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的文化印记

改革开放30年的文化印记，是一次非凡的时空旅行，一次又一次的文化事件被铭记成历史标地，伴随着整个中国社会成长。从《乡恋》、《渴望》再到《伤痕》、《顽主》，个性的体验代替了集体主义，对历史的反省流露出人民对说教的痛恨，也可以说文化记忆是另类形式的思想解放，它负责把种子播在人们心里。

广播的记忆

上世纪60年代，人们习惯在饭后，一家人围在“电匣子”周围，仔细聆听“电匣子”里播出的国内外新鲜事，透过它无论偏僻小村的普通农户，还是城市里的人们，都能与外界广阔空间联系起来，心胸顿时开阔。那时每当音乐响起“小喇叭开始广播了”，晶莹剔透、沁人心脾的童声，孩子们就兴奋得不由自主地手舞足蹈起来。孙静修爷爷讲故事特有趣，他憨厚纯美的声音极具磁性，当听到“小朋友们，你们好啊”，真像是有一位慈祥的老爷爷，迈着迟缓步伐向我们走来了。流年岁月，此情此景，已经远去，但围绕“电匣子”的轶事、“电匣子”里那诱人声音却记忆犹新。

在那个年代，家庭里的娱乐生活基本来自于收音机。收音机除了播放革命歌曲，还有许多好听的音乐、戏曲广播、电影录音，还有一些人常听的评弹、评书。特别是评书，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先生的评书，那略带沙哑或清翠婉转的嗓音，加上极其富有个性的演说，让故事更加生动形象逼真，诸如《隋唐演义》、《杨家将》、《岳飞传》、《乱世枭雄》等，听起来特别传神，往往令人沉醉在故事中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而听到紧要关头，最怕的一句是：“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让人顿足拍案。

春晚的陪伴

尘封的胶片继续转动，我们看到了1983年第一台春节联欢晚会。当时，没有专门的主持人，马季、姜昆、王景愚、刘晓庆成了首届春晚的当家，负责串词。虽然从简陋的美工布景到观众们朴素的服装，再到如今看来略显别扭的主持风格，可是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上世纪80年代特有的质朴笑脸。

1983年，电话点播在春晚首度亮相，李谷一在当天成了“点播之王”，一人唱了7首歌，成了后来无人能打破的春晚纪录，这7首歌中包括了那首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乡恋》。1980年，李谷一以創新的“气声”唱法演绎抒情歌曲《乡恋》，被“保守派”视为“洪水猛兽”，斥之是“靡靡之音”、“黄色歌曲”，被列为禁歌。《乡恋》在春晚的解禁不仅是一首歌的解禁，也是一种观念上的突破，使人们对改革开放更充满信心，对艺术追求人性化更理直气壮。

1984年，马季先生的单口相声《宇宙牌香烟》以轻松的心态、调侃的语言，对“贪大求洋”的社会现象进行了辛辣的嘲讽，成为经典。30多年过去了，人们对“宇宙牌香烟”依然记忆犹新。陈佩斯和朱时茂首上春晚，以小品《吃面条》一举成名，这也是国内第一次将有声小品搬上晚会舞台。张明敏的一曲《我的中国心》，不仅让思想刚刚开放的大陆观众认识到香港不是只有“靡靡之音”，更唱出了中国人的自豪感。

1990年，赵本山、黄晓娟表演的小品《相亲》备受欢迎，“赵老蔫”赵本山一夜之间成为家喻户晓的喜剧明星。之后，赵本山相继推出《红高粱模特队》、《卖拐》等多个经典小品，逐步奠定了“中国第一笑星”的地位，更成为整台春晚的“唯一期待”。

