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的可视化：数据激进者的理性表达

工作坊。在为期一周的时间里，来自皇家艺术学院各个不同专业的20名学生会聚集在一起，共同思考一个问题：设计师能为传统的科学和技术领域里的数据可视化做些什么？

每一期工作坊的任务，都是尝试在数据研究、分析的基础之上，最终创造一个项目，并通过策展的方式，把数据中的“故事”讲述出来，与受众形成思维的交流与互动，进而引发更深层次的思考。

“批判的可视化”（Critical Visualisation）——对于她和她的团队正在进行的数据可视化创作实践，凯琳给出了这样的定义。而对参与其中的这些成员，凯琳称他们为“数据激进者”。

批判的可视化：从客观可视到主观批判

批判的可视化，也可被理解为“有鉴别意义的可视化”。“在我看来，批判性的可视化的定义就是：我们一起参与到数据可视化的实践当中来，通过创造一些有意义的可视化‘工具’，使我们与观者能够在模拟的物理空间和体验中更好地就当前重要的或是实时性的话题进行交流和对话。”凯琳如是说。

批判的可视化的出现，并非设计师的标新立异所致。当代科学技术的巨大推动力，使得人们还没来得及享用数据带来的各种便捷，就已经被卷入了数据过剩的狂澜之中。不管困惑与疑问怎样无解，大数据时代已然到来。没有对数据的主动选择，我们就只能被数据吞没。数据不会说话，可是，设计师会。当有学者喟叹“像素已经死亡”，电子界面作为一种交流、沟通方式正逐步让位于有实体的创作之时，我们知道，数据可视化创作者们的机会来了。

从单纯依附于科学技术的视觉存在发展到今天，数据可视化已经经历了大致三个阶段：意在帮助数据清晰、美观呈现的数据图示，这是第一个阶段；可视化创作者以策展的方式将基于个人观点集合起来的数据，通过视觉的方式转换并呈现在公众视野当中，这是第二个阶段；而在此基础上，经由物理空间和体验方式营造的“数据场”，引导信息受众主动介入当下的重要话题、观点的思考，这是第三个阶段。在这一阶段，设计师的角色已经逐渐从数据的解读者转换成了某种现实观点的倡导者，项目主题的选择也相对带有更多的反抗和质疑——既包括设计师自身对现实社会问题的批判性理解，也包括对数据本身的质疑。凯琳在英国皇家艺术学院所推行的工作坊，正是希望在这个阶段的实践上进行尝试。

《好篱笆造就好邻居》（A Good Fence Makes A Good Neighbour）就是诞生于英国皇家艺术学院批判的可视化工作坊的作品之一。来自建筑学专业的温迪·史密斯（Wendy Smith）和产品设计专业的詹姆斯·汤普森（James Thompson）共同完成了这件作品。

这个项目聚焦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平台的一个调查项目——要求被提问者选择他们最不想跟哪一类人做邻居。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富攻击性的数据集合，其中包括不想和其他不同种族、宗教信仰以及同性恋人群做邻居的人所占的比例。设计师希望通过创造一个世界大家庭邻里聚会的形式消解人们之间的厌恶与相互排斥。在作品中，气球被用来形象地代表每一个受访人所属的国家，气球的高度则代表着该国受访者厌恶“异己”的程度。一大块宴会蛋糕被装饰成世界地图的模样，一条条缎带把代表受访者所属国家的气球联结在蛋糕上标示该国的区域。系在缎带上的卡片，写有没被邀请的“邻居”名称。或高或低的气球似乎是一种温柔的讽刺，提示着人们对其他“异类”的排斥有多么鲜明而肆无忌惮。这种深植于作品中的警示，源于数据，更源于设计师面对现实问题时主观而强烈的责任意识。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工作坊所依托的被称作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平台，是由57个国家的社会科学家的网络共同组建的，旨在调查全球范围内各个国家人们的价值观，以及这些价值观对于社会政治和日常生活的影响，调查所涉及的话题涵盖宗教、政治、家庭生活以及环境保护等时下热点。仅由数据平台的选择，就不难看出设计师们对涉及社会学、价值观领域相关话题的兴趣。

