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抗与和解

【摘 要】高明的表现手法，清晰的叙事线索，使得《海角七号》超脱了一般励志片与音乐片的类型范畴，因此带给观众极佳的观影感受。个人与时代、在地与外地、乡村与城市的三组对抗最终都以和解的形式化解，在对抗与和解中，影片的内在理路得以展现。

【关键词】海角七号；对抗；和解；内在理路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13-0113-02

一、个人与时代的对抗

《海角七号》叙事时空跨越了60年，一段是二战时的师生恋，一段是电影中乐队的组建。这两段剧情看似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其中的人物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来自时代的压迫，并做出一定程度的对抗。最先出场的是日本教师。由于二战中日本的战败，他不得不从台湾遣返回日本，但是与他相爱的他的学生友子却只能留在台湾。在突转直下的时代背景中，这位日本籍的老师变得手足无措：“我是战败国的子民，贵族的骄傲瞬间堕落为犯人得枷。”在时代的强流中充满了疑惑和无奈。他反抗的表现就是将自己的悔恨、矛盾、不舍、思念以及祝福记录下来。他以将自己的书信寄给友子完成对自己曾经懦弱的救赎，将两人的情感达到一个比较完善的地步。与存在于60年前的那位虚幻的男教师不同，阿嘉是影片中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也是《海角七号》的男主。在小说中，阿嘉在台北进行了十五年之久的摇滚乐团事业，在即将成功出道的时候，却被自己的队友出卖，为别人做了嫁衣。在当下社会的冲击之中阿嘉无疑是一个失败者，没有能够在时代的洗练中存活下来。但是十五年的摇滚精神的熏陶使他不可能像那位日本教师一样一言不发地离开，于是有了开篇中那个经典的摔吉他场面，以及影片的第一句脏话：“我操，我草你妈的台北！”在乐队的成名曲中，他愤怒地离开了台北。远离新光三越摩天大厦，远离了日新威秀影城，远离了一切台北的象征，回到了他的家乡恒春。此时的阿嘉厌恶摇滚，厌恶音乐。他也在对抗时代，方式就是远离音乐，远离摇滚。由以上的阐释回到现实中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海角七号》能够获得如此之高的票房成绩，甚至出现“奔走相告”的观众内部的宣传方式？跟当时台湾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关系。自1978年12月5日中美签署了外交联合公报开始，台湾在国际舞台上就变得举步维艰。随着国际环境的持危扶颠，台湾不得不从“戒严”改为“解严”，在引入欧美电影入台之后电影市场就变得惨淡，这种情况自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变得更加岌岌可危。而政府在势力的目的之下间接地通过颁布政令来控制岛内的电影产业无疑是给电影市场雪上加霜。因为政治文化的双重压力，台湾笼罩在文化不自信的阴云中。而此时的《海角七号》就像一只拨开云雾的手，给了台湾民众希望。“人民生活困苦不堪窘境中的大批台湾观众，得到了一次情绪宣泄、感情放松的良好机会，出现了观众互相奔走相告、呼朋唤友同去观赏和热心观众看了又看连看九遍的罕见情景。”那个在恒春的由“失败者”组成的乐队之于台湾，就如同台湾之于世界。这个乐队给了影片人物希望，同时也给台湾民众带来了希望，那就是本土文化的自信。在这样的作用之下，怎么称赞这部影片都不为过。

二、在地与外地的对抗

台湾“在地”的意思就是本地，当地的意思。在地意识的形成与台湾自身独特的环境有关，政府大力宣传“爱台湾”的口号以及长期的暧昧的政治局势，使得台湾人更加“爱地”。与“在地人”相对的就是“外地人”，但是与这种本地意识相对的其实就是现在广为人知的“全球化”。自上个世纪开始的全球化趋势一直在冲击着台湾，这在台湾电影市场上就有明显的展现。新电影运动之后，台湾电影业进入低谷。又受到好莱坞电影全球一体化行销策略的冲击，加上台湾经济衰退，台湾电影产业在黑暗中艰难前行。过度强调艺术化的“作者电影”，不考虑商业化的需求使台湾电影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身陷囹圄。“在当下这样一个商业风潮越演越烈的时代，新电影所倡导的艺术与人文理念有了再度被边缘化的危险。”并且在这之后引发了“艺术与商业矛盾”的大论战。

在影片中，在地意识与全球化的对抗最为常见，也最为激烈，虽然这与演员的角色设定有关系，但是也反映出魏德圣导演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洪国荣这个角色算得上是影片中最有话语权的一个人物，他的强势来源于社会地位以及个人性格，之所以他的在地意识最为强烈从他的代表会会长的身份就能看出来，在地人的代表必然是对本地意识最坚定的捍卫者。而恒春在全球化的冲击之下，处于新旧文化的交替之中，“外乡人”的出现无疑是对身为在地人的权威代表洪国荣的挑衅，所以有了洪国荣出场的场景：破坏外地人在本地的摄影活动。在他的眼中，在地人其实是被伤害的一方。在这种想法的指导下，在选择暖场乐团的时候几乎是以威胁的方式强迫对方达成共识，像是一个粗鲁的，（下接第115页）蛮横的乡村家长。

但是仔细分析之下就可以发现，表面强势的洪国荣在“在地”与“外地”的对抗之中是处于弱势的地位。在“在地”与“外地”的对抗之中，最为重要的“筹码”根本上就是年轻人，也就是新生力量，而在地人拥有的这种“筹码”显然是不多的，这点仔细观看影片就可以得出结论。在选拔暖场乐团的成员时可以很明显地发现：观众大多都是老年人，洪国荣本身也经常发出这样的叹息：“你看我们这海多美，现在的年轻人怎么就留不住呢？”

最终这种对抗的结果也是以和解的方式进行的，其表现除了乐队的成功演出，还在于洪国荣对马拉桑态度的转变。这些就是在说明：在影片中的在地意识在慢慢地减弱了，在地与外地、本土固守与全球化之间的对抗必然是本土意识的改变和屈服。恒春这个城市在影片中是一个美丽而又传统的乡村的象征，“可即便在这么美丽的地方，乡土与现代，固守与发展之间也如同难以交融的水与油。”全球化是大势所趋，只要整个社会环境是开放的，必然会不断有新的观念进入在地，从而慢慢地改变在地意識。这种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信息的高速流通。就像影片中阿嘉说的：“现在人都打电话了，哪里还有人写信？”恒春这个依旧保留在信件时期的古城，肯定会因为新的信息不断涌入而被改变，而这种改变不是彻底消失原有的在地意识，而是不断地融合产生一种内容被更新的在地意识。

三、都市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对抗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来解释为什么会有这种对抗是再合适不过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现代社会和传统的社会生产方式有根本性的差别，注定在文化领域有着巨大的区别。意识形态文化资源即精神文化资源，尽管其不会表现为一种物质形态，但是一样能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文化资源的构成本质上不同于生产资源的构成，它形成于人类的历史文化发展的过程，并以具体的、可感知的活动形式存在。”乡村和城市生产方式的巨大差异必然会带来两者文化的差异。

四、结语

综上所述，《海角七号》的冲突主要体现在个人与时代、在地与外地、城市文化和传统乡村文化这三个方面。我们也可以从论述中管中窥豹：一部优秀的电影是有很多“对抗”的，正是有了这些“对抗”的存在，导演的意图以能让观众更好接受的方式得到传播。

参考文献：

[1]林良敏.台湾“后新浪潮电影”正在崛起[J].中国电影市场，2008，（11）1.

作者简介：

吴彪彪（1993-），男，汉族，山西省临汾市人，艺术学硕士，主要从事广播电视艺术学方向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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