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有银

对財富的渴望和追求，大约是人类共同的天性，而对财富的占有和支配，则常常被视为成功的标准和尺度。谁都听惯了“恭喜发财”的祝福，随处可见传授致富诀窍的秘笈，福布斯富豪榜成了许多人心中的英雄谱。“赚钱”正在占据人生规划和目标的核心，并成为我们文化的一部分。至于赚钱为什么和做什么，似乎是不值得多虑的。“有钱的感觉真好”，难道还有疑问吗？

然而，也有人虽然堆金积玉、富甲一方，却在滚滚红尘中悟出了“赚钱只是机会，花钱才是智慧”的道理，发现金钱只是实现理想抱负的便利条件。翻开一部世界科学史，我们能看到许多最会花钱的大智慧者，他们用自己的财富推动科学发展的进程，也将名字永远留在科学的丰碑上。

诺贝尔的决断

历史上最有影响的瑞典人，应该非诺贝尔莫属了。和同时代坐拥千亿家财的洛克菲勒、卡内基、范德比尔特、摩根等人相比，诺贝尔要差好几个数量级，但却不妨碍他“好钢用在刀刃上”，成为世界上最有见识、最有眼光的金主。

诺贝尔是靠着1867年发明硝化甘油炸药成为巨富的。1847年，意大利都灵大学的化学家索布雷洛发明了爆炸力远远超过黑色火药的硝化甘油，但由于性质极不稳定，稍有震动便发生爆炸。诺贝尔的硝化甘油工厂就曾在1864年9月3日的重大事故中炸成废墟，并夺去了诺贝尔的弟弟埃米尔和4个工人的生命。但诺贝尔屡蹶屡振，终于在1867年用多孔的、吸附力极强的硅藻土和硝化甘油混合，制成了安全可靠、便于运输和操作的固体硝化甘油炸药。人类从此获得了移山倒海的力量：修筑铁路、疏浚河床、开凿矿井、贯穿隧道，苏伊士运河和阿尔卑斯山脉的打通便是诺贝尔炸药的功劳。诺贝尔还发明了雷管、无烟炸药等，作为化学家、工程师、发明家、企业家，诺贝尔的炸药成为继蒸汽机之后工业革命的又一个强大推手。

但炸药作为“最有建设性也最有破坏性”的发明，让战争变得更加残酷和恐怖。尽管世人常把诺贝尔称为和平主义者，但他从1894年直到去世，一直是瑞典最大军火企业博福斯的老板，先后开设了近百个兵工厂，生产的武器行销给交战的双方。1888年4月12日，当诺贝尔的哥哥路德维希在戛纳去世时，法国地方报纸误以为死的是诺贝尔，竟用幸灾乐祸的标题发布消息说：“死亡贩子死了”，接着是寥寥数语的轻蔑报道：“他靠着找到一种比任何时候都更快的办法屠杀更多的人而发财致富”。当诺贝尔赫然“预览”到自己的“讣闻”，看到社会对自己一生奋斗如此盖棺论定，顿时受到极大的震撼和刺激。他心惊肉跳，霍然汗醒，陷入痛苦的反省和深思。1895年11月27日，诺贝尔在巴黎家中用瑞典文亲笔写下了最后的遗嘱，并于12月1日在瑞典俱乐部当着4位证人的面签字，将全部财产的94%共计3150万瑞典克朗捐出，用于建立诺贝尔基金会，分设5个奖项，“授予那些前一年对人类福祉的巨大贡献者”。此举不仅是洗刷污名、重塑形象的补救措施，也是慰藉良知、自我救赎的心灵需求。如果没有法国报纸的错误报道，也许世上压根就不会有诺贝尔奖。

其实诺贝尔在晚年已经丝毫体验不到财富带来的满足和快乐。他孤苦无依、心脏衰弱、头疼频繁、精神抑郁，每天都是在法国仆人怜悯的眼光下苟活。诺贝尔曾筹划过在巴黎建造一个舒适豪华的“自杀圣地”，因为“跳进冰冷肮脏的塞纳河中实在太痛苦和窝囊”，他要让轻生者在乐队美妙的伴奏下，尊严而体面地走向天堂，这也算临终关怀的早期思考吧。对科学的支持也时在念中，1895年5月22日，他曾拿出6.5万瑞典克朗，赞助瑞典探险家安德鲁乘坐气球的北极航行。诺贝尔的遗嘱至少三易其稿。在1893年3月14日的版本中，他把20%的财产分给22位亲戚和朋友，17%赠给斯德哥尔摩大学和巴黎的瑞典俱乐部等机构。幸亏诺贝尔认识日渐明确，果断废除此前遗嘱，做出深思熟虑的最后决定。