文学的苏醒

1979年，发表在《北京文艺》当年第11期上的中篇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作品婉约而哀伤地叙述了一段刻骨铭心却又无法实现的爱情，小说主人公钟雨的“痛苦的理想主义者”形象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唤醒了蛰伏在无数颗年轻的心中对理想爱情的向往。当“谈恋爱”开始作为一个象征着美好和甜蜜的词汇在年轻人中流传，走过了几乎可以被称做爱情荒芜期的“文革”10年之后，年轻人终于拾回了那些原本就属于青春的梦。

同样在1979年发表的另一部中篇小说，在30多年后的今天，仍被看做改革文学的开山之作——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塑造了一位在改革进程中面对阻挠锐意向前的改革先驱者的形象。人民日报载文指出：“它一问世就以切中时弊的主题和塑造的一个新长征虎将的典型形象，引起文艺界和社会上的广泛注意，竞相传看，议论纷纷。”

据说，有的读者忘记乔光朴是小说中的人物，到处打听乔厂长现在在哪里；有的还写信给工业领导部门，要求把乔厂长调到他们那个单位工作，带领群众改变那里的落后面貌。一个短篇小说在群众中产生如此强烈的反响，确实是不多见的。正是在轰轰烈烈的大讨论中，人们意识到，改革开始了，它就在每一个普通人生活和奋斗的道路上。

上世纪80年代初，王朔及其代表的“痞子文化”，逐渐进入人们视野。1984年，王朔在《当代》发表了处女作《空中小姐》，1989年发表了《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引起了反响。之后，王朔发表了一系列小说：《过把瘾就死》、《动物凶猛》、《玩主》、《我是你爸爸》等。此时的王朔，几乎每一个小说的名字，都会迅速成为民间流行的语言。王朔渐渐从文化异类，占据了主流位置，并且成为那个时代的文化英雄。他非常嚣张地喊出了“我是流氓我怕谁”、“无知者无畏”的宣言。

1991年，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一时间，《平凡的世界》成了农村知识青年的必读书。多年后，一位署名“伊生我未生”的网友在纪念路遥的网站上留言：“读《平凡的世界》时，我唯一的想法就是，如果自己没有考上大学，就要像孙少平那样去城里打工，像他那样努力工作，做一个正直的人。”中国的文艺精神，向来是推崇“文以载道”、“好为人师”的，作家肖复兴说：“在一个全新的时代，当生活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源自生活的文艺作品唤醒人们改革的意识，给社会带来新的希望，人们自然而然地向文艺作品寻求心灵的依赖和生活上的指导。”

戏剧的回归

1978年国庆，话剧《于无声处》在上海工人文化宫一个仅能容纳400人的小剧场里上演。没有任何宣传，所谓门票就是一张小小的白纸条。剧终时，剧场里掌声、欢呼声一片，人们压抑多年的激情在剧场中被重新唤醒。

改革开放30年，在那些历史进程中的关键时刻，优秀文艺作品以其特有的张力，温暖着无数中国人的内心，见证并召唤社会的每一次巨变，鼓舞着一个民族更加坚毅和稳健地前进。

1982年，谁家拥有一台黑白电视机，一定把它放在最显眼的地方，甚至成为街坊四邻簇拥着观看的新鲜玩意儿。在屋顶上架上电线，接收3个频道的电视节目。当时一部好看的电视节目牵动着无数观众的心，可谓万人空巷。

1989年，电视剧《樱花梦》悄然播出，毫不掩饰地将国外生存的严酷现实呈现在中国人面前。随着社会的发展，纷繁凌乱的诱惑越来越多地困扰着人们的内心。1990年，由赵宝刚指导的电视剧《渴望》轰动全国，成为中国电视剧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当时社会上有种风气，人们可能觉得那些‘真’和‘善’的东西都过时了，但这部片子让我们认识到原来平凡的生活是那么美好，它将对‘善’和‘美’的追求植入了我们的心灵。”

由于《渴望》的播出，犯罪率都大幅度下降。当时人们记得一句话：“举国皆哀刘慧芳，举国皆骂王沪生，万众皆叹宋大成”。一时间，“刘慧芳”成为人们心中完美女性的典范。主题歌《好人一生平安》也广为传唱，“谁能与我同醉，相知年年岁岁……”人们在如泣如诉的歌声中寻觅着那份相伴一生的真情，呼唤着真与善的回归。

