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就做到最好

由于在“洞穴沉积和环境与气候演变”方面研究的杰出成就，汪永进曾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资助。在《科学》杂志等学术期刊上发表环境演变系列论文17篇。2002年获“江苏省跨世纪学科带头人”称号，2003年被选为江苏省“333新世纪科学技术带头人培养工程”第一层次培养对象，2005年被聘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为了科研，命可以搭上

1993年3月，在南京市江宁区汤山镇发现了一个原始洞穴——葫芦洞，这是一处富含人类及动物化石的溶洞，这一发现迅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有许多人带着探奇的心理走进了溶洞。汪永进教授也走进了这个溶洞，这些隐藏着古代气候秘密的石笋深深吸引了他。

经过对南京葫芦洞5支石笋TIM-U系测年和高分辨率同位素测试数据的研究，他证实了过去数万年来东亚季风区气候存在类似于极地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千年——百年尺度的气候突变事件，而且精确标定了这些突变事件发生的时间，为预测未来全球气候变化提供了可靠的年代学基础。同时，他对国际上公认的格陵兰冰芯年代序列提出质疑，并提出修改意见。他据此写出论文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这篇论文的发表，在国际古气候学界迅速引起反响，受到国际权威、研究格陵兰冰芯的著名科学家Johnsen的称赞。从这篇论文在《科学》杂志发表至今，已在国际上被引用了75次之多。

对这些成果背后所付出的艰辛和心血，汪永进最有感触。1987年，汪永进从南京大学地质系沉积岩石专业硕士毕业，留在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任教，他决心在古环境、古气候研究领域中成就一番事业。

1988年，他赴美国匹兹堡大学行星地球科学系研修古地磁学，这为他进一步深入了解国际最新科研动态，掌握最新研究方法奠定了基础。

汪永进先后对黄土高原黄土、南京下蜀土和第四纪湖泊等进行过深入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由于黄土自身的限制，其古气候纪录达不到10年甚至年际尺度的分辨率，于是他便将目光转向可以精确定年的洞穴石笋。可是当时国内石笋研究刚刚起步，可供借鉴的方法很少，研究条件也非常有限，他除了翻阅大量的地质图件及地质报告，就是到处寻找良好的石笋材料。这些石笋材料必须没有受到过人类活动的影响，这就要到那些尚未开发的洞穴寻找，这些洞穴往往位于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而有石笋生长的洞穴往往又大又深，且不说里面常有野兽、毒蛇出没，还有毒虫、毒气等，就说洞内没有光亮，一片漆黑，稍有不慎，踏入洞中的陷阱，就会有生命危险。而且洞中有岔洞，方向感不好非常容易迷路。有一次，汪永进他们进洞时拉着的塑料绳被洞内的蝙蝠咬断，回来时，找不到洞口，在洞内徘徊了几个小时才凭经验走出来。

每次汪永进带着学生外出采样都是早上6点多钟就出发，然后爬山找洞穴，要到晚上六七点钟才能回来．每天步行和爬山达几十公里，而且还要手提肩扛几十公斤的石笋样品，有的样品重达50多公斤，等扛下山来，早已汗流浃背。汪永进戏称自己是抬石头的“农民工”。

一年秋天，汪永进和学生一起到一座荒山采集样品，早晨去的时候，天空还是阳光灿烂，可是到中年时，天突然下起了大雨，山洪爆发，山路变得十分陡滑，当他们走在海拔3000米的山路上时，汪永进不慎摔倒，滑到山沟里。学生一下急哭了，“汪教授出事啦！”等到他们找到汪永进时，他躺在地上不能动，左手被摔伤了。这次摔伤，使汪永进左手至今还落下后遗症。正因为采集样品的艰难，所以他对采来的石笋样品当宝贝一样，从来不雇人扛样品，他怕样品被摔坏，从而影响石笋年代纪录的连续性，得不到完整的数据记录。他总是自己亲自手提肩扛，直到亲眼目睹这些石笋样品完好无损地送进实验室，他才会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家休息。他的学生都说他是一个“不怕苦、不怕累，为了搞科研，命都可以搭上的人”。

自1993年从事洞穴石笋高分辨率古气候研究，到2001年论文在《科学》杂志上发表，汪永进经历了近10年艰辛曲折而又默默无闻的研究工作。相隔不到4年，汪永进又再次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论文。