在大数据时代，我们每个人都既是数据的使用者，又是数据的生成者。对于批判的可视化创造者而言，数据可以客观，观点却永远逃不开主观的控制。正因如此，与其他类型的数据可视化作品相比较，每个批判的可视化项目都带有设计师鲜明的立场和观点，在设计呈现上也相对具有明确的引导性——通过受众在“数据场”中对设计的体验、参与和互动，引导受众在思考的基础上认同而非简单地接受设计师的观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批判的可视化项目是设计师的魔法棒，不动声色地将受众引向设计师想要达到的路径尽头。

理性的力量：数据激进者的“另类”表达

尽管批判的可视化一再强调设计师的主观立场，凯琳也形象地将批判的可视化创作者称作“数据激进者”，可面对批判的可视化作品，受众感受最强烈的却是其中深沉的理性力量。

《油和水》（Oil & Water），英国皇家艺术学院批判的可视化工作坊的代表作品之一，由交互设计专业的丹尼尔·福斯特·史密斯（Daniel Foster Smith）和产品设计专业的詹姆斯·凯德金（James Cadogan）共同完成。作品由一组透明玻璃瓶组成，每个小玻璃瓶各自代表全球最富有的24个国家之一，瓶中装的是回收来的被污染的工业油污，并注入一定容量的水。在作品中，油代表的是持经济优先观点的人，水代表的则是持环境优先观点的人，每个国家的被调查者对于环境保护的态度则透过油和水的比例清晰地呈现出来。最简单的元素，最鲜明的对比，整个作品的呈现没有一丝的哗众取宠，却在静置中让观者感受到来自数据的力量——这一刻，数据也有了声音。

确切的说，在这类可视化作品中，数据起到的作用，不是帮助作品呈现，而是成就作品的自生长。这一点，在设计师马瑟·赫莫尔（Marcel Helmer）、杰西卡·摩根（Jessica Morgan）和保罗·斯托维诺（Paul Stawenow）共同设计的作品《平衡》（Balance）中也有所体现。

“你认为政府应该减少环境污染吗？你是否同意政府增加税收，并将这部分资金用于防治环境污染？”这些是在可视化项目《平衡》当中借助世界价值观调查平台所提出的主要问题。项目就涉及到的22个国家支持降低环境污染的态度进行可视化呈现。设计师用扇形的两个半径分别代表那些愿意或不愿意投入自己的钱来降低环境污染的人群比例。理想状态下，两个扇形的半径应该是同样大小，以维持由两个扇形组成的半圆的“平衡”。在作品现场人们会看到，如果同意出资降低环境污染的人数比例更高，代表该国家的半圆会自然倾斜向喻示安全的墙壁那一侧；而相反的情况则使半圆倾斜到了危险的边缘。扇形的半径以及由重力作用形成的倾斜角度均因数据的变化而自然生成，没有一点设计师人工操作的痕迹。

所以，我们更愿意这样理解：凯琳使用“数据激进者”这个称谓，本身就带有强烈的社会学色彩。她只是希望这样一批现在还在学校里的从事批判的可视化创作的学生走向社会以后，可以运用他们多方面的能力和创意去推动信息可视化下一轮的新浪潮。这里所说的“激进”，绝非设计的表现形式，而是更多地指向一种面对设计责任所表现出的态度，和主动运用自身能力及创意推动数据可视化新浪潮的使命感。或许，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从事批判的可视化创作的设计师比我们更加尊重数据的力量；他们所做的，正是在顺应数据自身理性力量的自然呈现。惟其如此，在这群“数据激进者”的作品当中，我们才更多地感受到了作品温和而深沉的理性光芒。

籍由中央美术学院举办“信息新浪潮”展览的机会，凯琳2013年10月份来到北京，并在美院延续了她的批判的可视化项目工作坊。期间，她不仅展示了此前在英国皇家艺术学院所进行的诸多批判的可视化设计案例，也和她的中国学生们共同完成了基于新数据平台——世界数据银行（World DataBank）的数据可视化创作。对越来越多加入凯琳所倡导的批判的可视化实践的数据激进者而言，面对纷繁复杂的数据世界，也许批判只是形式，建构和改变才是目的。（编辑：孙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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