更大的冲击来自4年后郑晓龙执导的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郑晓龙曾说：“我希望这个戏能告诉观众，美国不是遍地黄金，你要受苦，要奋斗，这个过程中甚至会丢失自己的很多东西。”更多的文艺作品在记录时代变迁的同时，描摩出扮演着不同社会角色的中国人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的蜕变。

1991年，导演成浩开始酝酿后来轰动全国的电视连续剧——《外来妹》。这个浓缩了数以千万计打工者命运的故事，再现了改革开放对人们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的冲击与改变。大量的农村青年涌向城市之际，城里的年轻人开始编织自己的出国梦。如果把每一个普通人的奋斗史集结起来，便可以阅尽中国社会30年的肌理。而那些优秀的文艺作品，在带给每个人信心与指引的时候，也鞭策着整个时代前行的脚步。

世纪之交，中国人面对着越来越复杂的情感困惑，电视连续剧《牵手》第一次用理解和包容的态度呈现了感情生活的复杂。2004年，电视连续剧《结婚十年》再次呼唤着真情的回归，并成为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此后，《中国式离婚》、《新结婚时代》、《金婚》等作品反映了新的社会环境下中国人感情生活的遭遇、困惑和希冀，在公共开放的语境中，真诚地抚慰着情感，关注着心灵。

音乐的呐喊

1986年5月9日是中国音乐史上值得纪念的日子，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的“世界和平年”首届百名歌星演唱会上，崔健首唱他创作的《一无所有》。一曲完毕，欢呼雷动。从此，摇滚乐在中国不再“一无所有”，这首歌也成为中国摇滚史上不可磨灭的经典。

崔健的出现，打破了上世纪80年代初大陆音乐过度效仿和照搬的链条，用来自西方的摇滚乐与中国西北文化进行了一次跨国界融合。与此同时，他的歌词充满激情，既像诗句，又如同引领人们方向的口号。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大陆乐坛刮起“西北风”，成为当时中国歌坛的一个辉煌记录。大陆原创歌曲达到前所未有的发展高峰，也涌现了一批真正有代表性的作品和实力歌手。其中以范琳琳的《我热恋的故乡》、杭天琪的《信天游》、胡月的《走西口》、那英的《山溝沟》，最为突出。虽然过去许多年，这些经典的西北风歌曲依然为广大歌迷深深喜爱和传唱。

循着中国流行音乐走过的历程，永远无法绕开这样一个名字——邓丽君。邓丽君不仅是华语流行乐坛的一代传奇，更是整个“中国流行文化”的象征。1980年，邓丽君的歌曲以“靡靡之音”、“黄色歌曲”为由被禁。可是当改革开放以后，海内外交流日渐增多，邓丽君的磁带从海外通过私人携带进入大陆，被样板戏和革命歌曲教育了几十年的人们发现歌曲竟然还能这么唱？大家在很短的时间就爱上了这个声音。

上世纪90年代，更多的港台明星和歌曲逐渐进入大陆市场，费翔的《冬天里的一把火》、苏芮的《跟着感觉走》，谭咏麟、张国荣、四大天王……真正开启了华语流行乐坛的黄金时代。人们开始追逐偶像，模仿港台明星的时尚穿着。而大陆的华语音乐也随之发展，出现了那英、毛宁、杨钰莹等一批流行歌手，《征服》、《让我轻轻的告诉你》、《爱情鸟》等歌曲也开始被人们传唱，成为脍炙人口的经典。

改革开放30多年，有激荡、有喝彩、有疑惑，也有离场。文化展现了一个民族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每一个文化符号的出场可以是批判者的靶子，也可以是追逐者的潮流。众生喧哗与尘埃落定，都是时代一幅幅鲜活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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