科学数据要能千年不倒

2001年12月，汪教授的论文A high-resolution absolute-dated late PleistoceneMonsoon record from Hulu cave，China在《科学》杂志上发表后，2003年，美国斯坦福大学著名古气候学家S．J．Burns和英国著名古气候学家Shacleton在9月5日的《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认为汪永进的论文所发表的年龄数据是错误的。汪永进信心十足地表示：“我们的科学数据是准确可靠的。”并要求对方和自己将样品交同一实验室重新测定，对方经过慎重考虑后对自己的样品进行了重新测定，结果发现是自己搞错了参数，于是在其后的《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勘误文章。

汪永进常说：“搞科研一定要严谨求实，所做出的科学数据要千年不倒！”他对数据的要求非常严格，都要反复校检，图件要多方对比。那时学校还没有同位素研究室，所有的样品都要拿到南京古生物研究所测定，但每次测出的数据，他还要拿到西安去重新验证，甚至还拿到美国加州大学校验，几家测出的数据一致，他才会使用，否则他一定会重新进行测定。南京古生物研究所的工程师陈晓明深有感触地说：“为汪教授做测定，我从不敢大意，因为他要求太严，弄不好我要重做的。”

汪永进不仅对野外的石笋采样要求严格细致，而且对采集回来的石笋取样更严格。有一年暑假，当别的同志都在休假时，他和一个学生一起放弃休息，冒着夏季高温，在10公分长的石笋上采集出上万份的样品，而且要求没有任何差错，其难度可想而知！由于没有空调，他们只能在高温中硬挺着。两个月下来，汪永进不仅人瘦了一圈，而且因身体消耗过大而累倒了。正因为他对科研要求严格，科学数据要求绝对准确，所以他对每次研究成果都反复求证，并不急于发表，例如在《科学》杂志发表的论文中引用的52个高精度热电离质谱年龄，2000余个氧碳同位素及8000余条纹层数据，都经过了反复交叉检验，才最终定稿发表。

由于类似的工作都花费了大量时间，使汪永进的论文发表时间一再推迟，他也因此推迟了“教授”职称的评定。因为没有“教授”的职称，工资、待遇上不去，他们一家人只能挤住在地科院楼梯拐角一处不到15平方米的房子里。有人劝他说：“凭你的学问，为什么不先在国内一般的刊物上发表论文，先把职称评上去，工资和待遇就能上去，不就可以改善生活和住房条件了?”他却说：“我不能仅仅为了评职称就去写毫无科学价值的所谓论文，我发表的科学数据要绝对准确，这是科学家的良知。”

汪永进在南京师范大学先后做了7年讲师，7年副教授，始终没有放弃治学严谨的态度。

甘当领门人

汪永进的学生这样评价他：“他上课幽默而不幽寂，深刻而不深奥，随意而不随便。”他作为骨干教师编写的《自然地理学》获得了国家优秀精品课程。

现代地理学本来是一门很枯燥的课，但在汪永进的教授下却变成了一门十分有趣、颇受学生喜爱的课。他总是从身边的事物讲起，为了让学生弄懂每一个概论，他常常借助各种手段，甚至手舞足蹈地“即兴表演”。为了让学生认识各种岩石，他带领学生走出教室，在校园中寻找各种石头，让他们辨认，以增强学生的感性认识。

为了更好地指导研究生写好论文，汪永进常和研究生们一起研究思路和相关数据，启发他们开阔思维，对他们的要求也更严格，要求他们一定要从细节入手，小处也不能马虎。在批改刚进实验室的研究生的作业时，他总是从标点符号改起，学生们对此很不以为然。而汪永进却说，标点符号是小处，小处最能体现一个人做事是否扎实，而且标点符号使用不当，就不能准确表达意思。正是在汪永进严格的指导下，他的研究生写出了高质量的论文，有的甚至发表在SCI收录的期刊上，一名硕士研究生的毕业论文获得了江苏省优秀硕士论文奖，一名博士后获得“江苏省博士后科研资助计划”(A类)，一名博士生获得“江苏省研究主创新计划”资助。

“要做就做到最好”，这是汪永进常说的话，这既是他的人生追求，更是一种人生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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