1896年12月10日，诺贝尔因脑卒中在意大利圣雷莫的别墅逝世。他的遗嘱不仅因为惊世骇俗、出人意表而引起舆论哗然，还因为语言含混、漏洞百出而遭到诸多质疑：诺贝尔生在瑞典，9岁后便以非公民身份浪迹俄国、法国、意大利，被雨果称为“欧洲最富有的流浪汉”，他的遗嘱该由哪国法庭管辖受理？诺贝尔的诸多亲友眈眈而视，如何逃得了财产纠纷？诺贝尔基金会还压根没有成立，何来管理财产的主体？遗嘱委托的瑞典科学院等机构毫不知情，谁来负担评奖工作的成本？将瑞典的财富流向全世界“不爱国”，瑞典国王带头反对。真可谓“万事不备，只有东风”。

诺贝尔的遗嘱眼看就要变成一张废纸。多亏两位忠诚的遗嘱执行者索尔曼和里杰奎斯特，他们不负诺贝尔的托付，“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组建诺贝尔基金会，稳住企业和规避税金，取得诺贝尔侄子伊曼纽尔的支持，说服瑞典科学院等机构，向国王当面陈词。经过4年的生关死劫，1900年6月29日，瑞典政府签署法令，正式批准诺贝尔基金会成立。1901年12月10日，诺贝尔逝世5周年之际，第一届诺贝尔奖终于开门大吉。

对于和平奖、文学奖我们姑且置之弗论，但三项诺贝尔自然科学奖无疑是人类文明最珍贵的奇葩。此后尽管有人想复制诺贝尔的成功，可无论菲尔兹奖、图灵奖、泰勒奖、格鲁伯奖、瓦德林·路德奖、拉斯克奖，仍会被称为数学界、计算机学界、环境学界、天文学界、地理学界、医学界的诺贝尔奖。100多年来每逢10月，全世界的目光都会注视着诺贝尔奖的揭晓，12月10日盛大的颁奖成为对诺贝尔的最好纪念。

不能不钦佩诺贝尔的高明和执行者的坚韧。一笔钱用得如此出神入化、巧发奇中，带来这样经久不衰的全球效应和文化价值，恐怕是诺贝尔当年始料不及的。

索尔维的功勋

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有一座古老的大都会酒店，绵延百年的索尔维物理会议和化学会议至今仍在这里薪火相传，交替举行。对于普通公众来说，索尔维会议的名字未免有些陌生，但全世界科学家都知道，应该从这里追溯现代物理学的发祥和肇端，寻找相对论和量子论的因果与根脉。

在19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人类曾一度顾盼自雄，完全陶醉在辉煌的成就中。也难怪，掌握了牛顿运动定理、麦克斯韦电磁方程和热力学公式，似乎已经足够解释大自然的全部奥秘了。当年流行的共识是，物理学大厦已经建成，后人能做的只剩下零星装修，将计算“精确到小数点后面6位”。1900年4月27日，开尔文勋爵在伦敦皇家学会发表演讲，题为“19世纪笼罩着光热动力学理论的乌云”，他不无隐忧地说，经典物理学的“优美性和明晰性却被两朵乌云遮蔽，显得黯然失色了”。第一朵乌云来自1887年的迈克耳孙-莫雷实验，证明了光速在各个方向相同并由此否定了以太的存在；第二朵乌云则来自1898年卢梅尔和普林舍姆的黑体辐射实验，暴露了瑞利-金斯定理在短波区导致辐射强度无限积累的荒唐，被埃伦弗斯特讥为“紫外灾难”。

卡文迪许的“红利”

卡文迪许实验室是剑桥大学的明珠，也是世界现代物理学的摇篮。斜阳草树，寻常巷陌，这座古风悠扬的三层小楼，就是卡文迪许实验室的旧址。徜徉在一个个伟大科学事件发生的历史现场，心中会涌起麦加朝圣般的敬畏。我们的世界之所以成为今天的面貌，卡文迪许实验室是许多因果链的重要开端。

万邦来仪的1851年伦敦世博会标志着工业革命时代的降临，英国大学几百年间重理论、轻实验的学风开始备受质疑，因为社会大变革需要更优良的机器和更熟练的操作。1846年，威廉·汤姆孙（后称开尔文勋爵）在格拉斯哥大学前任教授家的地下酒窖建立了第一个简陋的实验室。此后牛津大学的克拉伦登实验室于1868年动工。剑桥大学不甘人后，1869年成立专门的委员会进行论证，决定在原来为植物园准备的土地上修建物理实验室，主体工程和设备预算为6300英镑。

