既包括大学生也包括学者自身。大学是创新创业人才的“孵化器”，教学和科研活动是人才成长的土壤。“现代大学之父”洪堡提出，大学教育应当坚持“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育与研究相统一”的原则，培养有素质的社会人是重要任务。当代创业型大学理念的倡导者伯顿·克拉克也认为，创业型大学的崛起，带来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最终还是要通过搭建新平台为培养人才服务。即便从大学退学的苹果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当回忆起自己在大学学过的课程时，他也认为“当时看起来这些东西在我的生命中，好像都没有什么实际应用的可能。但是十年之后，就不是那样了。”“我在大学的时候，还不可能把从前的点点滴滴串连起来，但是当我十年后回顾这一切的时候，真的豁然开朗了。”因此，无论创业学者走向何方，大学对人才培养的使命和责任不能动摇，而且，要着眼于长远的发展愿景而非眼前的利益来塑造创新创业的人才。

“创”意味着，学者创业不能以解决生存问题为导向，要保证创业对知识价值的创造。在2014年6月科技部人才中心主办的科技领导力提升交流活动中，绝大多数参会专家学者都不赞同科学家创业做企业家，甚至有部分专家把干私活赚小钱比喻成“逼良为娼”，这也反映出当前学者生存的现实困境。如果驱使学者创业的动力在于创业可以谋一份营生来养家糊口或生活得体面，那么，这种创业就很难充分利用知识的“含金量”。对美国高科技创新影响最大的是1980年颁布的《贝耶—多尔法案》，被誉为“会下金蛋的鹅”。该法案通过对学术成果所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等的明晰，极大地鼓舞了学者创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同时也创造出众多的就业岗位。可以说，法案聪明地抓住了最有价值的要素——学术成果，以此为核心串起了价值创造的学术网络。

殊途同归的学者创业

孔子有位得意门生名叫子贡，不仅品学兼优，而且善于经商。在学识上被奉为孔门十哲之一，在财富上也是富致千金。孔子死后，鲁国政坛巨头之一叔孙武叔想诋毁孔子，说“子贡贤于仲尼”，而子贡知道后用院墙比喻道，“我的院墙只有齐肩高，一般的人就能看见墙里的房屋和景色，而老师家的院墙却有几丈高。如果找不到门进去，你就看不见院里的富丽堂皇和建筑的绚丽多姿。叔孙武叔那么讲，不也是很自然吗？”他坚决地认为，“仲尼不可毁也”。如果说，孔子开创儒家学说、创办私学是一种创业，那么他最有价值的创业是培养了大量像子贡这样的学生。因此，无论学者创业之路走向何方，终将殊途同归，用学问创业，将师道相传。

李华晶：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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