18个月过去了，这笔巨款还迟迟没有着落。时任剑桥大学校长的德文郡7世公爵威廉·卡文迪许是英国著名科学家亨利·卡文迪许的后裔，他于1870年10月10日写信给副校长霍克，决定自掏腰包，支付实验室建造的全部费用。资金到账，百事顺畅，知名建筑师福西特欣然担任实验室设计。1872年3月12日，承包商基布沃斯以8450磅总造价中标，威廉·卡文迪许照单全付。实验室在建造过程中一直叫德文郡实验室，直到1874年落成后才顺从众议，为纪念亨利·卡文迪许，将实验室命名为卡文迪许实验室。

科学的投入大多不能得到立竿见影的回报，1874年6月16日，卡文迪许实验室正式剪彩，当时只有17个学生选修自然科学，其中物理专业仅寥寥数人。经过几代经营和积累，卡文迪许实验室终于成为全世界首屈一指的物理学中心。这里先后走出了29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汤姆孙发现电子，卢瑟福发现元素的嬗变，布拉格发现X线衍射定理，阿斯顿发明质谱仪，威尔逊发明云室，查德威克发现中子，沃尔顿和考克罗夫特率先分裂原子并证实爱因斯坦质能方程E=mc2，沃森和克里克发现DNA双螺旋，女科学家霍奇金发现大分子三维结构，约瑟夫森发明“约瑟夫森结”，赖尔开创射电望远镜新纪元，罗斯林、休伊士发现中子星，卡皮查发现低温物理的超流体，萨拉姆发现核子弱相互作用，拉姆齐造出超精密铯原子钟……一座实验室竟有如此巨大的能量与活力，做出和它的规模完全不成比例的贡献，这种奇迹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饮水思源，怎能不感激威廉·卡文迪许当年的慷慨捐赠？至于这位公爵还为其他什么事情花过多少钱，后世既不知晓也不关心，历史只记住他“投资”卡文迪许实验室，为人类留下永远的“红利”。

但慷慨解囊并不意味着一了百当。卡文迪许实验室成功的重要原因在于用人。首任教授麦克斯韦深湛的理论功底、严谨的治学精神、自己动手制作实验设备的原则，成为卡文迪许实验室宗奉不渝的传统。1879年麦克斯韦英年早逝后留下的书籍，则是卡文迪许图书馆最早的家底；瑞利继任后多有兴革，自己编写教科书。1882年开始招收女生。1904年瑞利获得诺贝尔奖时已经离任10年，仍把奖金中的5000英镑捐给卡文迪许实验室；28岁的物理学家汤姆孙1884年接班后，开启了卡文迪许实验室的黄金时代。从1895年开始向全世界招生，新西兰农民的儿子卢瑟福便是第一个海外才俊；待到卢瑟福1919年继任，卡文迪许实验室已经成为一战后世界物理学中心，学生达到600多人。1933年建立蒙德实验室，墙上装饰的大鳄表达了学生对他的尊崇；劳伦斯·布拉格1938年受命，对二战中雷达和原子弹研究厥功甚伟。此后果断转型，向射电天文和分子生物领域发展。

卡文迪许实验室掌门人的战略眼光、开拓意识、奉献精神和人格魅力是使实验室不断走向辉煌的关键，这里又涉及“大楼”和“大师”的问题了。回想卡文迪许实验室动议之初，校方的第一人选曾经是大名鼎鼎的开尔文，只因老勋爵不愿离开格拉斯哥而作罢。麦克斯韦去世后，校方二次邀请开尔文却再遭拒绝。瑞利去职后又三请开尔文但仍然未果。也许这才是卡文迪许实验室的大幸。开尔文晚年因循守旧，思想僵化，如何能开创和执掌如此宏大格局？先于卡文迪许实验室的牛津大学实验室也相对平庸逊色，别忘了校长克拉伦登当年比卡文迪许捐钱更多，达1万英镑。

不由想到伦琴1901获首届诺贝尔物理学奖后，曾把全部奖金捐献给维尔茨堡大学。由于缺乏打理和运筹，最后在通货膨胀中完全“打了水漂”。可见为科学撒播的种子， 不会自动长成参天大树。“所托得人”和“所托非人”有着天壤之别。

【责任编辑】庞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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